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是我國音樂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長期戰(zhàn)亂給人民造成的苦痛，促使各種與中國傳統(tǒng)思想觀念(這里主要指儒教)相違背的思想蔓延滋長。外來的佛教迅速傳播，大有以客為主之勢；南朝土族的浮綺奢華之風日甚，不僅表現(xiàn)在物質(zhì)領域，也滲透到精神領域。一種對“來世”的強烈向往與一種對今生的病態(tài)的眷戀奇妙地扭結(jié)在一起。北方各民族的混戰(zhàn)，造成北方居民的大規(guī)模南遷，這種近似于民族遷移的人口流動，不僅造成當時的“南朝盛世”，使中國文化的中心第一次在南方出現(xiàn)，而且在中華文化(以漢民族為主…體韻多族文化的統(tǒng)一體)的交流、融合、發(fā)展中，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北方，新鮮動聽的“胡樂”像“流行曲”一祥風靡一時；南方，在“吳聲”、“西曲”的基礎上，續(xù)承北方"相和歌”的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豐富多彩的“清商樂”。

　　肖衍是有很深的音樂修養(yǎng)的?！端鍟ひ魳分尽贩Q他“素善鐘律”，《舊五代史·樂志》亦稱他“素精樂律”。從魏晉到南北朝，文人多以善樂為能事。號稱“八友”的士人中，沈約、任昉等人都是音韻樂律專家。肖衍與其同游西邸之時，少不了要論樂談琴。這樣一個風雅的出身與環(huán)境，使他即帝位后便可能格外注重樂事。正如《隋書》所言：“梁武帝本自儒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因此，才能在“爰詔凡百，各陳所聞”之后，親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糾正、剔除前朝的疏漏背古之處，開一代樂風。

　　當然，他首先要整雅樂。雅樂本非中國古代音樂的主流，但在某一時期，雅樂作為一種官方文化的代表，它的興衰，卻也反映著整個時代的文化風貌，反映著其時文藝在上層建筑中的地位。沈約曾經(jīng)說過：“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世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此說頗有道理，自漢之后，戰(zhàn)亂不已。三國鼎立，五胡亂華，十六國逐，南北朝分，那個還顧得上振興樂事?!廟堂所聞，朝會所奏，大坻是因陋就簡。齊帝曾駁斥任防、王肅正樂之議，大談“事人禮縟、事神禮簡”之理，“于是不備宮懸，不遍舞六代，逐所應須，即設懸，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表面看，似乎通脫大膽，但肖齊短命，昏侯無才，恐怕菲薄周典是假，無力興樂是真吧?

　　梁是南朝鼎盛之時，“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梁武帝肯定不滿，于是“思弘古樂。天監(jiān)元年，遂下詔訪百僚”，希望百宮中知樂者能夠拿出復興禮樂的方針、辦法來，改變自晉以來便“天人缺九變之節(jié)，朝燕失四懸之儀”的狀況。但是，不知是因為百宮中盡多“樂盲”，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正樂之能，只好高談闊論；還是大家心里明白這個儒雅皇帝是自己想露一手，反正，“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辭，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把正樂的大任還給了武帝。于是“帝既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親自出馬了。

　　梁武帝從天監(jiān)元年始正樂，定下沈約制詞的三十首歌詩。普通中，經(jīng)過一次修改，不但刪去了牲牢之禮“滌雅”、“牷雅”二曲，而且又“勅蕭子云改諸歌辭為相和引，則依五音宮商角徵羽為第次，非隨月次也”。 7這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修改，它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充分注意。

　　其一是以音樂本身為宗，改變了過去雅樂以月次演奏的舊規(guī)矩而代之以五聲音階的自然排列為序，為證明肖衍是懂得、也是重視音樂本身的規(guī)律的。當然，月與律通，但“晉及宋，齊”，“只有黃鐘、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了，還談什么依月次或依十二律演奏?只好依五音為次第了。

