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農(nóng)：葡澳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構的形成與演變

袁承志dtau70na 201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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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澳門政治發(fā)展史的研究，隨著澳門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已經(jīng)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出版了不少著作。如在這眾多的著作中，吳志良博士所著的博士論文《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1]一書，對澳門政治制度的發(fā)展曾做了精辟的論述。在研究澳門政治發(fā)展的過程中，學術界相當重視研究葡萄牙人如何采取一系列措施從中國政府手中奪取管治權，但澳葡政府早期政治架構的形成與演變，并未給予應有的重視。

澳葡政府早期政治架構演變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澳門開埠后不久到1835年議事會被解散時，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實施雙重效忠的自治機構為主體的政治架構；第二個階段是從議事會被解散至彼亞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出任總督之前，葡人內(nèi)部建立早期殖民政府政治架構；第三個階段是亞馬留（Joo Ferreira Amaral）出任總督之后，公開完成組建澳葡殖民政府。

一

自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葡人開始入居澳門后，明朝政府對葡人采取“不必與編氓一例”和“以夷制夷”[2]（P90）的辦法進行管理。而葡人由于貿(mào)易興旺，聚者日眾，開始形成行政組織進行自我管理，它一直受到明清政府的嚴密監(jiān)管。遙遠的葡萄牙政府則從漠不關心到逐步加強管理，最后取消自治。此時澳門政治架構演變的最大特點是居澳葡人在雙重效忠的模式下，實施自治。雖然其自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侵犯，但整體上自治仍是主流。

1560年，居澳葡人已選出駐地首領（Capito de Terra）、法官和4位較具威望的商人，形成管理組織，處理社區(qū)內(nèi)部事務，這就是議事會的雛形。[1]（P49）它并沒有受到葡屬印度的任何組織、控制和指示。它對外服從中國法律，接受明朝政府的管轄并交納地租。軍事上，則由一年一度赴日本貿(mào)易途中在澳門停留的艦隊司令或巡航首領（Capit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o）代表。[1]（P50）1576年1月23日，羅馬教皇格雷哥利十三世（Gregório XⅢ）頒令在澳門設立教區(qū)，故有任命澳門主教。[3]（P18）1580年，果阿派出的王室法官（Ouridor，又稱判事官）抵達澳門，[3]（P19）負責治安事務，這將葡萄牙法律延伸到居澳葡人。

1583年，在薩（D.Leonardo de Sá）主教的倡議和主持下，居澳葡人首次舉行選舉，選出判事（官）（Juiz Ordinário）2人、長老（Vereador，市議員）3人、檢事（Procurador，理事官、司庫）1人，組成議事會（Leal Senado），得到葡屬印度總督馬士加路也（D.Francisco Mascarenhas）的認可。1584年，印度總督孟尼斯（D.Duarte Meneses）擴大了議事會的行政、政治和司法管理權，軍事權仍由巡航首領專掌。1586年，孟尼斯授予澳門與印度柯枝（Cochin）等相等的自治特權，每三年選舉官員、普通法官一次。澳門取得了“市”的資格，被稱為“天主圣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1596年4月18日，統(tǒng)治澳門的西班牙國王頒令，正式設立澳門市議事局[1]（P53）。至此，形成了由三部分組成的早期澳葡政府。它們分別是：代表居澳葡人的自治機構——議事會，代表葡萄牙王室的兵頭、王室法官及代表羅馬教廷的澳門主教。在這三者中，以議事會為主體。對于此，在一些中外史料中均有記載。

從外文史料來看，據(jù)佚名著《市堡書（手稿）》（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里斯本，約1582年）載：

“［澳門］居民受我葡萄牙王國法律與規(guī)章所管轄，在下受任命的官員，由我王國指派，由各總督自印度派出?！塾校菀晃恢鹘?，稱為中國主教，是由我王國派遣的，……這個居留地從未有過常駐在此的都督，只有赴日船隊的隊長，……該隊長在當?shù)赝Ａ羝陂g，也兼任當?shù)氐拈L官，……另外該地還有一位聽審官（Ouvidor），一個公文、司法與記錄文書官，他也兼任為死者與孤兒開證明的文書官?！癧4]（P157-161）

