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城門：在德不在險？

北宋中期，一位叫范祖禹的儒臣也對宋哲宗說過這樣的道理：“新城（北宋東京外城）周世宗所筑，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圣所以遺后嗣子孫也。”百年之后，南宋詞人陳亮對此評價道：“在德不在險，是真書生之談耳！”

范祖禹的話，確實書生氣十足?？v觀整個北宋時期，來自邊疆的威脅無時不在。盡管宋遼檀淵之盟（公元1004年）后，北方契丹的威脅暫時緩解，但西夏軍隊的鐵騎聲仍不時響起宋神宗時，為了對付勁敵，京師兵馬大量西調，這也讓它的守備力量薄弱起來。于是，從宋太祖時即開始的修城活動，到宋神宗時期達到鼎盛。其中，城門的修建至關重要。神宗末期，皇帝下令買大量的木頭去修置京城城門，并開始修建甕城。到了哲宗即位初，外城城門的修建才大功告成。因了這場轟轟烈烈的修城活動，書生范祖禹才有了上述言論。

此外范祖禹還對在京城修建甕城頗為不解。他認為外城城門配置甕城，且用鐵皮裏門，實在是不倫不類，宋朝歷代先皇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甕城是什么？宋代著名軍事著《武經總要》中有描述：“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為之。高厚與城等，唯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薄捌_一門”是甕城的關鍵。因為甕城門不與城門對開，敵軍進攻甕城時，就得繞過甕城的正面，來到“偏”攻城。即使攻破甕城門進人甕城，由于城內道路曲折，還會影響進城速度。更為重要的是，攻入甕城的敵軍，將要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變成“甕中之鱉”。

讓人不解的是，根據(jù)史料記載，甕城至少在漢代至魏晉時期即已出現(xiàn)，為何范祖禹會對此大驚小怪？其實，答案也在他的話里——“甕城乃邊城之制”。也就是說，甕城是邊城才用的防御設施，不宜用于京師。但是即便如此嚴實的城門，最終也沒能抵擋大金的鐵蹄。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二月，一位叫周輝的大臣出使金中都，途經曾經的帝都東京，當他跨馬進入外城東墻的新宋門，只見京都的城門被修建得機關重重：“樓槽壕塹甚設，次入甕城，次入大城”，整整經過三重門！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東京的失守就始自城門?！毒缚狄洝贰ⅰ度泵藭帯返仁窌忻靼子涊d，金軍兩次攻打開封城，都是以外城門為突破口的。

只是帝王的用心，也并非全然白費。北宋末年，一位叫孟元老的少年隨父來到東京，迎面而來的外城給他以強烈的沖擊。他后來回憶道：“且暮修整，望之聳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蔭，毎二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御之器?！边@樣的東京外城，儼然一座軍事城堡。其震懾作用，不可小視。它的作用，正如美國城市設計的著名學者凱文·林奇在《城市形態(tài)》中所說：“這些形態(tài)是表現(xiàn)權力的冷酷工具，用來使一部分人屈服于另外一部分人，……這些形態(tài)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安全感、穩(wěn)定感、永恒感，一種威嚴感和自豪感?！闭f的雖是城墻，但對墻上點睛之門卻也同樣適用。所以歷朝歷代，京師的城門，無不重裝。明萬歷年間，利瑪竇在南京看到“十二座門，門包以鐵皮門內有大炮守衛(wèi)”。而甕城也遍設于這個朱元璋欽定的國都里。比如在通濟門內，就有三重甕城四個門。這些最先由北宋帝王從邊城搬來的城門防御設施，終于在后世的都城里開花結果。

