作為國內朱子學、陽明學研究的大家,浙江大學古籍所教授束景南幾十年如一日,在浩瀚史料的字字爬梳考證中,還原一個真正的王陽明。 他的逾百萬字的《陽明大傳:“心”的救贖之路》,將王陽明還“圣”為“人”、將陽明心學還“玄學”為“實學”。 束老至今習慣用筆寫作 「一切憑材料說話 一切據事實立論」 上書房:在眾多古代思想家中,王陽明是不是遭人誤解最多的哲學家? 束景南:500年來,在哲學舞臺上,王陽明時而被“捧上九天”,時而又“跌落圣壇”。特別是近代以來,陽明研究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或左或右、“或生或死”的時代變遷,留下了很多難解的誤說、疑團和空白,成為明代思想史上的最大公案。 造成這一思想史研究上的大起大落景象,主要原因還是人們看問題的方式出了毛病,習慣于“好的就全好,壞的就全壞”,形成了一種偏執(zhí)、偏激的思維方法。我們應該好好反思這種思維慣性與惰性。 事實上,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不是隨心所欲的解讀與詮釋,而是一個不斷向歷史真實貼近的認識過程,誰也沒有權利說自己達到了對歷史的終結詮釋或永恒定見。在研究王陽明的時候,我就常常警醒自己:一切憑材料說話,一切據事實立論。要求真、求實、求是,通過破解種種錯案、疑案、迷案、懸案,來重新認識王陽明其人其事其思想。 上書房: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對王陽明產生興趣的? 束景南:這就要講到上世紀60年代,我在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了。1963年的春天,一次我去逛夫子廟,意外在舊書攤上購得一部《陽明全書》。雖然不怎么看得懂,卻經常去翻看、思考。這本書一直伴隨我度過了后來的10年鄉(xiāng)村教師生涯。 1978年,我走出中學教書匠的小天地,進入復旦大學學習古代文學。我的導師蔣天樞先生,是陳寅恪先生最器重的弟子。陳寅恪先生的文集是由他整理編訂的,而且蔣天樞先生還為陳寅恪先生寫了一本編年事輯。我后來寫年譜,就是從他這里得到的啟發(fā)。 一次,蔣天樞先生特意拿出《柳如是別傳》的手稿給我看。我看后頓覺眼界大開?,F(xiàn)在有很多人熱衷于寫帝王將相、皇后貴妃的“大人物”,搬弄戲說宮廷斗法、后妃爭寵,認為關注小人物沒有價值、沒有趣味。這是錯誤的。須知歷史是由一個個小人物創(chuàng)造的,寫歷史不能無視小人物。 陳寅恪先生給柳如是寫一部80萬字的傳記,實際上就是通過寫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的命運,來反映一個天崩地裂的大時代。這是一部何其偉大、震撼人心的作品。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不就是這樣寫的嗎?當時,我就暗下決心要給王陽明立傳。 上書房: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您率先寫出的是《朱子大傳》。 束景南:宋明理學文化是一氣貫通的。研究王陽明,給王陽明寫一本思想大傳,必須先研究朱熹、研究程朱理學。這是一個大前提、大基礎。所以,我研究生畢業(yè)后,就著手開始對朱子學的研究。寫出《朱子大傳》《朱熹年譜》等著作后,便水到渠成地轉入對王陽明的研究。 坦率地講,我研究王陽明,一個重要的參照是把他的思想同朱熹的思想進行比較,而不是把王陽明與朱熹對立起來。儒家心性論思想本就是一個解決“人心”與“人性”問題的道德哲學體系。如果說朱熹“性即理”的性學主要是解決人性問題,那么陽明“心即理”的心學就主要解決人心問題。他們兩人舉起“復性”與“復心”的兩面人本旗幟,在儒學思想體系內部構成互補共進的關系。 「剖析復雜靈魂和心態(tài) 避免主觀推演與詮釋」 上書房:這兩年出了不少有關陽明思想的書,您的這部大傳有什么不一樣? 束景南:我在《陽明大傳》中,把“引論”稱為“21世紀新陽明學宣言”,意思是說鑒于21世紀以來王陽明的逸詩、逸文與相關資料有大量新發(fā)現(xiàn),對陽明生平行事與經歷有大量新考定,對陽明心學思想有了更深層的新認識,需要提升對陽明學的研究,對王陽明及其心學作全新的探討,建構21世紀的新陽明學。 我始終認為,思想傳記的著作應該是一把靈魂的解剖刀,就是要剖析復雜的靈魂、復雜的個性、復雜的心態(tài)、復雜的思想,遠離主觀推演與詮釋,避免把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抽象成為空洞的象征符號。既有“古典”的研究方法往往把活的文化個性、文化心理“過濾”為一般的哲學原理、人生信條與政治原則,這是由具體上升為邏輯的抽象。