　　二是梁武在雅樂登歌之中，大大加進了俗樂的成分，以致雅俗合流，甚至把歌舞、百戲、佛曲，統(tǒng)統(tǒng)塞進了廟堂之樂。本來雅樂、俗樂并無絕對的界線，前朝俗樂，即可為今世雅樂；今朝俗樂，也可能被后世奉為雅樂。但像肖衍這樣，把全部雅樂按民間方式演唱，“改諸歌辭為相和引”，以至使踩高蹺、車輪軋脖子這類“雜耍”也混跡與諸雅之間， 8也確實夠大膽、徹底的了。我們不要忘記，肖衍是“諸子”出身，受過正統(tǒng)的貴族式教育，他有意混淆雅俗，絕不會出于無知，而只可能是“音樂的耳朵”在作怪。

　　此外，在他的四十九首三朝之樂中，還雜有一些明顯帶有佛教意味的曲目，有可能是從天竺傳來的佛曲，如第二十七“須彌山伎”即是。案“須彌山”，為梵文Sumeru的音譯，是佛經(jīng)中常提到的神話景觀，山高八萬四千由旬，山尊為“帝釋天”，四面山腰為“四天王天”，周圍有“七香?！?、“七金山”，環(huán)周繞以“咸?！保欠鸾趟囆g(shù)中多見的題材，估計“須彌山伎”即為表現(xiàn)這一神話景觀的歌舞。此外，第三十五之“金輪幢伎”，疑為示法輪之象，與第四十二“青紫鹿伎”、“第四十三“白鹿”等伎，俱有佛徽之意味，估計為佛曲，當無大錯。第四十四的“設寺子導安息孔雀”等曲，恐亦由印度傳來。

　　至天監(jiān)四年，已經(jīng)一改晉末樂亡，宋齊散亂的狀況，“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 9了。這“粲然”二字，恐怕不是泛泛的贊詞，梁武的“雅樂”，確有文采風韻，因為它實際上已不再是傳統(tǒng)觀念中的雅樂，而是有燕樂性質(zhì)的清商樂。

　　說梁武“雅樂”實際上是燕樂，有一個具體的例子。侯景之亂后，“簡文帝受制于侯景，景以簡文女溧陽公主為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其時，這個名為“岳父”而實為階下之囚的簡文帝，當然要聞樂生悲，滯然涕下”的，而一個“宴”字，也道出了梁樂的性質(zhì)。

　　此外，梁樂是雅俗合奏、典宴兼之的音樂，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早已明言，他說： “……江左所傳中原舊曲……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至于殿庭饗宴，則兼奏之”。并說明這種音樂直到“遭梁、陳亡亂”之后，才“存者蓋寡”。

　　那么，說它是清商樂，有什么根據(jù)呢 ?《隋書·音樂志》載：梁武之樂凡四十九，第一便是“相和五引”。前文曾引：勅肖子云改諸歌辭為相和引”，而相和歌與清商樂的關(guān)系，則是眾所周知的。清樂的概念可大可小，亦有不同理解。往小里說，它的基本內(nèi)容是“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合三調(diào)是也，并漢魏以來舊曲”，再加上“江南吳歌”與“荊楚西聲”。往大里說，則是針對胡曲而言，即所謂的“華夏正聲”。在后人眼里，梁武帝這套包含外來佛曲在內(nèi)的“什錦拼盤”式的音樂，不啻是“華夏正聲”的代表。隋開皇樂議時，黃門侍郎顏之推便曾建議隋高祖“請憑梁國舊事”。不過，當時高祖把政治考慮擺在第一位，以為“梁樂亡國之音”，不肯采用。但到開皇九年平陳之后，一則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二則由于樂議長年不決，這才承認梁陳舊樂為‘華夏正聲”，要求“以此為本，微更損益”，來制定隋樂。

