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民國三十七年），許多知識分子都面臨了一個人生選擇：是跟國民黨走還是留在北平？

梅貽琦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也是南開創(chuàng)辦人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他自幼熟讀經史，且善背誦。據他同仁回憶，梅貽琦曾說，“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jié)?！?

1931年上任清華校長后，梅貽琦主動放棄校長的諸多特權。電話費、每月兩噸煤的費用、免費米面供應、家傭薪水等，本應由學校支付，但他一律自付。在西南聯大，他和普通教授一樣租住廉價簡陋的平房，房間非常狹窄。

梅貽琦寫報告、公函都用廢紙的反面。他很少用校長專車，基本是安步當車，也絕不允許自己的家人公車私用。他絕不沾公家一分錢的便宜，不在多少，他認為，“這是個觀念和制度的問題”。

1949年，歲過花甲的梅貽琦到美國管理清華在美的庚子賠款基金。他給自己定的薪水和庚款資助的在美留學生一樣，僅300元，拒絕了民國當局給他的1500元。

1955年11月，梅貽琦從美國回到臺灣，開始創(chuàng)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及新竹清華大學。他掌握著巨額清華基金，而他在臺灣掙的臺幣，卻根本無法照顧家人生活，家里經濟非常拮據。當時他的夫人韓詠華已經62歲了，不得不留在紐約打工，她在衣帽廠做過工，在首飾店站過柜臺，還去醫(yī)院做護理照料過盲童，連續(xù)四年她自謀生計。梅貽琦的生活一直清苦節(jié)約，有時連青菜也不買，常常吃白飯拌辣椒。在西南聯大外出考察工作時，當地政府款待他，他日記中這樣記載：“菜頗好，但馕肉餡者太多，未免靡費耳?！?/strong>

替夫人站地攤差點遲到

1939年，西南聯大有一批學生要畢業(yè)，邀請梅貽琦講最后一課。梅貽琦欣然接受，定好了上課時間。快上課了，一向嚴謹守時的梅貽琦還沒有到。 同學們正在想他會不會有什么意外，教室門突然就開了，氣喘吁吁的梅貽琦跑進來，走上講臺，還在大口地喘著氣呢。梅貽琦對下面的同學解釋說：“我剛才在街上替我內人的糕點攤守攤，她去進貨了。我和她說好了八點有課，她七點半還沒回來，我只好丟下攤，就跑來了。不過還好，今天點心賣得特好，有錢掙??！” 說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同學們卻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個個心里發(fā)酸。

1941年7月某天，梅貽琦身在成都，突然接到西南聯大來電，請他回昆明參加教育會議。一位航空公司朋友得知后，為他聯系了機票。 會議當天，梅貽琦沒有回來，學校急壞了，臨時準備了一份他不參加會議的議程?？删驮陂_會前20分鐘，風塵仆仆的梅貽琦匆匆進了會場，一臉的歉意。 原來，雖然梅貽琦預定了機票，但走之前三天，他突然有了一個乘郵政車的機會，他覺得能給國家省下好幾百塊錢，就毫不猶豫把機票退掉了。沒想到，郵政車半路拋錨，他不得不連夜轉車，差點誤了會議。

抗戰(zhàn)期間，梅貽琦用各種方法保證全校師生不斷糧，組成清華服務社，用生產盈余補助清華同仁生活，年終時，還給大家多發(fā)了一個月的工資。他自己家卻寒酸不已，不得不讓夫人擺地攤貼補生活。

韓詠華曾描述：“教授們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還能夠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到后來就只夠半個月用的了。不足之處，只好由夫人們去想辦法……以后庶務趙世昌先生介紹我做糕點去賣。趙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我挎著籃子，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冠生園’寄賣。月涵（梅貽琦）還不同意我們在辦事處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質系教授袁復禮太太家去做……有人建議我們把爐子支在冠生園門前現做現賣，我礙于月涵的面子，沒肯這樣做。” 其夫人賣糕時穿著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但后來人們還是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

連醫(yī)藥費和喪葬費都自付不起

梅貽琦通常將自己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一份給父母，一份給弟弟們，一份給妻子和孩子，自己則清貧如洗。韓詠華說，她在家一輩子都沒有財政權，“他給多少錢我就過多少錢的日子”。

1962年5月19日，73歲的梅貽琦病逝于臺大醫(yī)院。住院時，他有一個隨身攜帶的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個隱秘處。后來秘書將皮包啟封，所有人都口瞪目呆：里面一筆筆清清楚楚地列著清華基金賬目，除此之外別無他物。

更令人心酸的是，兩袖清風的梅貽琦連醫(yī)藥費和喪葬費都自付不起，后來清華師生通過捐款，才償還了這筆錢。原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蔣夢麟為其撰碑文，稱贊梅貽琦“一生盡瘁學術，垂五十年，對于國家服務之久，貢獻之多，于此可見。其學養(yǎng)毅力，尤足為后生學習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