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正始十年（249年），裝病在家的司馬懿終于等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執(zhí)掌朝政的大將軍曹爽和魏帝曹芳一起出城拜謁高平陵，同行的還有曹羲、曹訓和曹彥等人。此時的洛陽，是前所未有的空虛。司馬懿和其弟司馬孚，其子司馬師、司馬昭，曹魏元老蔣濟、高柔和王觀，一起發(fā)動政變，占據(jù)武庫，控制了洛陽城，并關(guān)閉城門，屯兵洛水浮橋。

雖然政變最后的結(jié)果以司馬懿完勝告終，然而歷史的既成卻不一定是歷史的必然。宋人葉適認為司馬懿發(fā)動此次政變實在是“披猖妄作之舉”，其實是很有見地的看法。筆者對此也深以為然，發(fā)動政變之初司馬懿就并沒有必勝的把握。實際上，司馬懿的力量在當時非常有限，他甚至沒有足夠的兵力，來占領各處關(guān)鍵和控制洛陽城中的曹爽黨羽。比如曹爽的親信桓范就成功逃出洛陽，到達了曹爽的營地。

《三國志·曹爽傳》：

“范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范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zhì)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

桓范見到曹爽之后，馬上建議曹爽應該立刻帶著魏帝曹芳前往許昌，號召各地兵馬勤王討伐司馬懿?；阜哆€生動的比喻說，“匹夫劫質(zhì)”都還有存活的希望，況且現(xiàn)在你們兄弟手里還有天子，以天子的名義下達命令，沒有人敢不響應。應該說，桓范的這個建議是曹爽兄弟當時能夠活命，甚至反攻司馬懿的唯一希望。然而曹爽“駑馬戀棧豆”，沒有聽取桓范正確的建議，相信了司馬懿的誆騙，最終和整個曹魏政權(quán)一起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那么，如果當時曹爽聽取了桓范的建議，能否反戈一擊？司馬懿在這種情況下，又有多大勝算呢？高平陵之變后，雙方的力量對比究竟如何呢？今天筆者就來和大家一起聊聊整個有意思的話題。

一、司馬懿在政變前后的合法性問題

（一）司馬懿和曹爽的輔政地位比較

司馬懿發(fā)動政變奪權(quán)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輔政大臣的地位，二是郭太后的詔命。應該說，在這兩個問題上，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衡量，司馬懿都是完敗的。

西晉八王之亂前夕，太子司馬遹的東宮將領劉卞曾經(jīng)秘密聯(lián)絡張華，勸說他效仿司馬懿發(fā)動政變推翻賈南風，以保全太子之位。在張華的拒絕劉卞的理由之中，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張華認為自己，“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并沒有顧命大臣的身份，因此不具有發(fā)動政變來廢黜賈南風的合法性。其實若論客觀條件，張華還遠在司馬懿之上，然而就是因為沒有托孤之重，張華因此躊躇不前。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有無先帝顧命，是是否具備舉兵“行非常之事”之合法性的關(guān)鍵性依據(jù)之一。

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馬懿和曹爽在輔政地位上的排序，是在曹爽之后的。景初二年（238年），曹睿臨終之際，在托孤人選上，本來安排的是一個以燕王曹宇為首的宗室班子。在曹睿最初的計劃中，完全沒有司馬懿的輔政位置。曹睿之所以會且能有這樣的安排，一是因為隨著諸葛亮的病逝，曹魏的軍事壓力大大減小，司馬懿專制一方條件已經(jīng)不再具備。其次，這其實也顯示出曹睿對于司馬懿的憂慮和防范。

然而，在曹睿安排的托孤人選之中，燕王曹宇、屯騎校尉曹肇、領軍將軍夏侯獻、驍騎將軍秦朗幾乎都和當時的中書令孫資，中書監(jiān)劉放有矛盾。是時中書監(jiān)有親近皇帝的便利“號為專任，制斷機密”，而孫資劉放利用了這一有利條件，對彌留之際的曹睿大進讒言，以曹爽代替了曹宇等人，又加入了司馬懿，最終破壞了曹睿最初的安排。

《三國志·曹爽傳》：

“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nèi)，拜大將軍，假節(jié)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并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p>

曹睿最初的計劃雖然遭到孫資和劉放的破壞，沒有達成“使親人廣據(jù)職勢”的初衷，但是從曹爽之任我們還是不難看出他的首輔地位。

另外，從司馬懿后來“遷侍中、持節(jié)、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來看，曹爽的輔政地位在司馬懿之上，也是可以得到證實的。