　　梁武帝本人，便是一個清商樂的作曲家?！稑犯娂分幸豆沤駱蜂洝吩唬骸傲禾毂O(jiān)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曲》、三曰《采蓮曲》、四曰《鳳笛曲》、五曰屎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稑犯娂愤€載有肖衍這七首歌的歌詞。

　　肖衍還作過一首清樂歌曲《陽叛兒》 (《唐書·樂志》考《陽叛兒》乃《陽伴兒》之誤)。《樂府詩集》中亦有此辭。一直到開皇九年平陳之后，高祖所獲梁、陳清商舊曲中，“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并契” 10，顯然是梁武遺聲。

　　肖衍在音樂上的貢獻，恐怕這便是很重要的一點：當“周齊皆胡虜之音”時，他堅持了“梁陳盡吳楚之聲”；當中國北方的帝王們“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樂章既闕，雜以《簸邏回歌》”，“太常雅樂，并用胡聲”的時候，當外來的佛教在他本人的倡導下風靡南朝的時候，他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促成了佛教音樂的中國化，使?jié)h族音樂在從此時到盛唐的各族文化的大融合中，始終保持著主體、母體的地位。

　　肖衍在音樂上的第二個貢獻，是他身體力行，促成了佛教音樂的繁榮，并為后世佛教儀式中的主要音樂形式創(chuàng)造了—個模式?！端鍟ひ魳分尽份d：“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這十首佛曲，現(xiàn)僅存曲目，內(nèi)容及音樂已均不可考，但這十首由帝王親制的佛曲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卻是可以想見的。

　　重要的是，在“名為正樂”這四個字中，似乎暗藏著一種信息，即這十首佛曲的音樂，不是天竺、西域而來，也非“胡樂”的風格，它是“正”樂，是清樂風格的創(chuàng)作。前文已述及梁武本是清商樂作曲家，因此這種推論似不是妄斷。佛曲的音樂不一定非是天竺、西域之樂，信仰與文化背景也并非永遠一致，這正如滅佛的周武帝的宮廷音樂中，卻有大量胡曲一樣。

　　梁武帝還在中國首創(chuàng)“無遮大會”及“盂蘭盆會”、“懺法， (梁皇寶懺)等佛教儀規(guī)、為佛教音樂的演出與傳播，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奠定了歷代遵循的規(guī)范。

　　“無遮會”，是梵文 pancaparisad的意譯，意思是無賢圣道俗之分，上下貴賤尊卑之遮，眾生平等、廣行財施。據(jù)《大唐西域記》載，天竺戒日王每“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是一種在佛教“平等”的旗幟下，向眾生施惠，普結(jié)回向的群眾集會和宗教節(jié)日。梁武帝所創(chuàng)中國無遮大會，據(jù)《佛祖統(tǒng)記》載：“中大通元年，帝于重云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皇帝設道俗大齋五萬人”?！赌鲜贰ち罕炯o》則更詳盡地記載了肖衍從中大通元年(公元529)開始，一直到太清元年。(公元548)止，數(shù)次舉辦無遮法會的情景。其時，“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凈大舍”。數(shù)萬人云集，皇帝開國庫設飯齋人。當然，吃的人要付代價，代價就是聽僧人宣講法事，演唱佛曲。梁武帝為宣傳佛教，肯花這樣大的本錢，在客觀上為佛教音樂的傳播出了力，而在此之后，佛教的幾乎所有法事活動中，都要奏法樂、唱贊唄，形成定規(guī)，影響達千年以上。

　　此外，肖衍還曾創(chuàng)造了童聲唱贊的形式。《隋書·音樂志》云：“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為之”。中華版《隋書》標點本，在“法樂童子伎”與“童子倚歌梵唄”之間用頓號，旁均無曲線、直線，容易造成讀者理解錯誤。應注為“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后一句是對前一個特有名詞的解釋。

　　肖衍在位四十九年，“清商樂”的形成，即在此時；佛教廟堂音樂的諸形式，也在此時初定?！澳铣奈?，號為最盛，民謠國俗，亦世有新聲” 11的盛況，不能說不與這位風雅而又獨特的梁武帝有關(guān)。