據(jù)平托（Ferno Mendes Pinto）著《遠游記》（Peregrinaco）第221章載：

“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fā)。太陽落山時抵達往北六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浪白滘，其時葡萄牙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廣東官員在當?shù)厣倘说囊笙拢瑢拈T港劃給了我們做生意。以前那里是個荒島，我們的人把它建成一個大村落。里面有價值三、四千克魯札多的房屋，有大堂、代理主教、有受俸教士、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司法官員?！盵5]（P698）

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說：

“本市還有管理戰(zhàn)爭事務的兵頭，他有兩名陸軍上尉、兩名少尉以及中士和班長、一名副官。另有一名王家法官和一名法官管理司法事務……神職人員，有一位主教?！盵6]（卷二，P260-272）

曼里克教士（Fr.Sebastio Manrique）說：

“在民事政府方面，根據(jù)尊貴的葡萄牙國王陛下的命令，有一位兵頭、一位王家法官及民事、刑事和王家財政法官。所有人都安居樂業(yè)，像在葡萄牙本土生活一樣?！盵7]（卷二，P143-149）

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說：

“葡萄牙人……便在他們自己中間選出一位地方首領（Capito da terra），接納了一位判事官，……同時又承認了一位主教?！@個自命的權力機構的一小部分權力，屬于從印度來到澳門，并前往日本從事貿(mào)易的葡萄牙船隊的指揮官——‘日本航線甲必丹末’（Capito mór da Viagem do Japao）?！@一集體［議事會］由兩名法官、三名高級市政官和一名理事官組成?！癧8]（P57-59）

徐薩斯（C.A.Montalto de Jesus）說：

“政府由定期從日本往來途中停泊澳門的艦隊司令領導，平時由兵頭、法官以及4名社區(qū)提名的主要商人組成的委員會領導。……1583年，……澳門議事會成立了。［它的官員有］2個法官、3個市政議員以及一名檢察官?！硗?，還有2名治安官，……議事會還保持了一支市衛(wèi)隊?！盵9]（P23-28）

從中文史料來看，據(jù)（清）暴煜撰《（乾?。┫闵娇h志》載：

“國朝澳中彝目為西洋理事官，督理濠鏡澳事務，通事一名，番書一名。”[10]（卷八《濠鏡澳》）

又據(jù)（清）印光任，張汝霖著《澳門記略》載：

“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來，澳酋無與敵體者，有大事、疑獄，兵頭、蕃目不能決，則請命，命出奉之惟謹?！哪坑斜^，遣自小西洋，率三歲一代，轄蕃兵一百五十名，分戍諸炮臺及三巴門。蕃人犯法，兵頭集夷目于議事亭，或請法王至，會鞫定讞，……夷目不職者，兵頭亦得劾治。其小事則由判事官量予鞭責。判事官掌刑名，……理事官一曰‘庫官’，掌本澳蕃舶稅課、兵餉、財貨出入之數(shù)，……蕃書二名，皆唐人。外紅棍官二等，曰‘大紅棍’，曰‘二紅棍’?！涑炕枳I察，如內(nèi)陸保甲者，曰小紅棍，兼守獄。”[11]（卷下《澳蕃篇》）

以后的（清）?；醋缎滦尴闵娇h志》、（清）田明曜撰《重修香山縣志》、（清）梁廷楠撰《粵海關志》等均引用了《澳門記略》的記載。

再據(jù)（清）湯彝稱：

“內(nèi)刺兵一百五十名，其渠目：曰兵頭一，掌兵；理事官一，司庫；判事官一，司獄，而總領于蕃僧一人?！盵12]（卷四《澳門西番》）

此時的議事會，機構相當龐大。以1777年為例，職位有24個：[13]