我的研究則致力于把一個時代的哲學意識、人生信條和政治追求“還原”為現(xiàn)實的活的文化個性、文化心態(tài),這是由抽象上升為歷史的具體。 上書房: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您特意作了哪些準備? 束景南:確實,這需要具備宏大開闊的文化視野與堅實的歷史敘事能力。 為了彌補不足、拓展思路,我一方面重讀了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另一方面選讀了西方大家寫的各類思想傳記,如蒙克的《維特根斯坦傳》《羅素傳》、庫恩的《康德傳》、艾爾曼的《奧斯卡·王爾德傳》、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查德森的《畢加索傳》等。我甚至還重讀了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與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學習他們塑造靈魂與形象的歷史敘事能力。 這些細致入微解剖靈魂的傳記體著作,幫助我跳出空泛敘事、真?zhèn)文娴膫鹘y(tǒng)紀傳體寫作模式,盡力寫出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王陽明。 上書房: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想來花了很多笨功夫吧? 束景南:我給王陽明寫思想傳記,一開始需直面三個挑戰(zhàn):一是有關王陽明的資料很少,二是在總量很少的資料中還有很多錯誤,三是不少有關王陽明的傳統(tǒng)說法存在很多錯謬。要避免重復前人的說法、謬誤,一定要大量挖掘新資料,要不憚繁難、全面查找,蛛絲馬跡都不能放過。這一查找、開拓資料的過程整整花了10年時間,先是寫出《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和《王陽明年譜長編》,然后才動筆寫《陽明大傳》。 寫《陽明大傳》,最難寫的是他的早年時光與經歷。王陽明30歲之前,幾乎沒有留下什么一手資料。怎么辦?唯有從開拓原始資料入手,從查明代的資料起步,一直查到清代,查到近代,查到當代。那段時間,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浙大圖書館古籍室里手抄謄寫各種文獻資料,晚上回到家再進行梳理、考證,去取在我,化為我用。 除了明人的別集、總集外,地方志和佛經道藏里也有不少關于王陽明的資料。同時,通過研究書畫作品上的題詩、批注、跋文等,也可以找到不少王陽明的逸詩、逸文或相關證據。窮年累月地查抄、考證資料,是做學問的笨功夫,是我從陳寅恪先生那里學來的。 上書房:懂得做笨功夫就夠了嗎? 束景南:笨功夫還需要成為硬招式,一個前提就是最好能做到文史哲融會貫通,具備堅實的理論思辨能力。只有這樣,才能駕馭海量材料,才能游心其中、超越其外,進而偵破疑案、破解誤說。 比如,我把弘治十八年定為王陽明崇信陳白沙之學、走上心學之路的思想轉型之年,把正德十四年定為他的“良知之悟”之年,還揭明王陽明在“大禮議”中的真實立場和看法,揭開他在天泉證道會上發(fā)“王門八句教”的真相,等等。這些都是在辨析新資料、考證大量史實基礎上探索得到的新認識,糾正了歷來的誤說、錯案。 「從九華山茅山到泰山 沖破佛道與官學迷霧」 上書房:在致良知的道路上,王陽明具體面臨了哪些挑戰(zhàn)? 束景南:人心的向善,人心的復明,人心的救贖,人心的復歸,是一個千百年來困擾人類進化發(fā)展的話題,也激發(fā)王陽明一生都在求索沉淪異化之心的光明復歸之路。 在早年的“前心學”思想時期,王陽明的探索有進退反復、困惑迷茫,有迷途歧路、彷徨顧反。但從游九華山的“禪路”、游茅山的“仙路”到游泰山的“儒路”,他最終沖破了佛道與程朱官學的迷霧,回歸孔孟儒學,踏上了心學之路??讖R豎立的《泰山高》詩碑,成為陽明回歸孔孟儒學的覺醒之碑。接著,在心學之路的探索上,他日進日新,留下了一個又一個自我心悟的足跡,最終登上良知心學的巔峰。 陽明心學思想發(fā)展上的這些心悟,歷來受到很多人的關注。但有好事者有意無意地把陽明心悟神秘化,越說越玄。其實,所謂心悟并不玄虛神秘。它不過是人在經過長期思考后,剎那間生發(fā)領悟到的一種新認識、新感知,是新認識對舊認識、新感知對舊感知的超越,這是人在認識過程中常常發(fā)生的認知飛躍現(xiàn)象。我們千萬不要被外在的神秘形式遮蔽了具體的理性內蘊。 上書房:頗具傳奇色彩的“龍場之悟”,究竟悟到了什么? 束景南:在陽明一生中,其實不是只有一個“龍場之悟”。他在心學認識的進程中發(fā)生過大大小小的心悟,它們都是了解其心學思想演進的關節(jié)點。其中,最關鍵的有四次,即弘治十八年的“心學之悟”、正德四年的“龍場之悟”、正德十四年的“良知之悟”、嘉靖六年的“天泉之悟”,這在我的書中都有專章論述。 