（二）曹魏外戚不得干政的制度

曹操本人親身經(jīng)歷了漢末外戚和宦官的火并，切身地感受到了這兩股勢力給國家政治帶來的混亂。鑒于東漢以來外戚干政所帶來的惡果，曹魏政權(quán)從曹操起，就比較注意防范外戚勢力對于朝政的干預。

《三國志·文帝紀》：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后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p>

曹丕在黃初三年（222年）以詔書的形式，將后族不得干政定為國家制度。司馬懿以郭太后的名義下詔，本身就是一種“非法”的存在，況且魏帝曹芳又沒有人間蒸發(fā)，還好端端在那里。所以郭太后在高平陵之變中的合法性，可能連橡皮圖章都說不上。另外，高平陵之變前后這段時間，史書中關(guān)于郭太后的記載顯得非?；靵y和相互頡頏，耐人尋味，其真實性值得懷疑。

《晉書·宣帝紀》：

“（正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揚、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p>

《宣帝紀》將郭太后被曹爽遷于永寧宮的事，系于正始八年，并把這件事和曹爽專權(quán)，與司馬懿發(fā)生矛盾聯(lián)系在一起。似乎在暗示曹爽大逆不道和司馬懿發(fā)動政變的合法性。然而同是《晉書·五行志》又將此事記載在正始六年，《三國志·明元郭后傳》則說齊王芳即位當年，郭太后就住在永寧宮了。

真相只有一個，據(jù)胡三省考證，其實郭太后一直就住在永寧宮，并非《晉書》所說的“徙”于永寧宮，《晉書》的說法完全是一種污蔑，目的只是為了抹黑曹爽和增強司馬懿發(fā)動政變的合法性而已。

由此可見，郭太后在高平陵之變前后，頗有些“強行出鏡”的感覺。目的也明顯是為了增強司馬懿的合法性而已。晉代史臣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敘事， 其實反而從一個側(cè)面證實了司馬懿的合法性極弱的事實。

另外還可以補充一下的是，司馬懿在給郭太后的奏疏中，給曹爽的罪名是謀反，然而所列的不過只是些私生活上的事，比如私擇先帝才人，衣服逾制等等。然后大破天了就是正始改制，然而這些和造反根本不能劃上等號。倒是如果曹爽南下許昌，以魏帝的名義揭露司馬懿陰養(yǎng)死士，私藏甲兵之后，到底是誰在蓄謀造反，恐怕才是一目了然。

在這種情況下，司馬懿獲勝的籌碼，就完全壓在“閃擊”曹爽上了，然而，司馬懿在軍事上真的具備一舉擊潰曹爽的能力嗎？

二、曹馬軍事對比，司馬懿勝算幾何？

（一）軍事對抗，一個偽命題

張偉國在《司馬氏篡魏軍政憑借考》里曾經(jīng)指出過司馬懿發(fā)動高平陵之變后，想要控制曹魏政權(quán)，還必須完成四項任務一是控制曹魏的中軍，通過掌控中領軍和中護軍來完成宮城內(nèi)外的控制；二是控制曹魏政權(quán)的行政決策機構(gòu)，包括處理機密的尚書臺和中書??；三是需要掌控許昌和鄴城等至關(guān)重要的城池，這是拱衛(wèi)洛陽和保障軍需的先決條件；最后一點，司馬懿還必須要獲得地方軍鎮(zhèn)勢力的支持。

就這四點而言，至少有三點都是和軍事相關(guān)的。那么，在這些軍事相關(guān)的地方，曹爽和司馬懿的力量對比又是怎么樣的呢？

曹魏的禁軍有中軍和外軍之分，張金龍老師在《魏晉南北朝禁衛(wèi)武官制度研究》里推測，外軍由中護軍統(tǒng)領，而中軍作為重中之重，則由中領軍和武衛(wèi)將軍控制。在高平陵之前的正始五年（244年），中護軍一職被司馬師獲得。雖然中護軍之職不如中領軍關(guān)鍵，但是卻是司馬氏在禁軍系統(tǒng)打入的一枚楔子。要知道在曹睿托孤之前，司馬懿雖然軍功卓著，但是卻始終無法染指曹魏的禁軍系統(tǒng)。