看來，無論哪個帝王，都不具有以德懷人的自信。

城門之重：讓人哭謝而退

城門，確實事關權力的威嚴。公元4世紀，鮮卑族政權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隨后開始大修都城。南朝人卻在背地里譏笑他們。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把北魏政權稱為“魏虜”，并說這個蠻夷政權里，最初“妃妾皆住土屋連宮城的大門也“門不施屋”，到了后來，“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為重樓”。也就是說，沒有高大的城門樓。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痛下決心，改易風俗。其中一個動作，就是大建門樓?！堵尻栙に{記》有云：“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鏞城門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如云也?！边@個一心慕華的鮮卑君主，似乎想用“望之如云”的城門樓，來證明北魏王朝的天授神權與文明的高度。

清康熙七年（1668年，時任湖南祁陽知縣的王頤說，城壁樓櫓之立，可“振民之力而使興也動民之情而使和也，呼民之性而使覺也。仰之使知所載也，望之使知所也”，“信有關于政治也”。

“望之如云”、“望之使知所歸”的城門，構成中國古代城市的天際線。這些城市中最高的建筑，不是皇宮，不是王府，不是千年古剎，更不是富商豪宅，而是城門。它處在城池邊界，作用是向過往之人宣示政權的威儀。

除了高聳的城門樓外，漢長安城城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又提供了城門與權力關系的又一個線索。

漢長安城有12座城門，東西南北各3，每門又有3個門道，與《周禮》所載的“王城”驚人吻合。

然而，其中的“門道”不僅限于此。以直城門與宣平門為代表，門道與門道間相隔4米；而西安門與霸城門，門道與門道之間相隔竟達14米，可想見當年城的雄偉氣勢。而這兩個門道間隔14米的城門，分別對著未央宮南門與長樂宮東門，在空間上與權力中心十分接近。后來大唐長安南面的城門——明德門，更是突破三道之限，赫然出現(xiàn)五個門道?！兑住ふf卦》說：“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作為南面而治的象征，正南的城比其他城門更肩負著彰顯皇權的使命。

可城門的政治秘密，還藏在更里面。大唐貞觀四年（630年）四月三日，唐太宗李世民端坐在宮城正門順天門（后改為承天門）上，下令擺設各色珍寶，以顯示大唐之盛世，然后引見東突厥首領頡利，歷數(shù)其罪狀。在如此聲威之下史籍載：不可一世的頡利可汗“哭謝而退”。

皇城或宮城的正門上，不處理瑣碎的政務，卻是最具儀式感的大典舉行之所。在這里，皇帝接受俘虜、頒布大赦、接受四夷朝貢。

而這場聲威浩大的儀式能在門前舉行，與門前橫街也有關。承天門前橫街寬三百步，約合今天的411米，是長安城中最寬闊的街道。它就像一個大型廣場，能夠承載浩浩蕩蕩的人群。在這里，除了獻俘等儀式，有時也舉行觀燈、賜酣之類的表示君民同樂的活動。總的來說，由承天門統(tǒng)帥著的大型廣場，是展示皇家權力及尊嚴的場所，猶如天安門與天安門廣場這與西方城市中占據(jù)重要位置的市政廳前廣場，有著十分不同的文化內涵。

這樣的皇宮大門及門前廣場，被后世的王朝繼承下來。而作為廣場之“冠”、也就是權力之“冠”的門，讓統(tǒng)治者始終惦記心上。北宋政權一統(tǒng)天下后，趙匡胤下令大修北宋東京皇城門——宣德門：門洞由兩個增為三個，并在門樓兩側建有左右兩觀。文人梁周輸作有《五鳳樓賦》，盛贊改建后的門樓：“臺卑者崇，屋卑者豐…去地百丈在天半空”而城樓兩側“雙闕偶立，突然如峰”！