“理事Síndico；市場助理Ajudante da praa；要塞司令Alcaide；劃船苦役頭目Cabea da gale；城門隊長（2名）Capites das portas da cidade；監(jiān)獄看守Carcereiro；議事會傳喚人Chamador do Senado；外科醫(yī)生Cirurgio；議事會抄寫員Escrevente do Senado；市議會（議事會）書記員Escrivo da Camara（Senado）；法官書記員Eserivo da vara；理事書記員Eserivo do síndico；司庫書記員Eserivo do tesoueiro；孤兒書記員Eserivo dos órfos；大炮臺、城堡及城門守軍Guimao das Fortelezas, fortes e portas；新通事（譯員）Língua（intéprete）novo；舊通事Língua velho；城市看門人Porteiro da cidade；拍賣看守人Porteiro do leilo；王室教師Professor region；放血師Sangrador；海軍中士Sargente-mor；新公證人Tebelio novo；舊公證人Tebelio velho?！?/p>

從上述的資料來看，它們對早期澳門政治架構的記載還是比較簡單的，一方面仍需要我們進一步發(fā)掘，另一方面，從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對此時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

二

從議事會成立以后，代表自治的議事會與代表葡萄牙政府的總督（注：首任澳門總督馬士加路也于明天啟三年（1623年7月7日）就職。）和王室法官進行了長期的權力斗爭，發(fā)生過多次沖突，特別是議事會與總督之間。議事會極力維持其自治權力，但最終是在里斯本王權侵入下逐漸喪失。其結(jié)果是澳葡殖民政府的建立。只不過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是在居澳葡人內(nèi)部進行，清政府亦因其為葡人內(nèi)部事務，未予干涉。

1640年，葡萄牙脫離西班牙復國后，就開始加強集權，中世紀以來授予地方自治組織的優(yōu)惠和豁免被逐漸取消。18世紀中葉，龐巴爾侯爵（Marquês Pompal）執(zhí)政后，開始推行一系列政治、行政、軍事和經(jīng)濟改革，增加對海外屬地的干預。隨著中央集權的逐步加強，總督逐步變得名副其實，成為這個時期澳葡政府政治架構演變的重要標志。這一點在上引的《澳門記略》中亦有所反映。它介紹道：“夷目有兵頭，……蕃人犯法，兵頭集夷目于議事亭，或請法王至，會鞫定讞，……夷目不職者，兵頭亦得劾治?！睆倪@段引文可以看出，兵頭［總督］此時有主持庭審，彈劾議事會成員的權力，可見它已經(jīng)開始干預澳葡的內(nèi)部管治。

1783年4月4日，海事暨海外部部長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以女王唐娜·瑪麗亞一世（D.Maria I）的名義向印度總督發(fā)布圣諭（即《王室制誥》），授予總督必要的權力，以便主導澳門政治生活，這成為澳葡殖民政府開始成立的標志。吳志良博士說：“自1783年《王室制誥》加強總督權力，澳門政治開始染上殖民色彩?！盵1]（P135）

議事會對此亦忿忿不平。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說：

“1784年7月28日，在原印度總督薩勒馬·薩爾達尼亞的唆使下，殖民大臣馬蒂紐·德梅羅·卡斯特羅對澳門總督的權利進行改革。兵頭，或稱總督，有權參預與福祉有關的各項事務，并且，對議事會任何動議有一票否決權。當時，一個由一百名火槍手和五十名炮手組成的印度兵團代替了市衛(wèi)隊?！哂谝磺小淖h事會對于延續(xù)了二百年的條例被廢除，其本身又被視為‘愚昧無知’感到忿忿不平。1847年2月5日《議事會備忘錄》表達了議事會的憤怒。”[3]（P182-183）

根據(jù)這道命令，在這之后的澳葡殖民政府，據(jù)龍思泰研究，是這樣組成的：

“議事會：這個機構的選舉和組成與以前一樣，由兩名法官、三名高級市政官，和一名理事官組成?！偠剑骸偠綉乒芤磺薪?jīng)濟、政治、民政或軍事事務?！惺鹿伲骸h事會請求瑪麗一世任命一位精通法律之士，作為澳門民政部門的首領?！诳偠饺毕臅r候，判事官作為副主席主持議事會。他們同時也是海關稅務官。判事官的權力甚大?！瓏踅饚欤≧oyal Chest）?！癧8]（P71-80）