可以推斷，在高平陵之變前，司馬師利用中護軍一職，“陰養(yǎng)死士三千”且“散在人間”，其具體形式很可能就是司馬師從外軍中秘密選拔的。

發(fā)動高平陵之變時，司馬懿讓司徒高柔假節(jié)，行大將軍事，控制了曹爽軍營；又讓太仆王觀行中領軍事，控制了曹羲軍營；至此，司馬懿算是控制了曹魏的整個禁軍。

然而司馬懿對禁軍的控制依然存在有兩個問題。

首先是蔣濟雖然是高平陵之變的支持者，但是卻并不支持司馬氏代魏，并且蔣濟歷任中護軍、護軍將軍和領軍將軍，在禁軍中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司馬懿在發(fā)動政變的時候，也曾經(jīng)讓蔣濟“參乘”，也是想借用蔣濟的“威重”。如果曹爽一旦前往許昌，利用魏帝和司馬懿對抗，留在洛陽的禁軍，會不會一直支持司馬懿，這個就非常難說了。畢竟到了司馬昭時代，司馬氏在禁軍系統(tǒng)已經(jīng)經(jīng)營多年之后，曹髦出現(xiàn)在禁軍面前之時，禁軍面對魏帝依然潰散，要不是“背鍋俠”成濟“挺身而出”，結(jié)果仍未可知也。

這里還可以做一個進一步說明的是，司馬懿當時分別以高柔和王觀去控制了禁軍，然而這種控制其實也是暫時的，司馬懿曾經(jīng)對高柔說，“君為周勃矣”其實也就是把此次行動視為當年鏟除諸呂，安定劉氏天下性質(zhì)的事情。換句話說，禁軍當時之所以會臨時性地聽從司馬懿等人的指揮，也是因為形勢不明，大家都在觀望而已。再換言之，司馬懿之所以要不斷地利用蔣濟，尹大目等人去誆騙曹爽投降，其實也是因為他自己根本沒有把握可以利用手中的軍事力量去擒殺曹爽之故。

第二，中領軍的部隊，除了在洛陽城中護衛(wèi)宮禁以外，還有一支在城外的別營。

《資治通鑒》：

“范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nóng)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谷食，而大司農(nóng)印章在我身?！?/p>

桓范以上的這些話，其實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了司馬懿不敢“硬來”的原因。

實際上，就洛陽和許昌的情況而言，司馬懿完全是在行險。他所控制的洛陽禁軍，大部分是曹爽舊部，只是暫時的“不明真相”；而司馬懿身邊支持他的曹魏元老，除了個別死黨以外，都不可能反對魏帝，即便從最市井化的角度來理解，這些人跟隨司馬懿“造反”，并不會獲得比現(xiàn)在更高的身份地位，但同時還要背負巨大的政治道德壓力和風險。

所以，一旦曹爽帶著魏帝前往許昌，可能根本就不會出現(xiàn)軍事對抗的局面。從這個角度來講，對比曹馬的軍事實力，其實是一個偽命題。

（二）地方軍鎮(zhèn)情況分析

有人說，如果曹爽南下許昌，司馬懿完全可以說曹爽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把他置于漢末董卓或者曹操的位置，自己一樣可以組織軍隊來“清君側(cè)”。其實，曹魏晚期的情況和漢末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曹魏并未失德，除了尚未統(tǒng)一全國外，其國勢正盛，和漢末“尺土一民，皆非漢有”的情況有著天壤之別。漢末漢室尊嚴蕩然無存，漢廷的北軍也形同虛設，漢室無任何實力可言。另外，曹爽本身就是曹魏宗室，是曹睿的托孤大臣，具有極高的合法性，在這一點上，也和董卓之流有著天壤之別。

所以，司馬懿想要在地方軍鎮(zhèn)中擁有號召力，除非另立魏帝。然而，這樣就是把曹魏置于了事實上的分裂，這是大部分曹魏元老所不能接受的。

退一萬步講，即便出現(xiàn)了這種局面。我們也可以就地方軍鎮(zhèn)的情況做一個分析，看看司馬懿究竟勝算幾何。

首先是淮南，總體而言司馬懿在淮南沒有什么影響力。

淮南的王凌和司馬懿一樣是曹魏元老，而且根據(jù)陳寅恪先生的看法，王凌本身就是司馬懿的政敵，司馬懿死前還夢到王凌作祟，倆人的矛盾其實由來已久。不管王凌對曹魏皇室的態(tài)度如何，他支持司馬懿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況且他支持司馬懿顯然是一個風險極高，回報卻更少的“投資”，不管從哪個角度講，王凌都絕不會冒著“篡逆”的風險去支持司馬懿對抗魏帝的。而兗州刺史令狐愚則是王凌的“鐵桿”，兗州是曹操的起家之地，就緊挨著洛陽，兗州的態(tài)度，對于司馬懿的成敗，也有著巨大的影響。

