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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盛行與女著男裝是唐代婦女服飾的一大特色，并被不少學者視作唐代社會開放與女性意識覺醒以及女性社會地位提高的標志[1]。唐代社會之開放包容，堪稱中國歷代之最，學術界對此已有共識[2]。但胡服盛行與女著男裝等服飾風尚是否就是唐代女性意識覺醒、女性地位提高的標志，以及唐代女性是否具有超越其他歷史時期的更高地位，卻仍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近年來已有學者意識到這一問題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孫機先生就不贊同著男裝與著胡服是“女權意識的某種覺醒，也是對傳統(tǒng)的男權社會的一種挑戰(zhàn)”的說法，認為“著男裝著胡服并非唐代女裝的主流”，“云想衣裳、髻簇珠翠，仍然是唐代上層婦女的追求與向往，而男裝和胡服卻是與之背道而馳的”[3]。此外，不少論及唐代女性服飾的文章，大都有意無意地將“初唐、盛唐時期的女性”與“整個唐朝的女性”混為一談，忽略了歷史發(fā)展的階段性和動態(tài)變化。事實上，從社會史和服飾史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時段唐代女性的形象、活動均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盡管對唐服飾發(fā)展的分期還可以進行討論，但不論怎樣分期，服飾在不同時期應是各具特點而又脈絡分明的，機械地、不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研究，顯然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正是基于上述認識，本文擬針對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缺陷，通過重點探究以安史之亂為節(jié)點的唐代前期女性服飾與其社會活動的動態(tài)變化，來揭示唐代服飾風尚所反映的“女性地位”“女性意識”，從而為唐代的女性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考。以安史之亂為節(jié)點，唐代的服飾風格呈現(xiàn)出明顯的時代差異。從總體上看，安史之亂前的唐代前期女性服飾，在承繼北朝、隋代傳統(tǒng)服制的同時受到西域、北方游牧民族風尚的影響，包含了更多的胡風元素，體現(xiàn)了胡漢交融的特點。無論是考古出土實物資料還是文獻資料均表明，女著胡裝和男裝流行于唐代前期，安史之亂后驟然減少。而以武則天為首的女性政治集團的活躍期也正好與這類服飾的流行時間相吻合，這使得人們不得不更加關注兩者之間的關系，即女著胡裝和男裝流行與唐代女性政治集團的活躍是否存在某種關聯(lián)。著胡服是唐代前期女子的服飾流行風尚，更是傳統(tǒng)視角下，唐代風氣開放、女性地位較高的標志。胡服，目前普遍認為是除漢族之外的所有少數(shù)民族服飾的統(tǒng)稱，也包括波斯、印度等域外服飾。其特點是上身多著窄袖緊身袍或短衣，腰間系革帶，下身著長褲和革靴，便于勞作和活動。胡服最早的記載可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4]，此后的各個時期均有記載，但最流行的時期顯然非唐代莫屬，因為在唐代不僅男子著胡服，還出現(xiàn)了女子著胡服的現(xiàn)象（圖一）。根據(jù)沈從文先生的研究，其流行時間大致在開元、天寶年間[5]。但從初唐新城長公主和房齡大長公主墓壁畫中均有身著胡服的侍女形象來看，其流行時間應當是初唐至盛唐時期[6]。唐墓壁畫中所出現(xiàn)的胡服侍女形象，衣著大致為袖口較窄的圓領或翻領長袍，長度大致在膝蓋以下，再配以條紋波斯褲，穿透空軟棉鞋，頭戴錦繡尖錐形小帽（圖二），與西域地區(qū)的胡服卡弗坦形制類似，應是受西北民族和波斯諸國服飾影響的結果。除衣著外，唐代婦女的首服中也有不少胡風元素。如從初唐武德年間至中宗后流行的帷帽（笠帽）就是從“戎夷”的“冪?”發(fā)展演變而來的?！拔涞?、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冪?。雖發(fā)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有惟帽，拖裙及頸，漸為淺露。”[7]“中宗后……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效之”[8]。冪?本是胡、羌民族的首服。因西北地區(qū)多風沙，女性多用冪?來遮蔽風沙侵襲。傳到內陸后，其時髦新潮的外貌與儒家“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9]的封建意識相吻合，冪?的功用就由防風沙變成以防范路人窺視婦人面容為主，并很快成為唐朝婦女喜愛的裝束。陜西禮泉鄭仁泰等墓出土的彩繪釉陶戴笠帽騎馬女俑等考古實物也證實了笠帽的流行情況[10]（圖三）。 
