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已有研究雖已涉及效法祖先之德的觀念，但尚不夠系統(tǒng)、深入，尤其是兩周金文中效法祖先之德的觀念及其演變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而這種觀念及其嬗變恰與西周乃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政治與社會變動相呼應(yīng)。故筆者不揣谫陋，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礎(chǔ)上試就此做一討論。

一、兩周金文中與祖先有關(guān)的德

“德”字經(jīng)常在兩周金文中出現(xiàn)，其中作器者明確提出要遵循效法“祖先之德”的詞組主要有“正德”“懿德”“先王德”“元德”“秉德”“明德”“秉明德”等。

銘文中出現(xiàn)的這些德，其含義究竟是什么？我們先看傳世文獻。傳世文獻中“德”的內(nèi)涵，學(xué)者已有較多研究，主要看法有以下幾種：

1.周初“德”字無道德之義，只當(dāng)作一種行為或作為，無善惡之分。

2.“德”是一種身體之質(zhì)，無價值判斷意味。

3.德是周王的政行。

至于周代銅器銘文中的“德”，則與傳世文獻中“德”的含義并不完全一致。劉源指出：“銅器銘文反映的西周貴族家族世代傳承之‘德’是指政治態(tài)度、立身行事的準則等思想與行為方面的品質(zhì)，是一種政治品德?！蔽覀儽容^認同劉氏的說法。下面將有遵循、效法“祖先之德”含義的“正德”“懿德”“元德”“秉德”“明德”等概念，逐一進行解釋：

“正德”指政令（事）和德教。其最早見于西周康王時期的大盂鼎：“王若曰：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令……今我唯即型稟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保ā都伞?2837）我，指康王；稟，秉承。此句謂康王要效法秉承文王政德，像文王那樣任用賢才。

“懿德”，即美德。見于西周中期的單伯旲生鐘，其銘曰：“單伯旲生曰：丕顯皇祖、烈考，逑匹之王，勤大命，余小子肈帥型朕皇祖考懿德，用保奠……”（《集成》00082）其中“懿德”具體所指為輔佐先王，為周王朝效勞。單伯旲生之祖考曾輔佐周之先王，他要效法祖考之懿德，輔佐時王。

“烈德”，指光明、顯赫之德。烈德一詞見西周中期恭王時的師鼎，銘曰：“王曰：‘師……用型乃圣祖考，明辟前王，事余一人?！∽淤硐犛上茸媪业?，用臣皇辟……”（《集成》02830）其中“明”即粦明，為精明之意。讀為令，善也。銘文中的“烈德”具體內(nèi)容指“明辟前王”，即師的先祖能善事恭王之祖考。而現(xiàn)在師也要早晚勉力遵行先祖之美德，臣事于恭王。

“元德”，指大德或善德?！渡袝に吹洹罚骸叭徇h能邇，惇德允元?！笨讉鳎骸霸浦L?！薄霸隆币娪谖髦苤衅诘姆w：“丕顯皇祖考，穆穆克慎厥德……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丕元德，用申固大命，屏王位?！保ā都伞?4326）銘文句謂番生不敢不效法祖考之“元德”，以鞏固大命，為時王效力。

“明德”指“光輝明亮的德行”，如西周晚期的梁其鐘，其銘曰：“梁其曰：丕顯皇祖考，穆穆翼翼，克慎厥德，農(nóng)臣先王，得純無愍，梁其肈帥型皇祖考，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集成》00187）所謂“明德”，指勉力臣事于先王。梁其先稱頌其祖考勉力臣事于先王，隨后言其要效法祖考秉明德，日夜臣事于天子。

“秉德”，即秉持明德，如西周晚期的井人鐘：“淑文祖皇考，克慎厥德，得純用魯，永終于吉。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集成》00109）井人先言其皇考能慎其德，再宣稱自己一定要遵循和效法祖考秉持明德。“秉德”或作“秉明德”，如西周中期的鐘：“曰：丕顯高祖、亞祖、文考，克明厥心，疋尹厥威儀，用辟先王，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恪夙夕，左尹氏?！保ā都伞?0247）稱贊其高祖、亞祖、文考能明其心，佐助尹氏典威儀，為先王服務(wù)；然后宣稱自己不敢不遵循效法祖考秉持明德，勤勤懇懇，繼續(xù)佐助尹氏，服務(wù)于時王。銘文顯示的高祖、亞祖、文考的職責(zé)均是佐助尹氏典威儀，至，其職責(zé)仍是佐助尹氏，說明祖考將職守和職權(quán)傳給，其是典型的世官。