“突然如峰”的雙闕，其實在春秋時代就出現(xiàn)了。《爾雅·釋宮》中說：“觀謂之闕?！薄豆沤褡ⅰ穭t說：“古每門樹兩觀于其門?！痹陂T的兩側分別樹立雙闕，讓門顯得更加有氣勢。巍峨的闕，天生擅長于展現(xiàn)權力，于是被運用于重要的城門、皇宮門、寺廟門等處。到了隋唐時期，這門旁的雙翼漸漸凸起，形成一個倒“凹”形平面，讓門圈出的空間內有一種封閉之感。雖然宣德門已長埋地下，可我們卻可以從至今尚巍然聳立的故宮午門感受到門闕的威嚴。午門是明清王朝的宮城正門，其兩側凸出的闕，與高大的城樓形成封閉的空間，既增加了整個建筑的縱深感，又讓人有森嚴和壓抑之感。美國現(xiàn)代建筑師摩爾菲曾驚嘆，午門體現(xiàn)了“一種壓倒性的壯麗和令人呼吸為之屏息的美”。

高聳、龐大而壓抑。與這樣的門相配的，是要彰顯威嚴甚至肅殺之氣的儀式。在修建這些門時，統(tǒng)治者就特別注意將“威儀”、“震懾”融到設計之中。不可一世的東突厥可汗頡利流下眼淚，或許與大唐天子背后之門直接相關。

地方城市的城門上，沒有如此威嚴的政治儀式，可作為出入城市的唯一通道，卻是古時官府張貼公告、曉諭民眾的場所。不過它的政治功能更多是無形的，也就是通過巍峨的建筑來作為城市和政權的象征。因此在中國古代繪制的政區(qū)圖上，可以不繪制街道，不繪制寺院，甚至不繪制官署，但是城墻和城不可缺少。

不過也有例外。據(jù)文獻記載，宋代有個仙游縣，負山帶溪，形勢險固，長期沒有修筑完整的城墻，但到了南宋乾道年間，卻出現(xiàn)東西南北四座城門——沒有城墻的城門。到了明清時期，這樣的情況仍然存在。（光緒）《處州府志》上載，處州府下轄的松陽縣、遂昌縣等縣，均沒有城墻，卻赫然聳立著一座又一座城門。

在西方古代的城市里，也不時閃現(xiàn)城門的身影，比如雅典在希波戰(zhàn)爭（公元前499年至前449年），就修筑了長長的城墻。有了城墻，墻上的城門也是理所當然地存在了?？晌鞣降某情T形象，比起神廟、廣場和教堂等奪目的身影，卻顯得十分模糊和黯淡。也許正因為如此，當西方人走進中國城市時，總是第一眼就被巍峨的城墻和城門所吸引。

城門開閉：為了內外有別

上世紀20年代，瑞典學者喜仁龍迷戀上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后，注意到一個現(xiàn)象：

夜幕一降，城門就變得模糊不清、難以辨認起來。城門在居民沉睡的時候是關閉的。黎明，當?shù)谝粋€旅客趕著大車或小騾車踏上漫長的旅途時，厚重的木城門就被緩緩推開，猶如一位剛被喚醒的巨人呻吟著。漸漸地，進城的鄉(xiāng)下人越來越多……日上三竿，城門處的交通活動也紛忙、雜亂起來。

這是夜禁制度的末日余輝。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的《墨子·號令》中，就已記載了晚間關閉城門的制度。而《唐六典》的注文里，更是有著生動的記述：

夜，第一咚咚聲絕，宮殿門閉；第二咚咚聲絕，宮城門閉，及左右延明門、皇城門閉。其京城門開閉，與皇城門同刻。

唐時，當各個城門關閉的同時，各坊的坊門也要關閉。在直通12座城門的大街上設有街鼓，日暮時，擂鼓800聲，坊門即關閉，此時行人只能在坊內活動，不能在坊外的大街上隨意穿行，否則會因為“犯夜”而受到懲罰。《太平廣記》中記道，有一位叫張無是的小官員，居住在布政坊中。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冬的某天，他信步走在街上，卻聽到夜鼓響起，城門、坊門紛紛關閉。為了躲避巡夜檢查的官兵，不得已只好蜷縮在橋下過夜。冬天的漫漫長夜呀！夜禁的嚴格和震懾力由此可見一般。