圖三 陜西禮泉鄭仁泰墓出土的彩繪釉陶戴笠帽騎馬女俑胡服在唐朝流行的原因，一方面是南北朝以來胡漢民族文化交融與流變的直接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統(tǒng)有關。陳寅恪先生指出：“若以女系母統(tǒng)言之,唐代創(chuàng)業(yè)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tǒng)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11]。天生的異族血統(tǒng)和固有的胡人心態(tài)使李唐皇室對所謂的“華夷之辨”相對淡薄,而對胡族習俗卻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和認同感。其中統(tǒng)治者對胡舞的垂青是當時胡服流行的直接原因?！霸谝曰适覟橹行牡膶m廷主導文化強大輻射力影響下,貴族女性從對胡舞的喜愛發(fā)展到對充滿異域風情的胡服的模仿,從而使胡服在唐代迅速流行”[12]。對此，唐詩中多有反映。如元稹詩《法曲》“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13]。當然，胡服在唐代流行的深層原因還在于胡服“不受唐朝禮法的約束，服飾沒有嚴格的等級制度，無須瑣細地區(qū)分尊卑身份，因此穿胡服既不受越級僭用的刑法管制，又不受背離綱常名教的指責，故長安雖沒有異族入侵用屠刀逼令人們改衣胡服的情況，但新的服裝觀念敏銳而迅速地滲透入市民的思想，人們普遍喜歡穿戴胡服”[14]。尤其對于女性而言，胡服“不僅形式獨特新穎,而且相對比較貼身,有利于突出女性身體各部分的曲線,因而具有無法抵擋的吸引力”[15]。一個時代的潮流風尚多半會受到政治、經(jīng)濟及民族關系等多方面的影響。在唐代，胡服的逐漸消逝直接與“安史之亂”這一重大政治事件有關。“安史之亂”后，人們在反思戰(zhàn)亂原因時，根據(jù)天人感應說，認為此前胡服的流行不僅是戰(zhàn)亂的征兆，更是引起戰(zhàn)亂的原因之一，即《新唐書·車服志》所稱“開元中，初有線鞋，侍兒則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16]。出于對戰(zhàn)亂原因的反思以及對安祿山、史思明等胡人的厭惡，安史之亂后，華夷之辨更被強調，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反對、排斥胡服的風潮，“胡服”熱逐漸降溫，胡服的穿著頻率大幅下降，中華寬衣博帶之傳統(tǒng)重新回歸。但“安史之亂”時，由于唐肅宗借兵回紇平定叛軍，之后大量的回紇人留居在唐朝境內，因此又在女子服飾中短暫興起了回紇衣裝。宋代，由于契丹人的勢力逐步強大，對宋造成了相當?shù)耐{，為防止“胡風”蔓延，宋朝曾多次頒布禁令，禁止民間效仿胡俗著胡服。至此漢人統(tǒng)治階段的胡服風尚正式結束。在胡服的影響下，“女著男裝”也是唐代的一種流行風尚和唐代女性服飾的一個重要特點。但無論是唐以前還是唐以后，“女著男裝”均被中原王朝統(tǒng)治者視為一種“異端行為”。盡管唐代女穿男裝流行，但在宋人編撰的《新唐書》中，依舊用“服妖”[17]這一極度批判的話語來評價這一現(xiàn)象，而這種看法卻是后晉劉昫《舊唐書》中所沒有的，這也體現(xiàn)了“女著男裝”現(xiàn)象之于唐代的特殊性。從《新唐書·五行一》中“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于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18]的記載看，即便在唐代，最高統(tǒng)治者對于“女著男裝”也并非真心接受，或者說，在唐代地位較高之女性是不宜著男裝的，只有地位較低的雜役宮女才會穿胡服穿男裝。如唐代薛逢的《宮詞》“遙窺正殿簾開處，袍袴宮人掃御床?！?，意思是無寵的嬪妃羨慕穿著袍袴男裝的宮女可以為皇帝掃床。“袍袴”在唐代是男子衣冠，特指男裝女性，這一點在孫機先生《唐代之女子著男裝與胡服》文中已有專論。而“女著男裝”能流行唐朝，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女性參與社會活動頻率的增加以及騎馬出行成為普遍方式，傳統(tǒng)的女性服飾不適合或者不便于騎馬，女性出于對騎行的需求，選擇穿著簡便的男裝。二是受到外族服飾文化的影響。唐初諸多制度、習俗都承襲了隋朝，而隋朝則脫胎于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同時長安又是帝國的商業(yè)中心，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其服飾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唐朝人的風尚。