此后，葡國政府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變早期澳葡政府政治架構。首先，在葡萄牙人內(nèi)部：

（一）從葡萄牙憲制方面，宣布澳門為葡萄牙的領土，并多次與帝汶（Timor）、索洛（Solor）分分合合，組織成為一個省份。吳志良博士說：

“葡萄牙1820年君主立憲革命勝利后，于1822年頒布了第一部憲法，首次將包括澳門在內(nèi)的所有海外屬地列為其領土的組成部分（第20條），1826年的憲章的第2條以及其后頒布的三部憲法（1838年和1911年憲法的第2條以及1933年憲法的第1、4條），均宣稱澳門為葡萄牙的領土?！盵1]（P135）

而徐薩斯說：

“改革措施的最后一項是，澳門于1844年擺脫了果阿的有害無益的監(jiān)護。從此以后，澳門、帝汶和索洛爾（Solor）被破格組成一個省，由澳門領導?！盵9]（P182）

（二）與總督爭斗的重要一方——議事會被強迫解散和改組。

施白蒂在《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里說：

“1834年（1月9日）新實行的行政改革減少了澳門議事會的權限，使它成為一個依附于總督的市政廳。晏德那［Bernardo José Sousa Soares Andrea］總督甚至在1835年2月22日解散了市政廳?！?837年）澳門總督邊度把‘一直權力很大的議事會’當做一普通市政廳的做法引起當?shù)孛癖姷牟粷M?！盵14]（P55）

而徐薩斯說：

“1835年，澳督晏德拉解散了議事會。從此，澳督成了行政總督，被授予了最高權力，而議事會只能負責市政事務了。這一行動結(jié)束了澳門的議事會政體?！盵9]（P182）

從此，議事會淪為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市政廳，只限處理市政事務。

（三）三方權力爭斗的另一方——王室法官被取消。1836年12月7日，葡萄牙改革果阿高等法院轄區(qū)，王室法官壽終正寢。徐薩斯說：

“葡萄牙的政治變革使澳門有了一種新的殖民政權。1834年王室命令，只要新政體適合當?shù)厍闆r，就應立即實行。其中一些措施有：廢除王室大法官一職?！盵9]（P181-182）

施白蒂說：

“1836年12月7日，……即日的司法改革也給澳門帶來了影響，葡萄牙為澳門任命了一名初級法院法官，平民及士兵的刑事犯罪由司法委員會審理。”[14]（P64）

這樣，總督開始主宰澳門的政治生活，葡人內(nèi)部從自治到殖民的過程接近完成。

其次，對外，葡萄牙政府開始公開要求改變以前“雙重效忠”、主權屬于中國的局面。

鴉片戰(zhàn)爭后，葡萄牙人看到清政府失敗，決定利用此機會公開在澳門建立澳葡殖民政府。吳志良博士說：“1843年，澳門葡萄牙人向清朝欽差大臣耆英多次懇請談判澳門的地位，欲改變清廷繼續(xù)視澳門為內(nèi)港的現(xiàn)狀取得香港的同等待遇。”[1]（P130）由當時的澳門總督邊度（Adri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于1843年7月29日首次向清政府提出了9條要求。但要求中有關澳門政治地位的條款，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絕[1]（P138-142）。

然而，葡萄牙仍繼續(xù)執(zhí)行在澳門推行殖民統(tǒng)治的政策。對外，于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政府宣布澳門為自由港；對內(nèi)，繼續(xù)完成澳葡政府的組建。它基本上是在總督邊度與彼亞度時期完成的。施白蒂說：

“1844年3月2日，根據(jù)瑪麗亞女王二世的旨意，海外省事務大臣若阿金·若澤·法爾考（Joaquim José Falco）即日簽署法令，宣布成立海外省澳門政府，將原議事會降為市政廳。澳門與帝汶、索洛合并為一省，其政府獨立于印度。省政府由總督及有法官、軍事長官、稅務官、宗教領袖等人參與的政務委員會組成。除上述人員外，還有政務委員會主席和澳門檢察官兩位人士?！盵14]（P87）