上述六例除大盂鼎為西周早期之器外，其他五例為西周中期和晚期之器。這可能說明，“帥型祖考之德”在西周中、晚期的銅器銘文中形成了固定模式：作器者先贊揚其祖考有德，然后宣稱自己要“帥型祖考之德”。這種固定模式的形成，表明“帥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倫理和思想意識在西周中、晚期已經(jīng)成熟。

為什么西周貴族如此強調(diào)“帥型祖考之德”？為什么總要將“德”和“祖先”觀念聯(lián)系在一起大講特講？

第一，“帥型祖考之德”關(guān)系到王朝和貴族家族的切身政治利益。西周王朝和世族貴族是利益共同體，兩者相輔相成。世族貴族是王朝統(tǒng)治的基礎(chǔ)，是王朝政治功能向下的延伸；王朝是世族貴族的集聚，是世族貴族利益的代表，其推行的世官制及封賜制度是貴族立家的根基。上述諸例顯示，一方面，對于貴族而言，他們遵循、效法祖考之德，實際上是效法祖考為周王效勞。換言之，貴族自己的祖先曾在周王室做官，為周王服務(wù)，如今貴族自身也要像祖考那樣繼續(xù)在王朝為官，仍然能效法祖考掌握權(quán)力。而這些稱頌祖考之德、聲稱“帥型祖考之德”的人往往又是實力雄厚、世為王官，在政治舞臺上活動頻繁的家族。有學(xué)者曾如此描述這種情形：“封建體制中，唯有掌握政治權(quán)力才能享有土地，治理人民，而維系其宗族于不墜，因此這時常見‘帥型祖考之德’的銅器銘文，而且多與保持政權(quán)連言。祖德與己德的聯(lián)系，祖考職守和自己權(quán)位的傳承，二者并行，且為一體?！绷硪环矫妫瑢τ谥芴熳佣?，他在冊命貴族時常常要求貴族“更乃祖考事”，即要求貴族承繼他們祖先的職權(quán)，效法他們的祖先，以便更好地為周王朝效力，從而保持王朝統(tǒng)治的穩(wěn)固。正是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西周貴族樂于效法祖先，為周王朝效力，從而獲得職位、權(quán)力；周王也愿意讓貴族“更乃祖考事”，代表貴族更好地維護統(tǒng)治。

第二，“帥型祖考之德”是作器者獲取德的重要途徑。西周時期周人對德相當(dāng)重視（后文有說明），而德為祖考所擁有，甚至基本上為祖考所壟斷。文王之德由上帝賜予，如西周共王時期的史墻盤銘文記載：“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上下，受萬邦。”（《集成》10175）意謂文王開始做到政事和諧，上帝降予文王美德，使文王廣有天下。顯然，文王之德來自上帝，而上帝亦被認為是周天子之父。貴族之德則來源于祖考，如前舉諸例。因此作器者要獲得德，必須要遵循效法祖考之德方可。德與祖考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促使生者不得不“帥型祖考之德”。

正是基于以上兩方面的因素，再加上“炫耀家族政治勢力”和“作器者自我勉勵”的目的，故作器者常常宣稱要“帥型祖考之德”。二、兩周金文中效法祖先之德觀念的延續(xù)

周人風(fēng)行“帥型祖考之德”的原因上文已作分析，德與祖先觀念之間有密切關(guān)系。那么為何德與祖先之間有如此密切的關(guān)系呢？李玄伯和斯維至已論證德本有“生”之義，而人皆由祖先所繁衍，“帥型祖考之德”又事關(guān)家族的政治利益，且在西周生者之德也主要來源于祖先，如此，在邏輯上，德與祖先之間就建立了密切關(guān)系。這種密切關(guān)系又促使效法祖先之德的觀念在兩周時期一直綿延不斷。