在房陵公主墓中，便出現(xiàn)了很多“女著男式胡服”的壁畫，例如前甬道西壁的兩幅侍女圖[19]、前室東壁南側的侍女圖[20]及前室西壁的侍女圖[21]，幾名侍女都身著粟特式的男裝，正是這種文化影響的一種體現(xiàn)。綜合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女著男裝的風尚也流行于唐代前期，尤其以武周時期為盛，而安史之亂后逐漸減少，唐以后基本消失（表一）。表一 考古發(fā)現(xiàn)所見女著男裝圖像[22]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文獻記載中屢屢提及胡服在唐代各階層流行的情況，但考古發(fā)現(xiàn)的實物材料卻與文獻記載不盡一致。如陶俑中著胡服或男裝的女子多為宮廷侍女或家內侍仆，少見身份高的女性[23]。唐墓壁畫中穿袍绔、翻領胡服的女性，大多居于著裙衫者之后、隊列的中部或后部，身份顯然較低。從未見過由袍袴或著胡服的女子牽頭的[24]（圖四）。唐墓壁畫中胡服女性身份主要有侍女（宮女）和樂舞伎兩類。在太子、公主等皇族墓中著胡服或著男裝袍袴的女性應是宮女，出現(xiàn)在一般大臣墓中應是侍女。侍女或宮女一般是手持各種物品以表示為墓主提供某種服務，手中不持物的胡服宮女和侍女可能表示待召喚。唐墓壁畫中的穿胡服女樂舞伎不多，不少是胡女，而且舞蹈服裝保留了胡服的樣式[25]?？傊?，考古實物中所見著胡服或男裝的女性多為身份較低人員的現(xiàn)象說明，因胡服便于勞作和活動，主要流行于社會的下層，并非唐代女裝的主流，與女性政治地位之提升似乎沒有關系。
三、胡服男裝與騎馬外出活動——服飾風尚的變化和社會活動變化的不對等服飾風格往往被視作社會風氣、風俗的表象。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往往將服飾的特點與人群的社會活動及社會地位相聯(lián)系，許多學者將唐代前期獨具特色的袒露裝、胡服、男裝作為女性地位較高的實證似乎也不無道理。從長時段看，唐代以安史之亂為界，形成兩種迥然相異的服飾風格。而以唐前期的短時段來看，在安史之亂以前，又以武周時期為界，呈現(xiàn)出一種變化鮮明的動態(tài)過程。袒露、胡服、男裝等為世人視作唐代女性地位較高標志的服飾元素，皆于高祖、太宗之世就已出現(xiàn)，到武周時代趨于頂峰，到開元天寶年間已出現(xiàn)異化和些許衰落，而安史之亂后更是日漸消逝。基于上述認識，人們將簡約實用、袒露胸乳、胡服男裝作為唐代女子地位之高的證明，似乎有意或無意的指向這樣一種觀點：唐代女子的社會地位是隨著武周時代的興起而提高，又隨著武周時代的衰落而走向低迷，而對這些社會風尚出現(xiàn)的原因，則歸因于唐代的對外開放和以武則天為代表的女性的政治成功。但問題在于，上述幾種服飾元素雖然受到異域文化的影響，但是其流行和消失的大致時間是不完全一致的。簡約實用的服裝風格往往與騎馬等社會活動相聯(lián)系，但在女性騎馬盛行的武周、玄宗時代，服裝已經(jīng)由簡約轉變?yōu)榉鄙荩宦堆b武周時期盛行，但卻缺乏進一步的史料說明其影響，而胡服與男裝的流行和消失則更多的受安史之亂影響，這些元素能否共同作為唐代女性地位較高的例證？僅僅簡單的將服飾元素的流行與這種關于唐代女性地位的籠統(tǒng)印象劃上等號，顯然是不夠嚴謹?shù)摹嶋H上，從胡服和男裝的變遷中可以看出：服飾的變遷往往與社會變遷不對等。文獻中關于唐代女性外出活動的記載很多，女性外出的活動又往往與節(jié)日相關聯(lián)?！吧纤褥痨盵26]是唐代一個重要的節(jié)日，從杜甫《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27]的詩句可以看出，每年“上巳節(jié)”都會有大量長安城內的女性前往水邊開展祈福活動。與之相類似的其他節(jié)日，往往也都有女性外出的身影。中宗以后，“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效之。”說明宮廷女性騎馬在當時是非常流行的。此外，唐朝的貴婦也經(jīng)常騎馬出行?！睹骰孰s錄》卷下記載“虢國夫人每入禁中，常騎驄馬，使小黃門御?！盵28]現(xiàn)存于遼寧省博物館的《虢國夫人游春圖》是一副描寫虢國夫人騎馬出游的作品。這幅畫作同時反映宮中女性外出著男裝胡服的現(xiàn)象，畫中最前方的男裝女子更是被許多人認為是虢國夫人[29]。文獻中對于女性騎馬外出著男裝胡服同樣有許多記載。另外，唐高宗以后女子騎馬外出常用的遮蓋面容的冪?也出自胡人。這些例證共同說明外出活動與這種服裝風尚的關聯(lián)性。不難看出，胡服男裝既是女性外出活動的輕便選擇，也是異域文化影響下的自然結果。那么，在安史之亂后，胡服與男裝逐漸消失，女子的外出與騎馬是否受到影響？答案是否定的。如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北壁下層的《宋國夫人出行圖》所描繪的唐朝末年河內郡一位貴婦人宋國夫人騎馬出行的盛大場景，說明即使到了晚唐，女子騎馬出行仍然是被允許的。