如此嚴格的夜禁，一方面是防御和治安的需要，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也通過控制城門的開閉，劃分出了城內與城外、日與夜、法與非法的界限。

公元1170年，南宋政權定都臨安已30多年臨安府一位叫姚憲的官員上奏稱，臨安舊城門的門鎖因年久而“啟閉不謹”，提議鑰匙由大內鑰匙庫收掌，日落時分再“降付諸門”。這一建議得到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的采納。換鎖可能僅是種借口，其目的是在皇室劫后重生、政權稍稍穩(wěn)定之際，恢復業(yè)已混亂的城門啟閉制度。

可也正是宋孝宗本人，破壞了好不容易恢復起來的城秩序。

一日，宋孝宗和太上皇宋高宗出城西清波門，到聚景園游玩，夜深方才返回大內。由于身邊有眾多隨從人員，體貼的皇帝擔心如此大規(guī)模的出入，會給處于熱鬧中的夜市帶來諸多不便，甚至發(fā)生踩踏傷人事件。于是他特地下詔，令諸城門至夜深方得關閉圣旨一出，城門日落關閉的規(guī)定開始松弛了。另據(jù)民間話本《裴秀娘夜游西湖記》記載，因為宋高宗好夜游西湖，一時催生出夜游湖的時尚。于是那些臨安府城內開店鋪的人，每逢佳節(jié)就會跑到涌金門外，雇請畫舫或小劃船，興致勃勃地夜游西湖。

南宋臨安醉生夢死的夜間娛樂，終究只是曇花一現(xiàn)。到了元代，城門啟閉制度又嚴格執(zhí)行起來。然而，驚鴻一瞥的狂歡場景，并不全是南宋皇帝尋歡作樂的罪證體現(xiàn)，還有歷史的深意在里面。

除了美景，城門外還有什么可能吸引到里面的人？據(jù)史料記載，北宋東京、南宋臨安城城門外有不少店肆、瓦子。瓦子是宋代興起的一種極富特色的娛樂場所，不僅賣雜貨及出售酒食，還有相撲、影戲、雜劇、傀儡等各種娛樂表演。而娛樂業(yè)發(fā)展的背后是城市商業(yè)經濟的發(fā)展?？煞比A的店肆、瓦子，為何不全集中在城里，而是在城門外呢？

其實，瓦子雖是宋代興起，店肆卻很早出現(xiàn)在城外了?！锻ǖ洹肪?《食貨七·天下盛衰戶口》，描繪的盛唐開元的太平景象可供參考：“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shù)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原來這些“夾路”而列且集中于城門外的通途兩旁的店肆，做的都是商旅買賣，從而形成店肆密集的城門外商業(yè)區(qū)。

作為城市防御上最為薄弱的一環(huán)，城門不可以隨意開設，它往往設置在城市重要的對外交通線的方向。而當對外的商業(yè)交流頻繁時，城門外便聚集了熙熙攘攘的逐利之人。

宋廷規(guī)定，東京商人分為大、小賈兩類，小賈就在城門處交稅為此，外城門設有監(jiān)門官，專門負責收稅工作。而在明清時期的北京城，順著大運河滾滾而來的貨物，要通過崇文門進城，于是在這里便設有全國最大的稅關，這個稅關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設立，民國十九年（1930年）撤銷，存在時間長達437年。繁重的稅務，延長了商人們滯留門外的時間。

更讓人郁悶的是，那些牛、馬、豬、羊等大宗商品，經常被規(guī)定不能在城內交易，于是堿門外就成為它們天然的集散地。而很多依傍河流修建的城市，城門外有時是重要的渡口、碼頭，貨物也不得不在此裝卸。

城門之處，關卡重重，限制重重。可也正是這諸多的麻煩讓外來的人、城里的人，不少都聚集到城門外做生意。不僅如此這些外來的客商，還需要旅店、貨棧，有時甚至需要一洗勞頓奔波的娛樂場所，于是又進一步吸引了相關的從業(yè)人員。