1.西周時期的效法祖先之德

前述有關(guān)“德”的詞語，只是列舉了與“帥型祖考之德”有關(guān)的幾個，并非全部。僅此即可看出，在周人眼中，德與祖先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不僅使周天子需“恭德”，臣下亦須“秉明德”，德之行否已關(guān)乎國家的興亡，因此王國維說：“是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為務(wù)?！蔽耐鯙榉ド痰於ɑA(chǔ)，然后武王克商，加上眾賢臣的輔佐，最終建立起周王朝。文武二人能效法先王之德，秉德勤政，為其子孫樹立典范。這致使后世周王需要效法文武之德，貴族則需要效法其祖考之德。在這種情勢下，周人強調(diào)祖先與德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自在情理之中。

周人或在稱揚自己祖先之德的同時，直接聲稱自己要效法祖先秉德。如西周中期的善鼎：“唯用綏福，唬前文人秉德恭純?！保ā都伞?2820）唬為效、效法之義。前文人，偉大的祖考，此指善偉大的祖先。銘文之意是說，善要效法偉大的祖考秉持明德。顯而易見，這里有一個前提是其祖考有德。至于西周晚期的典型之例則更多，除前述番生簋蓋外，還有逑鐘，銘曰：

逑曰：丕顯朕皇考，克粦明厥心，帥用厥先祖考政德，享辟先王，逑御于厥辟，不敢惰，虔夙夕敬厥死事天子，經(jīng)朕先祖服（《近出》106）。

銘文首先稱贊作器者逑之皇考能遵循效法祖考之政德，為先王服務(wù)。而逑臣事時王，不敢懈怠，亦須像祖考那樣努力為周王效勞。

周人或頌揚祖先之德，但不直言遵循效法祖考之德。如西周中期的師望鼎，銘曰：“大師小子師望曰：丕顯皇考宄公，穆穆克明厥心，慎厥德，用辟于先王，得純無愍，望肇帥型皇考，虔夙夜出內(nèi)王命……”（《集成》02812）師望沒有直言效法皇考之德，但在此之前先稱頌其皇考“慎厥德”，服務(wù)于先王，后又說“帥型皇考”，顯然遵循效法祖考之德的內(nèi)容已包含在其中。又如西周晚期的虢叔旅鐘，其銘曰：“虢叔旅曰：丕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得純亡愍，旅敢肇帥型皇考威儀，淄御于天子……”（《集成》00238）虢叔旅之父惠叔秉持明德，為天子效力，他仿效其父之威儀，即其明德，亦為天子效勞。兩例雖均未明言遵循效法祖先之德，但從上下文意能看出，“帥型祖考之德”的內(nèi)容已包含其中。

縱觀整個西周，上自天子下至卿大夫無不強調(diào)效法祖先之德，同時自身也時刻謹記要秉德。西周早期尤甚。因形勢所迫，統(tǒng)治者不得不進行反省，敬德思想應(yīng)運而生，敬德與否已經(jīng)成為國家興亡的一個關(guān)鍵?！渡袝ふ僬a》載：

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周人認為，上帝或天能否眷顧周王，完全在于其先王是否有德。如西周中期的史墻盤銘：“曰古文王，初盩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受萬邦?！蔽耐酰粗芪耐?。盩和于政，意為“善和于政”。因周文王能做到政事和諧，百姓安定，上帝降予其美好的德行和有力的輔佐，使他撫有上天下地和四方萬國。上帝降予文王懿德和有力的輔佐的前提是文王“初盩和于政”，即他必須有德。

到西周晚期依然如此。如毛公鼎銘強調(diào)：“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懷不廷方，無不閈于文武耿光。”（《集成》02841）引，長；厭，滿、充足。意思是說英明的文王、武王，偉大的上天能施予他們長久的充足的德，無愧于周這樣的偉大國家，安撫不來朝覲周的國家，無不歸附于文王、武王的統(tǒng)治之下。文王、武王均是有德之君，皇天上帝方給予他們德；若是無德之人，上帝將降予其“滔德”，殷商的墜命就在于紂的無德。天帝的這個權(quán)力使得西周統(tǒng)治者不得不明德慎罰，勤于政事。他們告誡其子孫一定要將先祖之德發(fā)揚光大，而他們的子孫也必須像祖先那樣秉明德，正如叔向父禹簋銘文所言：“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儀，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集成》04242）銘文謂叔向父禹要效法祖先“恭明德，秉威儀”，用來鞏固保衛(wèi)我邦我家。