從花蕊夫人《宮詞》中的“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才欲走，幾回拋鞚抱鞍橋?！薄盎佞X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盤鳳鞍韉閃色妝，黃金壓胯紫游韁”等詩句，也說明晚唐、甚至五代，女子騎馬的現(xiàn)象仍然存在。騎馬之事既然未絕，而女子的節(jié)慶外出同樣未有太大變化：長慶元年二月，太和公主“暫駐受百僚之謁見，士女傾城觀焉”[30]“僖宗皇帝即位，詔歸佛骨于法門，……然京城耆耊士女，爭為送別”[31]。說明到中晚唐時，官方禮佛一類的重大社會節(jié)慶，公共場合依舊少不了女性參與。因此，同樣可以推斷，盡管胡服和男裝的流行與女性騎馬參與公共社交活動有著種種聯(lián)系，但其本身并非女性地位較高的例證，因為與其直接關聯(lián)的社會活動——“騎馬”本身不因其存廢有變化，男裝或者胡服，說到底，只不過時唐初與盛唐時期，在絲路未絕、胡風盛行年代的文化表象。它可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明社會風氣的開放對女性的影響，但當安史之亂結束，中原開始厭棄胡風之后，它隨著胡風的不再流行而消逝，但早已存在的社會活動卻依舊保持。胡服盛行和女著男裝是唐代前期婦女服飾的一個獨特景象。從胡風元素在初唐女性服飾中的承繼發(fā)展，到純粹由絲綢之路帶來的胡人服飾的盛行，再到安史之亂后胡風元素逐漸消失，這一景象和過程體現(xiàn)了自魏晉南北朝以來胡漢文化的交流融合、唐人開放包容的社會心理、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態(tài)以及唐代女性審美情趣的變化以及政治事件、民族關系對潮流風尚的影響。但從其僅流行于安史之亂以前以及主要流行于身份較低的階層看，顯然無關乎唐代女性對男權社會的挑戰(zhàn)，無關乎女性社會地位之提升，因此不能被視為女性意識覺醒的標志。不過，由于唐代歷史的特殊性，尤其是女性政治家短暫的活躍，人們仍然可以對這一獨特景象所反映的唐代開放包容的社會感到一種由衷的欽佩和贊嘆，如同愛德華·吉本出于對于羅馬帝國的追思，去肯定這種建立在文化的開放與交流之上的文明成果[32]。[1]如孫玉榮、胡輝認為：“唐代女性服飾不僅充分表現(xiàn)了女性自我審美觀的變化，也是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最直接體現(xiàn)”“在以男權為中心的傳統(tǒng)社會里，仿男裝的流行時間并不長，其出現(xiàn)表明女人第一次在服飾上與男人實現(xiàn)了平等”“表現(xiàn)出對男權的挑戰(zhàn)”,見孫玉榮、胡輝：《唐代女性服飾與自我意識的覺醒》，《黑龍江史志》2012年第9期；李曉翠認為：唐代女性“渴望能夠取得同男子一樣的地位與成就,而女著男裝的出現(xiàn)正是這種反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表現(xiàn)”“她們正是以女著男裝作為與男權社會相抗衡的有力武器,以此直抒胸懷,表達自己心中的感想，并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可?！保娎顣源洌骸短扑螊D女服飾變化與婦女觀的衍變》，《長江學報》2011年第3期。[2]學術界論及唐代社會開放的論著很多，最新的論述可參看葛承雍先生所著《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產(chǎn)》第38~47、74~86頁中《“天下國家”與盛唐氣象》《漢唐長安與外來文明》等篇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3]孫機：《唐代之女子著男裝與胡服》，《敦煌服飾暨中國傳統(tǒng)服飾文化學術論壇論文集》第13頁，東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4]“胡服騎射”是戰(zhàn)國時趙武靈王推行胡服、教練騎射的改革活動。據(jù)《戰(zhàn)國策·趙策二》記載：“今吾（趙武靈王）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薄妒酚洝ぺw世家》也記載：“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5]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第304頁，商務印書館，2011年。[6]陜西歷史博物館編：《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畫》，文物出版社，2002年。