更有不少城里居民跑到門外后，竟從此不愿回去了。據(jù)史料記載，北宋東京外城的城門外，由于便利的交通和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曾形成繁華的草市，史稱“京城門外草市”。所謂“草市”，原是指鄉(xiāng)村定期集市，大都位于水陸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驛站所在地。而當這個草市緊鄰城門時，往往會發(fā)生有趣的變化。

那時，草市的繁華讓不少鄉(xiāng)村居民、外來者選擇到此定居。而這一份熱鬧，也漸漸地吸引了一些城里居民外遷。《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上記載：所謂“京城門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來”。于是，隨著城外商業(yè)區(qū)和居民區(qū)的出現(xiàn)這門內門外的區(qū)別，也漸漸變得曖昧和模糊。

城門外的市場和居民區(qū)一直存在，比如北京。作為最后三個王朝的都城，它曾吸引著來自全國的客商和貨物：江南的貨物、客商順大運河而來，積聚在崇文門外；來自河南、山陜等地區(qū)的客商、貨物則跨過太行山西路匯聚在宣武門外。于是，城外居民日益增多。到了嘉靖年間，由于蒙古族不斷侵擾，為了保護南城居民，政府才開始修建外郭城，漸漸地又把城門外的居民用城墻圈了起來，城門也重新成為城內與城外的分界線。

隳城之風：到底孰輕孰重？

20世紀20年代，瑞典學者喜仁龍站在正陽門前，心里五味雜陳。這座北京內城的正南門，甕城已被拆除，箭樓就像孤島般聳立著。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在正陽樓上點燃的炮火，仿佛已嘲笑了甕城等機關算盡的中古防御設施。而門樓東西兩側的城墻上，赫然出現(xiàn)兩個新開的門洞。據(jù)史料記載，進入民國后，因正陽門東側有京奉鐵路火車站，西側有京漢鐵路火車站，有軌電車也即將從正陽門通過，于是打通更多的門洞成為交通的需要。而在明代只開了4個城門的西安，此時也在開通越來越多的城門和門洞。

多開城門和門洞只是暫時之舉，拆墻和毀門才是一勞永逸更何況，城門和城墻已成了封建社會的象征。于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北京的城門和城墻開始被大規(guī)模拆除。此風一起，則全國仿效，于是，曾經屹立了數(shù)千年的城門，幾十年間便全然消失。

不過一城之門消失了，并不意味著“城門”真的就不存在了，相反仍含有政治色彩的城門甚至更多了——城市內大大小小的政府機構、學校等通過圍墻，構成了現(xiàn)代的城中之城。這些城中城，大都有著森嚴的門禁。比如擁有現(xiàn)代“太學”身份的北大，門禁就越來越森嚴。而自1800年起，美國白宮就允許公眾參觀。面對中國的種種門禁，不少人解釋，這是為了門里人的安全。可門里的人不一定不會制造危險；而門外的人，也并非總是形跡可疑。這門禁里保護的，除了安全，恐怕還有無形的權力和優(yōu)越感吧。

而那條作為城郊分隔線的“城門”，也似乎比以前更厚了。曾經，有居住在城里的人跑到城門外，去追逐那煕熙攘攘的繁華，然后把郊區(qū)變成新的城。曾經，當一位官員任職期滿或心生厭倦時，也會走出城門，回到鄉(xiāng)村，在悠然見南山的日子里，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鄉(xiāng)紳。而如今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僅擁有政治權力，還擁有無可比擬的經濟權力、社會權力與文化權力。城市與鄉(xiāng)村、大城市與小城市、富人區(qū)與平民區(qū)，橫亙在其中的，是種種無形的“城”，它們都被變本加厲地膜拜起來。于是，“城門”外徘徊著的，是想要進門卻望門興嘆的人；而“城門”里站著的，是永遠不愿走出門的人。中國的城門，無論有形還是無形，都是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