《中國叢報》所刊載的澳葡政府架構正好反映了澳門殖民政府的建立情況。

在總督邊度與彼亞度時期，澳葡政府有所擴大，部門增到了9個。新增的部門主要有總督的附屬機構，如輔政司，總督副官；這說明總督的權力大大加強，符合其在澳葡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情況。軍事部門增加了炮臺指揮官，這說明澳葡政府加強在澳門的駐軍，準備以武力對抗中國的主權。為了在國際上特別是在英國人面前維護葡萄牙擁有澳門主權的立場，葡萄牙當局責令駐法公使圣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和澳門總督彼亞度繼續(xù)搜集有用的論據(jù)。彼亞度受命于1846年2月23日撰成的《特別備忘錄》。他曾主張要用武力為后盾與中國政府談判。吳志良博士說：“他在《特別備忘錄》的‘結(jié)論’中指出‘如果我們不全副武裝與中國談判’，找到協(xié)議也幫助不大。“[1]（P131-133）

另外，議事會機構亦有所擴大。所屬機構由4個增加到6個，特別是新增“海關收稅官”，這說明議事會仍掌握著澳葡政府的財政權，亦說明澳葡政府奪取了澳門的稅收權，為后來亞馬留趕走澳門關部行臺等中國機構的先聲。“炮臺指揮官”、“海關收稅官”的出現(xiàn)，標志著澳葡政府向殖民統(tǒng)治又邁出了一大步。總之，這些變化可從下列對比看出：

自治時期：總督；王室法官；主教；議事會（理事，理事官，司庫，孤兒法官，傳喚人）；要塞司令，城門隊長，大炮臺，城堡及城門守軍，海軍中士；監(jiān)獄看守，城門看守，通事；外科醫(yī)生，放血師；王室教師；公證人；書記員。

從自治向殖民過渡時期的殖民政府?？偠竭叾葧r期：總督；判事官、主教、議事會（判事官、市政官、委黎多、司庫）；指揮官；治安委員。

總督彼亞度時期：總督（輔政司、總督副官）；判事官（判事官代替人）；主教（輔助主教）；議事會（判事官，市政官，委黎多，司庫，海關收稅員，職員）；駐軍指揮官，炮臺指揮官；治安委員。

三

亞馬留任總督時，葡萄牙政府才完全建成早期澳葡殖民政府的政治架構。吳志良博士說：“葡萄牙全面奪得澳門的管治權，是亞馬留總督1846年4月上任推行新的稅收制度、擴張領土等殖民措施逐步落實后的事情。”[1]（P132）

1846年4月，葡萄牙女王唐娜·瑪麗亞二世派遣亞馬留出任總督。他一上任，立即總攬軍政大權，使葡萄牙的一系列殖民政策得以實現(xiàn)。從此，澳葡議事會自治體制宣告結(jié)束，代之以澳督的專制體制。

具體措施有：對外，要求停泊澳門的船只去澳門港務局登記、停止向清政府交納地租、開辟通往關閘的馬路并進而侵占關閘以南和氹仔的土地、驅(qū)逐中國駐澳海關行臺。特別是1849年3月驅(qū)逐海關行臺，迫使中國政府無法直接行使對澳門的主權和治權，結(jié)束近300年華洋共處分治的局面。對內(nèi)，取消議事會，進一步加強澳督專制體制。至其被暗殺后，澳葡政府的組建基本完成。施白蒂說：

“1846年4月21日，新任總督若奧·費雷拉多·亞馬留（Jo? o Ferreira do Amaral）就職后表示他管治的地方不能有第二個權力。1847年，議事會12月5日致里斯本的申請書中抱怨總督的獨斷，而亞馬留先通過訓令，后又以法令的形式宣布解散議事會?！盵14]（P55）