2.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效法祖先之德

春秋時期的銅器銘文延續(xù)了西周銘文的風(fēng)格，作器者繼續(xù)宣稱要“帥型祖考”，如春秋晚期的晉公銘文：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教威百蠻，廣辟四方……公曰：余雖今小子，敢?guī)浶拖韧?，秉德秩秩，柔燮萬邦（《集成》10342）。

柔，安；燮，和?！叭巅迫f邦”即安和萬邦。唐公即晉國的始封君唐叔虞。晉侯先贊揚其先祖唐叔虞受命輔佐武王，威服百蠻，接著宣稱自己要效法先王秉德，協(xié)和萬邦。

類似之例還有春秋早期的秦公鐘（镈），銘文曰：

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厥心，和胤士，咸畜左右，藹藹允義，翼受明德，以康奠協(xié)朕國（《集成》00262）。

銘文稱秦公及王姬早晚祭祀包括祖先在內(nèi)的神靈，向祖先祈求多福，祈求明德。秦公雖未直言自己之明德受自祖先，但從文意不難看出明德確實是祖考所授予的。

戰(zhàn)國時期的一些青銅器銘文依然強調(diào)要效法祖先之德，如戰(zhàn)國早期的司馬楙镈，銘曰：

朕文考懿叔，亦帥型法則先公正德，俾作司馬于滕（《銘圖》15768-15769）。

這里說司馬楙的父親效法先公正德，只是銘文未明確說明先公正德具體為何。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周時期的統(tǒng)治者十分強調(diào)效法祖先之德，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帥型祖考之德”的觀念一直在延續(xù)。三、兩周金文中效法祖考之德觀念的演變

兩周時期，周人效法祖先之德觀念在延續(xù)之余，也在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周人在表示“帥型祖考之德”的同時，已開始懷疑他們的祖先是否能夠真正做到效法祖先之德，甚至到戰(zhàn)國時期，作器者已認為先王之德不可得。下面分別舉例予以分析。

西周中期恭王時的師鼎，其銘文曰：

王曰：“師！女克藎乃身，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遜純，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萦嘈∽用D淑先王德……用型乃圣祖考，明辟前王，事余一人?！卑莼祝莶髱煶蓟时?，天子亦弗忘公上父德，蔑。伯大師不自作小子，夙夜尃由先祖烈德，用臣皇辟，伯亦克款由先祖蠱，孫子一皇辟懿德，用保王身。敢王，俾天子萬年；伯大師武，臣保天子，用厥烈祖介德（《集成》02830）。

師鼎銘文是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德”字出現(xiàn)次數(shù)較多、較為頻繁的銘文，“可以說全銘貫穿著‘德’的思想。研究西周‘德’這一觀念的發(fā)展，這件鼎是最有價值的例證”。銘文中直接與祖先之德有關(guān)的詞語有“先王德”“德”“烈德”“懿德”介德”五個，除“先王德”之外，其他四個均與師祖先有關(guān)。天子贊揚師的“孔德”實乃來自其先祖的德、烈德和懿德，這再次說明封建貴族很重視“帥型祖考之德”，深信祖孫、父子間德的傳承是可能的。但與此同時，時王恭王對其父穆王是否完全遵循、效法先王之德已產(chǎn)生懷疑。如恭王對師說：“女克藎乃身，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遜純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边@是恭王稱贊師盡心盡力臣事于恭王之父穆王，并對其君穆王之德行多所引導(dǎo)、匡正，使穆王樂于德。換言之，至少恭王認為，其考穆王之德還有需要改善之處，甚至很可能認為穆王已有失德之舉。這表明恭王認為，穆王生時已不能完全做到“帥型祖考之德”。

穆王的失德之舉在銘文中雖未明言，但傳世文獻中卻有明確記載?！秶Z·周語上》載：周穆王一意孤行要征伐犬戎，祭公謀父極力勸諫，“先王耀德不觀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然后給穆王講述歷代先王的事跡，先王不窋能“亦世載德，不忝前人”，文、武能“昭前之光明”，顯然都能效法先王之德，秉德勤政，祭公謀父意在勸穆王亦當(dāng)法則先王秉明德，繼續(xù)他們的功業(yè)，使之光大，不能有無德之舉。但穆王不聽，執(zhí)意而為。西周后期的厲王亦是失德之君，其在位時因為國人所謗，乃使衛(wèi)巫監(jiān)謗，以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專權(quán)好利，最終流離于彘。幽王時，“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亡其百姓”，后被殺于驪山之下。不論是厲王還是幽王，若能切實做到“帥型先王恭明德”，勤于政事，夙夜匪懈，絕不至于此。