而相比起王凌，毌丘儉更是曹魏真正忠臣，這一點就不用做過多分析的了?；茨系牧硗鈨晌粚嵙ε扇宋镂臍J和諸葛誕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文欽本來就是曹爽安排在淮南牽制王凌的人，諸葛誕則和夏侯玄的關(guān)系非常好，而夏侯玄又是曹爽親信?？偟膩碚f，淮南的情況雖然復雜，但是這些實力派都會支持曹爽幾乎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司馬懿長期專制雍涼，關(guān)中的情況表面上看起來會更微妙一些，但是實際上也毫無懸念。

郭淮早在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年）就是鎮(zhèn)西長史了，黃初二年（221年）又升為雍州刺史。到司馬懿發(fā)動政變的時候，他在雍州任事已經(jīng)長達三十年，毫無疑問是雍州的地方實力派。從郭淮之前的經(jīng)歷來看， 他長期為曹魏服務，幾乎沒有可能直接支持司馬氏。

而且，郭淮之妻正是王凌之妹，這一層關(guān)系也不容忽視。從表面上看，雍州和揚州相去甚遠，似乎不會有什么聯(lián)系。然而在事實上，不管是和郭淮有著姻親關(guān)系的王凌，還是毌丘儉等人，和郭淮都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兩百多年以后，郭淮之弟郭亮的七世孫郭祚在和北魏孝文帝說起郭淮的時候曾說：“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痹诠春笕说难劾?，郭淮的政治態(tài)度是沒有任何疑問的，郭淮是親曹的。

文欽《降吳表》：

“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踴，在三之義，期于弊仆。前與毌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兇孽，誠臣慺慺愚管所執(zhí)?！?/p>

這是后來文欽舉兵時給東吳的降表，內(nèi)容非常直白，說自己準備和郭淮一起起兵討伐司馬師，這其實也就說明，文欽平時就和郭淮保持了密切的溝通。

至于關(guān)中的夏侯玄和夏侯霸等人，這些都是曹爽的死黨，就不用做過多分析了。

北方的并州刺史孫禮，看起來是高平陵之變的同情者，然而他的立場其實和蔣濟是類似的，他根本不可能反對魏帝。鎮(zhèn)北將軍劉靖和征北將軍程喜在這種情況下，堅定擁護司馬懿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

胡三省在給《資治通鑒》做注的時候?qū)Σ芪很婃?zhèn)的情況，曾經(jīng)有過總結(jié)性的分析，“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guān)、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并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

在分析完東、西和北面的情況后，現(xiàn)在看起來可能堅決支持司馬懿的，就只剩下征南將軍王昶了。王昶雖然是司馬懿親信，然而王昶的態(tài)度卻受王凌影響，即便王昶鐵了心和司馬懿一起造反，他身邊還有荊州刺史李勝，王昶能起多大作用，實在值得打一個問號。

由此可見，一旦曹爽聽取了桓范的建議，在軍事上也會呈現(xiàn)出一邊倒的局面。從軍事的角度觀察，司馬懿依然沒有什么勝算。

結(jié)論

司馬懿發(fā)動高平陵之變，完全是賭博式的行險。他的基本盤面其實非常地小，取勝的關(guān)鍵也是靠著欺騙——既欺騙自己的對手曹爽等人，又欺騙自己的盟友蔣濟等人。而他之所以要這樣做，其實也是因為實力使然，司馬懿不管從合法性還是軍事實力上，都處于明顯的下風。歷史的既成并不等于歷史的必然，我們在通過對曹馬雙方的力量進行對比之后，可以看到在高平陵之變后，曹爽如果能聽取桓范的正確意見，迅速南下許昌，利用魏帝的權(quán)威和自己合法輔政的身份，號召天下兵馬勤王，不管從哪個角度來進行考量，司馬懿其實都是沒有什么勝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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