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為他的上司陳希亮寫的《凌虛臺記》中有言：“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然而數(shù)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 在中華大地上，有無數(shù)的古代建筑，都消失在歲月里，有無數(shù)的“阿房宮”毀滅在戰(zhàn)火里，也有無數(shù)的古建筑被深埋在地下。而作為城防軍事設施的城墻，卻是建了毀、毀了建，在反復的輪回中，體現(xiàn)其無可替代的價值。

一、建設——新建、擴建、重建

城墻作為城防建筑隨著國家的產(chǎn)生而誕生。正是有了城墻才有了城，才分城里城外。戰(zhàn)國時期的諸侯國，都城修城墻，國界修長城；秦統(tǒng)一天下后，在原北方諸侯國修建的斷斷續(xù)續(xù)長城的基礎上，連接、加高、加固，修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萬里長城。自此，邊防和海防長城的新建、擴建、重建的國家行為從沒有停歇。

城墻作為有效的城防設施，從都城向郡城、府城推廣普及。歷史上有宋代和明代兩個城墻建設高峰期，那個時代可謂城池遍及中華大地。

隨著建造技術的進步，一座城池初建后，都要經(jīng)歷多次擴建、完善的過程。如北宋時期，對東京外城的增修達十余次，其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是在神宗時期，對外城進行歷時三年多的增筑，在各城門外側(cè)增筑了甕城、在四面墻體上修建了敵樓、在城外四周開辟了護城河等。到了神宗元豐七年，又“買木修置京城四御門及諸甕城門，封筑團敵、馬面”。至此，外城的防御工事可謂一應俱全，儼然一座“望之聳然”的封建軍事堡壘。

沒有永遠的城池，再堅固的城池，也經(jīng)不住歲月。歷史上開封做過都城，也曾降格為州城、府城。開封被黃河泥沙淤埋一次，就要重建一次?，F(xiàn)在開封地下，先后重建過五個城池。

二、城墻的毀壞

（一）毀于戰(zhàn)火。歷代城墻幾乎都要受到戰(zhàn)火的重創(chuàng)。如宋東京外城，在靖康年間的宋、金交戰(zhàn)以及天興年間的金、元交戰(zhàn)中都損毀嚴重。北京、南京、西安城墻也多次受到戰(zhàn)火的破壞。

（二）毀于水患。與戰(zhàn)火相比，水患對于地處低洼之地城池的破壞是毀滅性的。開封、商丘古城在歷史上曾多次被黃河泥沙淤埋，形成城摞城的奇觀。如開封的魏大梁城距今地表10余米深；唐汴州城距今地表10米深左右；北宋東京城距今地表8米深；金汴京城城距今地表6米深；明開封城約5—6米深；清開封城約3米深。

（三）人工拆除。戰(zhàn)火、水患的破壞時局部的，與之相比，對古代城墻的破壞莫過于人為因素了。在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全國性的人工拆除城墻運動。一次發(fā)生在元朝時期，元朝統(tǒng)治者在滅南宋的過程中，吃盡了堅固城池的苦頭，對城墻深惡痛絕；元一統(tǒng)天下后，認為強大的元朝并不存在強敵入侵的隱患，所以沒有修建或者保護城墻的必要，反而為了防止?jié)h人據(jù)城反叛，有拆除城墻的必要，因而下令全國拆除城墻。這次拆墻運動，幾乎拆盡北宋之前建筑的所有城墻。臨安（今杭州）的城墻就是此時被拆除的。而臺州城墻，由于兼具防洪功能得以保留。

第二次全國拆城運動發(fā)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這次拆墻的客觀原因，一是在現(xiàn)代武器背景下，城墻在防御上已無大用，反而成為阻塞交通之害；二是無力修復。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建國，中華大地幾十年的戰(zhàn)亂，使全國的城墻及附屬建筑疏于維護管理，普遍殘破嚴重；而國家初建，百廢待興，又經(jīng)歷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國家無力對城墻進行有效的修復。建國初，北京曾撥款對城墻進行維修，但不久便停止。

拆毀城墻的主觀原因，主要是對城墻的認識錯誤，并沒有把古城墻作為文物對待，而是當作封建遺存給與消滅。

這次拆城運動涉及面廣，對明清時期修建的城墻，給予不同程度的破壞。破壞最嚴重、最徹底的就是北京明城墻。

北京明城墻，在解放北平的過程中，由于傅作義將軍起義，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包括城墻在內(nèi)的文物古跡，免遭戰(zhàn)火涂炭；建國初期，關于北京城區(qū)的規(guī)劃問題，建筑學家梁思成夫婦與蘇聯(lián)專家代表團形成了意見沖突。梁思成認為，應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作為行政中心，可以把北京城墻建設為全長約40公里的立體環(huán)城公園予以保護。長安街就象是一根扁擔，挑起北京新舊二城，新城是現(xiàn)代中國的政治心臟，舊城則是古代中國的城市博物館。

但很可惜，梁思成夫婦對于古建筑文物的保護觀念和城市規(guī)劃的遠見，最終也沒有被那個時代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拆墻派占了上風。從1957年開始，經(jīng)過多年的拆除，北京內(nèi)外老城墻幾乎被拆除殆盡。雄偉壯觀的北京城墻若得以保留，北京古城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館。無奈，古城墻已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只能在有限的圖片上欣賞她往日的風采了。

