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家忠

       我寫過俺爹俺娘，再寫寫我自己。我姓王，名家忠，1961年10月6日生于濰坊市濰城區(qū)軍埠口鎮(zhèn)大崖頭村一個祖輩以農耕為業(yè)的貧苦家庭。爹娘生育我們姐弟四人，我行小。身高勉強一米六，相貌不夠英俊，也算不上丑陋。名是長輩起的，家是家字輩，是家庭的家，也是國家的家，忠是忠誠的忠，也是忠于的忠。名字寄托著爹娘的希望，也成了我一生的信約。生逢饑荒之年，雖未挨餓，但沒少吃苦，又遇十年“文革”，學業(yè)荒廢。高中畢業(yè)，后務農半年，選為民師。學不足，教知困。好在年輕氣盛，血氣方剛，加之思想純真，工作專注，邊教邊學，教學相長，幾年之后小有成績，各種榮譽紛至沓來，上級破格優(yōu)先轉正。1978年從教于家鄉(xiāng)，2013年調入濰城永安路小學，教齡已近四十年。1985年結婚，育有兩女，均已嫁人。25歲時爹走了，55歲時娘沒了?，F(xiàn)內退在家看孩子。

       草木半生，一晃即逝。年近耳順，昨日工作的喜憂與感悟已覆水東流，今天生活的體驗還在繼續(xù)，現(xiàn)在把當下我的所做所思曬給諸位，以求方家開悟。

       人在職時工作總想有一必爭、逢冠必奪，只想埋頭苦干拼業(yè)績，根本無暇考慮人生的意義是什么。年齡漸大工作退出，在崗時體味不透徹的人情世故、世態(tài)炎涼等現(xiàn)實問題自然就思考多些。人是有慣性的，總在高強度工作中也就習慣了，往往一旦放松下來，才會感到工作壓力之大。我雖算不上什么官，但一想到在其位謀其政，責任重于泰山，就有力不從心之感。當我第一時間聽到從一把手位置退下時即感心情愉悅，無官一身輕的感受至深。我一直秉承凡事不干則已、干必干好的宗旨，工作上我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在校長崗位十年，學校評估連續(xù)六年全區(qū)街辦第一名，待到評先樹優(yōu)時，深知能力不足的我總是把成績和榮譽歸于同事。我總是想一個好漢三個幫，何況我不是好漢，因此也從未把自己當什么領導，當了十年校長，幾乎天天見面的娘卻渾然不知。我退居在家感到自自然然，沒什么遺憾和不適應。我常想人要在其位謀其政，退其位放得下，有人請我吃飯時滿懷歡喜，沒人邀我消遣時同樣自在，我就有更多的時間做我想做的事。我一不喝酒，二不廣交，喜歡清靜處讀讀書、寫寫字，或與好友喝茶聊天，什么職稱待遇等一切名利皆拋九霄云外，因此人走茶涼的感受對我而言是不存在的。

       我娘去世前一年半，正逢我內退賦閑在家，每天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娘面前拉拉呱，在娘面前“撒撒嬌”、“耍耍賴”，逗娘開開心，給娘洗洗澡梳梳頭，洗洗腳剪剪指甲， 捏捏肩膀捶捶背。我曾連續(xù)寫過《母親講堂》，聽娘講那過去的事情，每當想起這段時光，就覺得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刻。娘去世時我沒掉一滴眼淚，一年后的今天，當我看到動畫片《熊出沒》中熊大熊二想媽媽的情景，我的眼眶濕潤了。我想念娘，時常夢見娘，孝道未盡，遺憾終身，只有夢中彌補。

       我生性愚笨反應遲鈍，處事不果敢，遇事猶豫三思而行慢三拍。但無論做什么一旦認準就專心不二絕不回頭，一以貫之直到滿意為止。有時也不免會有些固執(zhí)，一根筋，犟勁一上來，家人便說真是沒屬錯，犟煞牛！我家大門外緊靠公路邊有塊由垃圾墊平的空地多年荒蕪，我連續(xù)兩年忙里偷閑，開春時節(jié)每年用近一個月的時間，每天早晨五點至七點兩個小時雷打不動，用镢頭一點一點刨除石塊和垃圾，光揀出的石塊就有幾小拖拉機，就這樣硬是把一塊不毛之地變成了一個一百多平米的園地。當然這期間也沒少挨妻子罵，她一是心疼我怕累壞，二是怕讓路人看見笑話。每逢她發(fā)脾氣我就會安慰她，我愿意干就不覺得累，我生長在農村，是農民的兒子，現(xiàn)已不再是校長，開荒種地有什么丟人的？其實我也是在用開荒的精神教育孩子們，做事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終。每年種出的蔬菜自家吃不了就送人，當看到自己的勞動果實分享給親戚朋友，成就感便油然而生，這不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嗎？

       然而，我深知自己的先天不足，我若不笨鳥先飛，沒有了勤奮和牛勁，缺少了做事的恒心，將一事無成。我雖笨拙無能，但我又很幸運，我一生貴人相助。實在敦厚的爹娘為我立起了做人的基石，和藹可親的三個姐姐關心疼愛倍加呵護，賢惠善良、持家有方的妻子為我生養(yǎng)了一雙健康活潑、聰明懂事的女兒；從小一塊光腚長大的同村兩個同齡長輩是我莫逆之交，不是兄弟勝兄弟，急難險重互幫襯，近四十年來，從小友到老友初心不改，每年春節(jié)必聚餐，近年家屬又一并參與，深深的友情和濃濃的親情交織在一起，那一溫馨時刻讓人難舍難離；昔日工作中不僅遇到了處事公道、知人善任的領導，還遇到了鼎力相助的同仁，同甘共苦，攻堅破難，戮力同心創(chuàng)輝煌；多年的同事從相識相知到成為相親的摯友，在我彷徨的時候，為我指點迷津，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六年前我被武際成會長推薦參加了讀書會，我深知自己學識淺素養(yǎng)差，誠惶誠恐加緊讀書，我堅持記讀書會活動筆記，寫讀書會活動紀實20余篇，直到黔驢技窮才放手他人，每逢讀書會活動我必向每位會員贈書一本，六年中二十幾次活動，我只因女兒婚事缺過一次，這是我做人做事的作風，也是對武會長提攜之恩的報答。參加讀書會如沫浴春風蕩滌心靈，讓人充滿無限正能量，從這個意義來說，又怎能一個回報了得。