至春秋時期，不德之例漸多，各諸侯國皆然?！盁o德”“棄德”“不德”“失德”“修德”“不務(wù)德”等詞語屢見于《尚書》《左傳》《國語》等文獻。

戰(zhàn)國時期，銘文說在世之人已不能繼承祖先之德。戰(zhàn)國晚期的壺銘文顯示中山王為“先王之德弗可復(fù)得”而嘆息，進而“潸潸流涕，不敢寧處”?！跋韧踔赂タ蓮?fù)得”一語說明，健在的中山王對先王之德已不能繼承，更何談效法和發(fā)揚光大？雖因銘文的特殊性未明言做器者的“失德”“不德”，但其潛含之義已昭然若揭。

第二，春秋時期貴族開始稱頌個人之德。

西周中后期，質(zhì)疑祖先能否完全“帥型祖考之德”的思想已經(jīng)出現(xiàn)，祖先之德的神圣性開始動搖。至春秋時期，又出現(xiàn)了一種新情況，即貴族開始稱頌個人之德。如春秋早期的秦子簋，其銘文曰：“……有柔孔嘉，保其宮外。溫恭穆秉德，受命□魯，宜其士女?！鼻刈釉阢懳闹形刺帷皫浶妥婵贾隆?，而是直言他“溫恭穆秉德”。此為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變化。這種新情況的出現(xiàn)，在春秋晚期的金文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如王孫遺者鐘，其銘文曰：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遺者擇其吉金，自作和鐘……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壽。余溫恭舒遲，畏忌趩趩，肅哲圣武，惠于政德，淑于威儀……余恁臺心，誕永余德，龢沴民人……（《集成》00261）

銘文大意為：王孫遺者選擇好銅，自制音聲和諧的樂鐘……用以祭享孝敬我偉大的祖先和文德彰明的先父，用以祈求長壽。我恭敬閑雅，小心翼翼，恭敬聰敏，明智勇武，在政令和德業(yè)方面廣施惠愛，在容止禮節(jié)方面盡善盡美……我以誠心永保我的德行，使人民和諧安定，我要把它遍施國中。王孫遺者在銘文中雖提到祭祀祖先，但已不提“帥型祖考之德”。更重要的是，他用大量的言辭，毫不吝嗇地贊美自己。如在德這一方面，他不但自夸“惠于政德”，還企圖使德行永存。這種新情況的出現(xiàn)，表明春秋時期“帥型祖考之德”的觀念與西周相比，已淡化了不少。

春秋時期貴族宣揚個人之“德”的出現(xiàn)，反映了“德”有一個下移的趨勢：由天德至祖考之德，再到個人之德，最終演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行為規(guī)范。這一趨勢與兩周時期王權(quán)逐步下移，乃至士人的崛起若合符節(jié)。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一方面，西周中期（師鼎）銘文中已隱含著質(zhì)疑祖先不能“帥型祖考之德”的思想，戰(zhàn)國時期的銘文（壺）中時王表達自身失德的行為；

另一方面，貴族開始稱贊自身之德。這種新情況的出現(xiàn)，足以說明“德”更多地代表著對現(xiàn)世之人的道德評價，“帥型祖考之德”的觀念已經(jīng)發(fā)生改變。四、兩周金文中效法祖考之德觀念發(fā)生變化的原因

從西周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效法祖先之德的觀念大致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變化：西周時期較為嚴格的秉持效法祖先、帥型明德這一原則，到西周中期已有所松動，進入春秋戰(zhàn)國時期雖仍在強調(diào)效法祖先之德，但似已流于形式，“德”的含義也從先王所專有而下降為普通人的可褒可貶的道德狀況指代，既有明德又有不德。為何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原因值得分析。