說到“龍場之悟”,至今還有人認為“龍場之悟”就是“良知之悟”。實際上,根據陽明的自述,“龍場之悟”是“悟朱學之非,覺陸學之是”。在此悟的基礎上,王陽明以一種更恢宏的文化視野來比較朱陸之學的異同,寫出了三部“是陸非朱”的心學著作: 一個是重新審視朱熹的五經注疏之說,發(fā)覺朱熹煩瑣訓詁注解之誤,寫出了《五經臆說》。 二是重新審視朱熹《大學》定本及《大學章句》,自定《大學》古本,確立“格物即正心”的宗旨,寫出了《大學古本傍釋》。 三是重新審視朱熹的全部著作,發(fā)覺朱熹的早年之說與晚年之說全然不同,認為晚年朱熹的思想轉向了陸學(心學),并在此基礎上寫出了《朱子晚年定論》。 嚴格來說,“龍場之悟”是一個本體工夫論心學體系之悟。這種本體工夫論心學,就是在本體論上講“心理合一”、在工夫論上講“知行合一”,而沒有大悟良知與致良知。但可以說,它直接開啟了通往良知與致良知心學的通道。 「超越憂君憂國憂民 升至憂人憂心憂道」 上書房:近年來的陽明熱中,還有哪些需要批駁的不良傾向? 束景南:當前,陽明學成為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熱點,王陽明也得到了較為公允的評價,確實令人歡欣鼓舞。但在這一股熱潮中,有些研究者喜歡講大話、講空話,出現(xiàn)了神化王陽明、庸俗化陽明學等苗頭。 神化王陽明,就是把他說成什么“第一完人”“神奇圣人”,把陽明學說成什么“驚天動地的大學問”,好像掌握了它,就能夠使“心力”無限強大,辦成所有的事。其實,陽明心學是一種解決人自身問題的人本學,是傳統(tǒng)儒家固有的充滿實踐理性張力的心性道德論思想體系。它旨在解決人心的善惡、道德修養(yǎng)問題,而絕不是什么經天緯地的事功學、成功學,更不是神通廣大的神學、宗教學。 庸俗化陽明學,表現(xiàn)為不去理解、認識陽明心學的人文精神,而把它當成一個神秘符號或者說偶像來祭拜、供奉,甚至要人跪在陽明像和《傳習錄》前面懺悔、自訴罪愆,甚至搞祭祀大典,叫大家一味拜圣、讀典、背經。這些庸俗化陽明學的做法,事實上已經把陽明心學降低為一種迷信了。 還有一種把陽明心學破碎化、隨意詮釋的不良傾向,不是整體上把握陽明心學體系,而是隨意從《王陽明全集》里找出一兩句話、一兩個故事來肆意發(fā)揮,講一些不著邊際、不切實際的大話。 舉個例子,陽明心學講的“心”是指什么?好像很多人沒有認真思考過這個首要問題。中國傳統(tǒng)思想說的“心”本就是一個模糊的哲學概念,不同的思想流派、思想家都有不同的解說。其實,王陽明對自己的這個“心”有明確的解說。他認為,“心”就是“真我”“真吾”。用現(xiàn)代哲學話語來說,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現(xiàn)在有些學者沒有搞清楚王陽明是怎么解釋“心”的,就把自己的認識、自己的觀點強加給王陽明。這樣的主觀詮釋,是學術研究的大忌。 春節(jié)前夕,我看到一篇文章,認為王陽明說的“心”就是弦。什么是弦?作者解釋,弦是宇宙物質的最小的單位,將物質無限分割到最后,就是弦。弦的震動,就產生了粒子,產生了物質和能量。推而廣之,心的震動就產生了一切。這樣的文章,我實在是看不懂。所謂弦理論,到現(xiàn)在也沒有得到實證,也沒有被科學界所認可,還只是一種假說。用這種假說的自然理論來解釋陽明心學,不是一種標題黨行為嗎? 上書房:把陽明心學貼上唯心論標簽,是否也是標題黨? 束景南:應該看到,王陽明的心學超越了傳統(tǒng)的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講精神與物質合一、思維與存在合一、主體與客體合一的哲學體系。所以,我在《陽明大傳》中明確提出,王陽明已經超越了傳統(tǒng)的觀念論(唯心論)的視域,轉向了更本真的存在論的終極人文思考。 進一步來看,王陽明的心學哲學體系具有強烈的實踐精神,貫穿“知行合一”的實踐方法論與工夫論。一方面,強調理論聯(lián)系實際,強調言行一致,說了要做,知了要行,認識了要實踐,知行要統(tǒng)一;另一方面,強調行完善知,實踐提升認知,實踐出真知,真行出真知,也就是他說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以及“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從這一認識出發(fā),我把陽明心學界定為致良知、復心體的心本哲學體系。它超越了傳統(tǒng)儒家士大夫憂君、憂國、憂民的境界,而上升到憂人、憂心、憂道的終極人文關懷。 《陽明大傳:“心”的救贖之路》 束景南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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