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漢書》對淮陰侯韓信早年經(jīng)歷的記載很單薄，就那么幾個有限的故事，一般人的“父母”、“求學(xué)”、“婚姻”、“子女”，一概付諸闕如，說得直白點，韓信的個人成長經(jīng)歷近似于空白，那么，他“身世”到底如何？是不是很多人想象的“平民逆襲”？

值得注意的是，從歷史紀錄的角度來看，《史記·淮陰侯列傳》的記載，實際上是從韓信“從項梁”之后開始的，他的早年經(jīng)歷故事，絕大多數(shù)是對他為“楚王”之后還鄉(xiāng)的“快意恩仇”的舉動的追述拆分。

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及下鄉(xiāng)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p>

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p>

對應(yīng)則是《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記錄的幾個故事：

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shù)十日……

常數(shù)從其下鄉(xiāng)南昌亭長寄食……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除此之外，再來看韓信的早年故事，就只剩下《史記·淮陰侯列傳》中的“太史公曰”：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說，這幾個故事實際上應(yīng)該是從韓信的“報仇報恩”之后追述的故事，被切成了兩半，前面放了前因，后面寫了后果，加上“韓信葬母”的信息，就是韓信全部的早年經(jīng)歷信息了，當(dāng)然，這些故事很見“人物性格”，符合司馬遷的敘事視角，卻并不能給予我們關(guān)于韓信更多的身份信息。

萬幸的是，在故事細節(jié)之中，有一樣?xùn)|西出現(xiàn)了兩次：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p>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

“劍”，是先秦“士人”身份的象征，哪怕是僻處西陲的秦國，也逐漸學(xué)習(xí)了這個傳統(tǒng)，見《史記·六國年表》：

（秦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

《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簡公）七年，百姓初帶劍。

“吏”帶劍好解釋，“百姓”帶劍，是不是說秦人無分“士庶”，都開始“帶劍”呢？

答案應(yīng)該是否。

因為先秦的“百姓”，實則是指“大夫、士”，也就是寬泛的“血統(tǒng)貴族階層”，而非今天的“全民”，一個旁證就是秦簡公七年施行的另一項改革措施——“初租禾”，措施類似于魯國的“初稅畝”，也就是說，秦國在春秋戰(zhàn)國之交，由于魏國對其持續(xù)的軍事壓力，完全丟失“西河”后，開始了對關(guān)東諸國的先進制度文化的學(xué)習(xí)，而從史籍的記載來看，關(guān)東諸侯一樣是要“分別士庶”。

待到秦并六國，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新黔首挾兵令》指明了秦朝的“新制”：

新黔首公乘以上挾毋過三劍，公大夫、官大夫得帶劍者，挾毋過各二劍，大夫以下得帶劍者，毋過一劍，皆毋得挾它兵，過令者，以新黔首挾兵令論之。十一。

翻譯過來就是，新黔首爵位在公乘以上的擁有劍不得超過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許佩劍者，擁有劍不得超過二把，大夫以下被允許佩劍的，不能超過一把，并不允許持有任何其他兵器，違反令文規(guī)定者，將用“新黔首挾兵令”問罪。

被征服地區(qū)的“新黔首”按照“爵位”高低擁有“劍”，他們中間又有“公乘以上”的“高爵”，也就是“五大夫”—“卿爵”，這就說明，關(guān)東六國被征服地區(qū)的“新黔首”之前的爵位得到了“保留”，代之以標識名稱的“秦爵名”，如“荊大夫”、“荊不更”（見考古發(fā)現(xiàn)告訴你：秦始皇統(tǒng)一后根本沒有剝奪六國舊貴族的身份特權(quán)）。

而韓信有“劍”，說明他的家族在秦統(tǒng)一之前應(yīng)為“士”以上的“血統(tǒng)貴族身份”。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漢高祖的功臣團隊之中，史書記載有“表字”的只有——楚元王劉交和張良，乃至于《史記·高祖本紀》中的“字季”和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中的“諱邦，字季”，也就是說，至少兩漢之際的人們是認為劉邦有“表字”的，也就是“仨人”。

當(dāng)然《史記》中也存在應(yīng)有“表字”而未記的情況，如項羽的叔叔項梁，作為大貴族后人，也應(yīng)有“表字”，但是，他并非如項羽一樣享受“單獨立傳”待遇的人物，重視程度較低，也可以理解，一般來說重要人物往往會附上“表字”，如項籍字羽，陳勝字涉，吳廣字叔。

而《史記·淮陰侯列傳》、《漢書·韓彭英盧吳傳》中，都沒有記錄韓信的“表字”，這種情況，與蕭何、曹參、陳平、樊噲、周勃、張耳、陳余等人類似。

也就是說，這些“有氏”的名人，應(yīng)該都屬于“氏”，而有無“表字”本身又標識了他們“三代以內(nèi)”的社會地位，比如項羽的祖父是楚將項燕，張良的祖父、父親相韓，而楚元王劉交在秦焚書前就學(xué)于荀子弟子“浮丘伯”，也就是李斯、韓非子的師兄弟，師長應(yīng)該會為其“取字”。

再進一步說，就是“有氏”、“帶劍”基本可以代表“血統(tǒng)貴族身份”，是社會認可的“士、大夫”階層中人，而政治、政府認可的則是“權(quán)位”，這就需要近親的“家世”和“教育”來背書，能夠跨越式發(fā)展的，應(yīng)該是“世襲權(quán)貴”與“顯學(xué)門徒”，這種“入仕”路徑其實與秦、漢的“官吏任子”和“博士弟子”路線差相仿佛，本就是一脈相承的東西，而“士、大夫”階層中無從躍居“朝廷”的，則只能蝸居“縣廷”，成為“吏”，具體來說就是“諸官”和“史”，比如劉邦的“亭校長”和蕭何、曹參的“令史”。

而其中更不幸的，沒有家族之助的人物，如韓信，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過往的關(guān)注點，常在“無行”，其實最重要的是其“葬母”所體現(xiàn)出的“無父”，也就是沒有“宗族昆弟”的幫助，“家貧”，而只能將母親“獨自”葬在“高敞地”，如有其父之墓，則不會單言“母?！?。

綜上所述，唯有將史書中對于韓信的有限記載，放置在“戰(zhàn)國秦漢之際”的大的宏觀社會背景下討論，才能夠?qū)n信的“布衣”身份有所理解，漢高祖的“布衣將相”，并非是說出自于“社會底層”，或者說“勞動人民”，恰恰相反，他們只是屬于統(tǒng)治者的“邊緣群體”，也就是距離“富貴”、“權(quán)力核心”較遠的“社會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