       在位時無論是雙休日還是節(jié)假日我很少休息，但我不是工作狂，我是干一行愛一行并且盡量專一行而已。退位在家說是閑居其實不得閑，陪老人、看孩子、做家務，做飯炒菜、刷鍋洗碗、洗衣服都要邊學邊干。在家一段時間讓我真真切切體驗到了女人的不易，我想以前沒學現(xiàn)在就要補上，人生這一課不能落下。家是避風的港灣，是喜怒哀樂隨意釋放的地方，我現(xiàn)在越來越覺得家庭是人修行最好的場所，無論家人心情好壞，說話順耳逆耳，用平靜的心態(tài)歡喜地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這應該是做家務和為人處世的境界。譬如看孩子就是最磨性子練耐性的活，就像伺候皇上，不僅要陪她哭陪她笑，吃喝拉撒睡玩要樣樣細心照料。外甥滿月后，我便和女兒一塊伴她成長，現(xiàn)已兩歲零四個月了，能說簡單的句子，能背六七首古詩和唱十幾首兒歌，能背十幾句三字經(jīng)，能認識二十幾個漢字和認識0-5數(shù)字以及正方形、長方形、圓形、半圓形、橢圓形、三角形、菱形等多種圖形，還能劈叉和倒立。平日我會抓住一切機會讓外甥在親朋面前展示，每逢此刻全家人其樂融融，共享這千金難買的天倫之樂。在教孩子的過程中，我也背過了八十多首兒歌，為了陪孩子睡覺，光《搖籃曲》我學會了四首。外甥與我時間長了，只要我在家就半步不離，有時女兒有工作晚上帶孩子不便，外甥就跟我聽著故事或兒歌慢慢入睡?？春⒆悠陂g讀書寫字時間要硬擠，大都在孩子睡覺之后?，F(xiàn)在我的首要任務是看孩子，當然最大幸福也是看孩子。

       賦閑在家后有一段時間學校又要求上班，我接到通知便欣然接受。我覺得在家很好，上班也不錯，凡事干一不干二，反正別閑著。那期間學校沒安排工作，我便將早年背誦過的古文和詩詞整理后集中抄錄一大本以便查誦。我吃在學校餐廳，住在辦公室，有時候飯后與幾位同事談談教育、論論人生，感到很舒心。上下班我騎自行車，往返近五十里需近兩個小時，在別人眼里可能苦累，我卻感到很快樂。來回路上我一邊鍛煉身體，一邊背誦詩文，車在徐徐地行，人在靜靜地思，每天將背誦的一百五十多首詩詞、四千余字的《論語》、近千字的《道德經(jīng)》及十余篇古文在腦中過一遍。想想那段時光還是很留戀的。

       我這個人沒什么能耐，只要別人需要我一定愉快接受。我能寫幾個毛筆字，過年寫春聯(lián)，鄉(xiāng)里鄉(xiāng)親蓋屋結婚寫對子，為人處世經(jīng)典語句裝裱張掛，需要者無論何人，童叟同待，有求必應，我別無所求，只要別人受益，達到弘揚真善美的目的足矣。有人需要理發(fā)我二話不說，提起工具包騎上自行車上門服務。俺娘在世時常說人有三難——上天難、老來難、用人難，我謹記娘的話，當別人需要我時，盡量不讓別人受難為。我這樣想也正在努力這樣做。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古往今來科學家、哲學家、宗教家各執(zhí)一詞眾說紛紜，像我這樣的愚魯之人是無能思考這些問題的。但我深信一切身外物皆不是真我，就連自身這個臭皮囊也終要化為灰土，只有靈魂才是真我，才會永恒。正如詩人所說：“有的人活著，他已經(jīng)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教育家陶行知則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真”是事物的本質，人的本質便是靈魂，是真人方有大愛。真人不僅需要學更需要修。有時閑來無事我也想，我的靈魂在哪里？我尚未找到，尋求真我需要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唐玄奘歷經(jīng)八十一難方得真經(jīng)。人皆想成佛成仙，而成佛成仙必先成人，我將在世間路上竭力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積善成德成好人。

       我寫《我》如同“自畫像”，我不知道為自己畫的這張像如何，但我只知道是用心畫出來的，我沒有往臉上擦脂涂粉，當然也肯定不會故意抹黑自己，我自認為是無妄念妄語、心無旁騖、客觀真實地寫照。假若了解我的人覺得畫像失真或線不夠清晰，那也只能是我的丑陋處還沒自我意識和“繪畫”水平差所致。

       我想成為一棵大樹，但一生碌碌無為，最終還是成了一棵小草，然而小草也有它的價值。陶淵明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我就是我，我要以平靜的心態(tài)，甘愿在人生的征程上默默地做一棵無人知曉的小草。

                                                                           2017年3月6 日

       ——本文刊載于2017年《北海道》春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