[7][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第1957頁，中華書局，1975年。[8][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二十四《車服》第531頁，中華書局，1975年。[9][漢]戴圣著，崔高維校點：《禮記》第93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0]陜西省博物館等：《唐鄭仁泰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2期。[11]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李怡、潘忠泉：《唐人心態(tài)與唐代貴族女子服飾文化》，《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13]謝永芳編著：《元稹詩全集》第512頁，崇文書局，2016年。[14]葛承雍：《云縷心衣：唐代服裝與長安氣象》，《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產(chǎn)》第22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17]《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中，載有“風俗狂慢，變節(jié)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此后各朝代的史書中，都有對“服妖”的記載。“女著男裝”便屬于“剽輕奇怪之服”。[18][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三十四《五行一》第878頁，中華書局，1975年。[19]陜西歷史博物館編：《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畫》第45、46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20]陜西歷史博物館編：《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畫》第49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21]陜西歷史博物館編：《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畫》第54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22]冀東山主編：《神韻與輝煌——陜西歷史博物館國寶鑒賞·唐墓壁畫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23]榮新江：《女扮男裝——唐代前期婦女的性別意識》，《唐宋女性與社會》第723~750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25]于靜芳：《談唐墓壁畫胡服女性圖像》，《戲劇之家》2015年第11期（上）。[26]祓禊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民俗，盛行于唐代，每年春季上巳日（農(nóng)歷三月三日）民眾會在水邊舉行祭禮，洗滌去垢，消除不祥。[27][唐]杜甫著，夏華主編：《杜甫詩集》第34、35頁，萬卷出版公司，2016年。[28][唐]鄭處誨、裴庭裕撰，田廷柱點校:《明皇雜錄》卷下《虢國夫人奪韋氏宅》第29、30頁，中華書局，1994年。[29]學者們通過分析人物的面部、服飾的表現(xiàn)技法、刻畫的深入程度以及游春隊伍的前后行進順序得出畫中的男裝女子應為隊伍中地位最高之人，即畫卷的主人公——虢國夫人。[30][宋]王溥：《唐會要》卷六《雜錄》第77、78頁，中華書局，1955年。[31][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下第29、30頁，中華書局，1985年。[32]愛德華·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1）,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其代表作《羅馬帝國衰亡史》記述了從西羅馬帝國一直到拜占庭帝國滅亡的羅馬史，并對羅馬文明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現(xiàn)代歐洲可以被視作羅馬帝國衰亡的遺產(chǎn)，不了解羅馬帝國，就無以真正理解現(xiàn)代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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