據(jù)《中國叢報》載，亞馬留時期的澳葡政府組成如下：

第17卷[15]（Vol.17, No.1., P10）：總督、判事官、執(zhí)行指揮官、主教。

第19卷[15]（Vol.19, No.1., P13）：執(zhí)行指揮官、議政公會（主教，主判事官，少校，判事官，委黎多，稅收官）、主教（秘書）、總督公會（輔政司，總督副官，職員）、律政司、船政廳、驛務司、按察司（判事官，判事官代替人，書記員，職員，會計師）、議事公會（判事官，市政官，委黎多，職員）、華政衙門（委黎多，翻譯官）、公物會（稅收官，司庫，會計師）、治安委員（職員）、公物庫房（司庫，職員）、公鈔房（職員）。

第20卷[15]（Vol.20, No.1., P15）：指揮官（臨時指揮官）、議政公會（主教，主判事官，指揮官，市政官，委黎多，稅務官）、主教（主教秘書）、總督公會（輔政司，總督副官，職員）、律政司、船政廳、驛務司、按察司（判事官，判事官代替人，書記員，職員，會計師）、議事公會（判事官，市政官，委黎多，職員）、華政衙門（委黎多，翻譯官，職員）、公物會（稅務官，司庫，會計師）、治安委員（職員）、公物庫房（執(zhí)行司庫，職員）、公鈔房（秘書）。

從上述可以看出，這時的澳葡政府的架構出現(xiàn)了質(zhì)的飛躍，政府部門多達14個，僅新增的就有總督公會、律政司、船政廳、驛務司、按察司、華政衙門、公物會、公物庫房、公鈔會。

從19世紀中葉以來，經(jīng)過多次演變，最后澳葡政府形成了以由總督和立法會為首的管治機關（或稱政府機關）及公共行政當局（俗稱政府）組成的架構格局。公共行政當局是總督轄下的行政組織架構的總和，即各個政務司的總和。這些政務司主要有7個：即經(jīng)濟暨財政政務司、工務暨運輸政務司、司法事務政務司、衛(wèi)生暨社會事務政務司、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保安政務司、宣傳、旅游暨文化事務政務司。[16]（P92）這些政務司的設立與亞馬留時期設立的這些政府部門存在著緊密的聯(lián)系。

首先，從總督公會和議政公會的設立來看。在亞馬留出任總督后，殖民管治制度在澳門的影響日益增加，作為葡萄牙國家代表的總督的權力也跟隨擴充膨脹?？偠焦珪?，由輔政司、總督副官和一些職員組成，它實際上是總督私人班子，后來還增加了澳門總督衙門，輔政司亦獨立?？偠降陌嘧硬粩鄶U大，與自治時期僅為“兵頭”，是有天壤之別的，這開了澳門政治架構中，類似港英政府的“行政主導”制的先河。而議政公會，即政務委員會，亦是澳葡政府的一個重要機構。它開始時還只是一個臨時機構，只是在總督出缺或發(fā)生重大政治動蕩時，才由一些政府官員和主教等組成來執(zhí)政。在19世紀，它先后組織過幾次：1823年9月23日至1825年，由沙辛（D.Francisco da Luís Chacim）主教、依德費基（Jo? o Cabral d Estefique）少校和市政廳當月市政委員組成；1827年11月15日至1829年，由沙辛主教、總特別法官科斯塔（Dr.Joze Philipe Pires da Costa）博士和格蘭普萊（Alexandre Joaquim Grand-Pré）少校組成；1849年8月22日至1850年，亞馬留被暗殺后，其成員見上表的“議政公會”的成員；1850年7月7日至1851年，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總督病逝后。后來逐漸成為總督的一個重要咨詢機構，并有立法職能。進入20世紀，它成為“總督之后首要和主要管理機關，依法密切協(xié)同總督運作”。[17]（P214，第54條）以后又分為立法會和行政會，再后幾經(jīng)分合，成為了澳門立法會和咨詢會。

其次，在自治時期占主導地位的議事會，這時已經(jīng)僅為澳葡政府的一個部門，改名為議事公會，只享有剩余權力，淪為單純的市政機構。而根據(jù)1933年《殖民法》和《海外行政改革法》，它僅負責道路維修、市政衛(wèi)生、屠場、墳場、市場的管理、發(fā)放車輛牌照和駕駛執(zhí)照、編制門牌和街道名稱等。到1976年時，其公共道路的建設、城市規(guī)劃等職能亦被取消。至1988年，還被分為澳門、海島兩個市政廳。