北京如此，遠在云貴高原、歷經(jīng)六百多年歲月、“忽必烈也未能破”的大理古城墻，也在解放后因為修路被嚴重拆毀，挺過了戰(zhàn)爭，能夠抵擋千軍萬馬的城墻，卻在開發(fā)建設的下不堪一擊。

慶幸的是，全國的拆墻運動都沒有像北京那么迫切、那么持久、那么徹底，雖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破壞，比如許多單位和個人任意拆城墻磚、挖城墻土以私用，但城墻的主體還是保存了下來。西安、南京、開封和平遙古城墻，是相對保存最好的四大古城墻。

西安為解決交通問題，采用的是保護前提下新開城門的西安模式。明代的永寧門、安定門、安遠門、長樂門的單門洞僅作為步行通道，不承擔城市交通功能，而是在原城門兩側(cè)各開辟兩個或三個券洞，以解決了城市交通問題；民國時期，又新開了四座城門，即中山門（小東門，雙券洞）、勿幕門（小南門，單券洞）、玉祥門（小西門，五個券洞）、中正門（小北門，三個券洞）。

建國初至1986年，西安根據(jù)城市交通發(fā)展需要，先后再開朱雀門、含光門、尚武門、尚德門、尚儉門、尚勤門、朝陽門、建國門、和平門、文昌門等十個城門?，F(xiàn)在14公里長的城墻上有了18個城門，平均不到800米就有一個城門，很好的解決了城墻保護與滿足現(xiàn)代交通需求的矛盾。

三、復建——新的城墻筑造運動

歷史上的名勝古跡，大多是毀于亂世，復建于盛世，屢毀屢建。如武漢黃鶴樓，僅在明清兩代就被毀七次，重建和維修了十次；最后毀于光緒十年（1884年）的黃鶴樓，在百年之后，重建于1985年。

中國城墻經(jīng)過元朝大拆、明清大建再到建國初期的大拆，每一座城墻隨著歲月被動地忽隱忽現(xiàn)。歷史走到今天，城墻作為城防軍事設施，早已失去存在的意義；而作為一種歷史遺存、城市文化符號和文旅的物質(zhì)載體，正在重新煥發(fā)活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財力的增強，對古城墻保護、開發(fā)力度的不斷加大，對古城墻及其附屬設施的復建，在許多城市有計劃的逐次展開，宛若一場新的筑造城墻運動。對此，國人雖有不同聲音，但贊成者仍成為主流；雖然古建新不如舊，但有遠勝于無。

（一）局部復建。如西安城墻永寧門的閘樓在民國初年被拆除，月城、吊橋亦毀壞殆盡。1990年9月，復建月城、閘樓及吊橋。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的永寧門箭樓，民國15年(1926年)，毀于鎮(zhèn)嵩軍圍困西安時的戰(zhàn)火，也于2014年4月得以復建。

（二）部分復建。2008年，大同啟動了古城墻保護和復建工程。復建前的大同城墻，有百分之七十的遺存。原夯土城墻暴露在外，包墻城磚遺存很少，望孔、垛口已基本全無，城墻上各種建筑全部被毀，多座馬面只剩根基。

目前東城墻、南城墻已依明代大同城規(guī)制修復完畢，并對游客開放。修復后的東城墻建有甕城、月城、吊橋、護城河，并建有城樓、月樓、箭樓各1座，望樓12座。南城墻不僅修復了甕城、月城，還有關城和東西耳城。城墻上建有城樓、文昌閣、箭樓等古建筑樓閣10座，望樓12座，角樓1座。修復后的古城墻雄偉壯觀，是對明城墻的再現(xiàn)，也是全方位的提升。

（三）分期復建。復建城墻需要極大的開支，各地方政府根據(jù)財力，制定長期的復建規(guī)劃，分期實施。如解放后被拆除的大理明城墻和城樓，1984年重建南、北城門樓，1998年在原城墻遺址上修復城墻，2001年重建西門樓，2003年重建東門樓；全長約6公里的城墻，經(jīng)歷了20年的復建過程。

開封城墻的復建已進行了三十年，目前已進行了第八期。西門大梁門、北門安遠門、小南門新門已復建。宋門、曹門和南熏門（即大南門）及其甕城的主城樓、箭樓、敵樓等，已列入復建計劃。

（四）計劃復建。隨著國力和地方財力的增強，隨著對歷史遺存的認識和文化旅游的開發(fā)需要，隨著古城墻復建城市的逐步增多，很多城市古城墻復建計劃逐漸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

四、當代對城墻的保護

（一）國家層面的保護。1961年3月4日，西安城墻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后，全國很多城墻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受《文物法》保護。

（二）地方政府的保護。作為城墻保護主體的地方政府，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guī)，如《西安城墻保護條例》，使城墻保護工作有法可依；制定保護總體規(guī)劃，如西安制定了《西安城墻保護總體規(guī)劃》，使保護工作有規(guī)可循；成立成立保護機構，如南京成立'南京城墻保護管理中心'，開封成立'開封城墻文物保護管理所'，專門負責城墻的保護管理工作；修建遺址陳列館、城墻博物館、遺址公園或環(huán)城墻綠地公園，把城墻保護與研究、保護與修繕、復建、保護與文旅開發(fā)、保護與利民惠民結(jié)合起來。

無疑，對古城墻的保護，早已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意識，各級政府的保護措施得力、效果良好、成績巨大。目前的城墻保護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而且會更好。

對古城墻的保護，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造福當代，同時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對后人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