第一，這與不同階段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guān)。

西周初期，由于克殷不久，天下尚未大定，初掌政權(quán)的周人還有很多危機需要面對。武王克殷歸來，“自夜不寐”，周公為了政事亦“不遑暇食”，可見形勢之嚴峻。周的統(tǒng)治者通過封建諸侯，建立據(jù)點，以圖控制局勢。對于殷遺民，在安撫的同時設(shè)“三監(jiān)”，時刻監(jiān)視他們的一舉一動。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特別強調(diào)“德”，意在吸取經(jīng)驗教訓(xùn)，以“德來濟天命之窮”，改進統(tǒng)治方法，以敬德來保住天命。由于周初的青銅器不多，因此金文中的例證也不多，但文獻中的例子頗多，僅從《尚書》中可信的幾篇就足以體現(xiàn)出來：“德”字在《康誥》中共出現(xiàn)9次，《酒誥》和《召誥》中各8次，《洛誥》中5次，《多方》和《多士》中各4次?！暗隆钡膶掖纬霈F(xiàn)表明周初的統(tǒng)治者對德的重視程度，其中最突出的是祖先之德，《酒誥》中文王誥教其小子，要“聰聽祖考之彝訓(xùn)，越小大德”；《康誥》中周公稱贊文王“克明德慎罰”，要康叔恭敬謹慎地遵循文考之德業(yè)，即要求康叔至受封地之后，要效法、遵循文王之德業(yè)。由于周初之嚴峻形勢，使西周統(tǒng)治者在重德的同時還要效法祖先之德。

與西周初期相比，西周中期的局勢顯然改善了不少，但局部仍時有戰(zhàn)事。昭王時期的戰(zhàn)事就不少，主要是與南方楚國的交戰(zhàn)，不少銅器銘文都有伐楚的記載。穆王時的戰(zhàn)爭則轉(zhuǎn)向了夷和戎，銘文中也有相關(guān)記載。然而西周中期的總體局勢還是穩(wěn)定的。形勢的好轉(zhuǎn)使周天子有閑暇顧及其他，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故其大臣祭公、師都對其有所匡正，并希望他能效法祖先之德。這表明，局勢的緩解亦使當(dāng)時統(tǒng)治者失去了如履薄冰的謹慎，對效法祖考之德有所松懈。

西周后期，周王室已走向衰落。厲王暴虐，終被流放。宣王因喪南國之師而不得不重新統(tǒng)計人口以增加兵源。特別是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平王東遷之后，周室衰微，諸侯勢力漸強。晚期的周天子不僅不增修德政，反而“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致使國力衰退，效法祖先之德已流于形式。

春秋時期諸侯強大，各諸侯國為爭奪霸主地位而不斷進行戰(zhàn)爭，故文獻中“不德”“失德”“棄德”“無德”的記載不絕于書。卿大夫只能追憶、談?wù)撓韧踔闹挝涔?，稱美先王不僅能效法祖先之德，而且能使之發(fā)揚光大。但現(xiàn)實中，各國諸侯形式上雖能談及先王之德，卻很難付諸實踐，繼承、發(fā)展先王美德幾為空談。于是德與祖先之間的聯(lián)系日漸割裂，其更多地被放在普通人身上。

第二，是周人心目中祖先地位的下降與人文精神的發(fā)展。

愈在早期，祖先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愈高，他們認為他們的祖先常在天帝左右，儼然“上帝的代理人”一般，擁有很大的權(quán)力，既能在現(xiàn)實生活中保佑后人，又能賜予其后人多福、長壽，因而后人便勤于祭祀祖考。到了后期，隨著人們對天下萬物認識的加深，他們對祖先逐漸有了較為理性的認識，在崇拜祖先的同時開始對祖先的能力產(chǎn)生懷疑，據(jù)《詩·大雅·云漢》記載：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yè)業(yè)，如霆如雷。周馀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遁？