議事會的其它權力，分別被獨立出來，成為澳葡政府的新政府部門。一是將原理事官從議事會中劃出，轉(zhuǎn)歸總督管轄，后改設華政衙門。它的設立，是一個重大變化。華政衙門改直屬于總督后，成為總督管理在澳華人的機構，并有部分初級司法權，在此以前澳葡政府是無權過問在澳華人事務的。[1]（P104-106）

律政司與按察司是將原來自治時期議事會行使的司法權、法官的權力合并后新設立的，旨在強化澳葡政府在澳門的司法特權，它剝奪了清政府在澳門的司法權。而公物會、公物庫房和公鈔會，均是澳葡政府的財政稅收部門，原來均為議事會的下屬機構，現(xiàn)均轉(zhuǎn)屬于總督，它們成為現(xiàn)代澳葡政府七大政務司來源。

第三，除將議事會的部門獨立成為政府外，此時，還有一些為適應殖民統(tǒng)治的需求而設立的部門，如船政廳、驛務司。

總之，亞馬留時期是澳葡政府政治架構演變最為重要的階段。他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奠定了現(xiàn)代澳葡政府的基礎。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下列殖民時期澳葡政府架構比較：

總督亞馬留時期下設：總督（議政公會）、總督公會、主教（下設秘書）、指揮官、議事公會（下設判事官，市政官，委黎多，職員）、治安委員（下設職員）、律政司、船政廳、驛務司、按察司（下設判事官，判事官代替人，書記員，職員，會計師）、華政衙門（下設委黎多、翻譯官）、公物會（下設稅收官，司庫，會計師）、公物庫房（下設司庫，職員）、公鈔房（下設職員）。

總督施理華（Carlos Eugénio Correêada Silva）時期（1877年）[18]（P7-8）下設：澳門總督、輔政司、總督公會、議政公會、工程公會（工務司）、工程公所、主教、管理教務公所、教士議事公會、管理中國傳教業(yè)公會、（大堂、風信堂、花王堂、圣母堂、若瑟堂、嘉辣堂、龍嵩堂、育嬰堂、板障堂、西洋望小堂）、管理軍器公物公所（管理軍器公物使）、西洋戰(zhàn)船、水師統(tǒng)領、步兵營（步兵統(tǒng)領）、民兵營（民兵統(tǒng)領）、大炮臺、加司欄炮臺、媽閣炮臺、竹仔室炮臺、東望洋炮臺、馬交石炮臺、望廈炮臺、雀仔園炮臺、加司欄下炮臺、南灣炮臺仔、十字門炮臺、議事公會、水師巡捕所（水師巡捕官）、巡捕兵營（巡捕官）、律政司、船政廳（船政官）、按察司、文讞公會、武讞公會、西洋政務廳（政務官）、華政衙門（理事官）、翻譯官公所、公物會、公物會公所、公物庫房、公鈔房、公鈔會公所、商政公會、契券注記公所、太醫(yī)局、武營醫(yī)院、番人醫(yī)院、麻瘋院、管理育嬰堂物業(yè)公會、西洋墳、救火公館、潔凈街道館、義學公會、若瑟堂書院、羅沙利麻女書院、二龍喉花園、加司欄花園。

【參考文獻】

[1]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fā)展[M].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

[2]黃啟臣.澳門通史[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

[3]施白蒂.澳門編年史[M].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

[4]佚名.有關葡萄牙在印度各地擁有的市堡及其司令轄地以及各地之官職及其重要地位的書（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M].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1906.

[5]平托.遠游記[M].澳門：澳門基金會等，1999.

[6]博卡羅.東印度州各要塞、城市和居民點圖冊（Livro Das Planto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Z].里斯本：伊薩貝爾·席德，1992.

[7]塞巴斯蒂昂·曼里克教士.路線（Itinerário das Misses da índia Oriental）[M].里斯本：殖民部署，1946.

[8]龍思泰.早期澳門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9]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M].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10]（清）暴煜.（乾隆）香山縣志[M].轉(zhuǎn)引自湯開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M].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