詩中描寫天氣大旱，希望通過祭祀諸神以降雨。祭祀的對象既有上帝，亦有包括后稷、先公、先正在內(nèi)的祖先神。雖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但“后稷不克，上帝不臨”，上帝和后稷均對此不理睬，先公、先賢也不幫助。他們就問先祖怎么忍心其后人受此苦難？對此他們很不理解。或許在周人的心目中，上帝降禍是可以理解的，而祖先一般都會保佑他們的子孫，降福祿于后人。而現(xiàn)在后人有難，祖先卻不管不問，這不得不讓他們對原有的祖先觀念產(chǎn)生懷疑，進而促使其進行思考。這種懷疑、反思的結(jié)果是：認為祖先并非無所不能，并不是每時每刻都會保佑他們。雖然他們?nèi)韵硇⒆嫦?，但祖先的地位和形象已不如早期那么神圣，也不那么神秘。《詩?jīng)》的《大雅》和《小雅》正好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這種現(xiàn)象?！洞笱拧返拈_篇即是《文王》，對文王大加贊賞，后面的也多是稱贊先公先王之美德?！缎⊙拧穭t基本不涉及祖先，甚至連文王和武王都不提及。這或許不是偶然現(xiàn)象。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異，是因為《大雅》與《小雅》在創(chuàng)作時代上有早晚之分，《大雅》作于西周，而《小雅》中有“為數(shù)不少的東周詩”。因此《大雅》多稱頌祖先，《小雅》則閉口不提祖先，這恰好反映了從西周到東周這段時間內(nèi)，周人祖先觀念有所淡化。與西周早期相比，周人對祖先的認識已漸趨于理性，這進一步導(dǎo)致效法祖先之德觀念松動，東周人文精神大發(fā)展。

第三，春秋時期，貴族之德不必然由祖先賦予。

前文已經(jīng)闡述從西周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周人一直延續(xù)著效法祖先之德的觀念，但在繼承之余亦有新變化蘊含在其中。從春秋開始，生者除了祖考降予其德、效法祖先之德之外，也可以直言自己有德。如春秋早期的晉姜鼎銘文曰：

晉姜曰：余唯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暇荒寧，經(jīng)明德，宣我猷，用紹匹臺辟，敏揚厥光烈（《集成》02826）。

經(jīng)，常，和?！敖?jīng)明德”意思是說經(jīng)常和之以明德。這是晉姜自己直言，她作為晉國的女君，無暇安逸，經(jīng)常和之以明德。相似之例還有春秋晚期的王子午鼎，其銘文曰：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午擇其吉金自作……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儀，闌闌獸獸（《集成》02811）。

作器者王子午既能施以政德，又能以身作則，做出榜樣。王子午自夸能“惠于政德”，這種德不是由祖先而來，這說明王子午不僅可以擁有德，而且這種己德，還是他人學(xué)習(xí)的榜樣，這簡直是對西周“德”觀念的一種突破。

上述諸例均說明，德可以為生者所有，而不再依靠祖先降給自己，也可以不再通過效法祖先而獲得，也就是說，德不再為天和祖先所專有，表明“在個人意識增強的社會背景下，德可由自我獲取，而無須繩其祖武”。這種新變化的出現(xiàn)充分說明，德與祖先之間的關(guān)系不再密不可分，個人無須完全依賴祖先也可以得到德。正因如此，德與祖先之間原本密切的關(guān)系越來越松動，東周以后就逐漸流于形式。

整個周代，效法祖先之德的觀念一直延續(xù)不斷。與此同時，這種觀念也在不斷地發(fā)展變化。其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西周中期周人已對祖先能否效法祖考之德提出質(zhì)疑，戰(zhàn)國時期直接發(fā)出祖先之德不可得的慨嘆；二是西周時期的德原本由天（上帝）和祖先所壟斷，若要得到德，唯有通過“帥型祖考”這種途徑。至春秋時期，王權(quán)衰微，天命觀發(fā)生重要變化，促使個體意識覺醒，部分個體逐漸從“無我”意識到“有我”。個體意識的存在和凸顯，意味著他們的祖先觀念已有轉(zhuǎn)變，那么德為祖先所獨占的觀念也隨之改變——效法祖先而獲德不再是唯一的辦法，自己可以直接有德。

之所以產(chǎn)生這種發(fā)展變化，主要是因為：首先，西周早期王室權(quán)力的強化，需要重視德與祖先之間的關(guān)系；西周中后期王權(quán)開始衰微，王室卿大夫和各諸侯逐漸強大，周天子已不能通過強調(diào)效法祖先之德達到加強王權(quán)的目的。其次，周人對祖先權(quán)能的重新認識——祖先不是無所不能的。最后，德不再為祖先壟斷。正是以上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導(dǎo)致了周人效法祖先之德觀念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