　　應當承認，肖衍是一位相當內(nèi)行的樂律專家。天監(jiān)元年肖衍正樂之始，對樂者七十八家，但都是空談，沒有人真正敢出來干。梁武帝“遂自制定禮樂”。他的正樂，第一件事便是正律。律乃樂之本，而定律就要有律器，于是，梁武帝發(fā)明了他著名的律器“通”。

　　中國古籍中，盡載以管定律的故事，但實際上，以管定律有許多困難。正如繆天瑞先生在他的《律學》中所說：“用管發(fā)音，是‘空氣柱'振動，即管中的空氣成一柱形，經(jīng)沖擊而起振動，……管內(nèi)空氣柱振動，不如弦的振動來得簡單；因為空氣柱要稍凸出管外而振動，因此管的長度不一定便是空氣柱的長度，于是計算上便多一番周折了”。歷史上凡真正定律的人，在管口校正法發(fā)明之前，恐怕都不可能依管定律。漢代的京房，首先指出“竹聲不可以度調(diào)，故作準以定數(shù)”。梁武帝的律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日玄英通：應鐘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鐘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弦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日青陽通：太簇弦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鐘弦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二百一十四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日朱明通：中呂弦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弦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鐘弦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曰白藏通：夷則弦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弦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弦用一百四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九分強”。

　　“又是為十二笛，……用笛以寫通聲……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肖衍制四通，并不是沒有前人的圭臬可奉，在他之前，漢代的京房已經(jīng)首創(chuàng)了以弦定律的專門工具——準。京房之準，“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幾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jié)”。但是，京房之準，列十三弦于一瑟，而僅中央一弦下有分寸刻度，且“弦之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之”。因此，肖衍是在他的基礎上，吸取了京房的經(jīng)驗教訓，先是把十三弦長短參差過大的一瑟改為四通，二是以笛以寫通聲，把管律與弦律結(jié)合了起來，這無疑是一個進步。

　　其次，肖衍還作《鐘律緯》，論前代得失，批評了班固、鄭玄、京房的理論。他認為班固的理論“至蕤賓，仍以次下生”，“班義為乖”。認為鄭玄的理論“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將陽復將何寄 ?”因此，他得出“鄭之不思，亦已明矣”的結(jié)論。他還批評京房六十律的錯誤，如“依行”上生“色育”，為陽上升陽，跟京房“陽下生陰”之說不合。但他自己，也頗多錯誤。近人吳南熏在其《律學匯通》中就指出他“既詳察六十律，四通又依照舊事，尤其是黃鐘笛長3.8尺，既與茍笛不同，又比京房的九寸，大至四倍以上，而姑洗笛長3.1尺，已使相鄰笛長的差，秩序凌亂……”

　　因此，肖衍對樂學、律學的貢獻，恐怕倒不是他的“四通十二笛”，而是他的轉(zhuǎn)調(diào)理論。引日五代史·樂志》引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官，得八十四調(diào)。侯景之亂，其樂又亡”。我們知道，一般認為八十四調(diào)的理論，最早系由龜茲樂人蘇祗婆自西域傳來?！端鍟ひ魳分尽份d：“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祗婆，從突厥皇后人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譯遂因所捻琵琶，弦柱相飲為均，推演七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diào)，故有七調(diào)，十二律合八十四調(diào)，輾轉(zhuǎn)相交，盡皆和合”。近人并有將此八十四調(diào)理論與印度七調(diào)碑比較研究，認為此理論源于印度者。然梁武帝之八十四調(diào)理論，要比蘇祗婆早。梁武正樂，在天監(jiān)元年(公元502年)，這是上限。那么，下限呢?可定在太清三年(公元549)，在這一年梁武崩，絕不可能更晚了。因此，按上限講，肖氏八十四調(diào)理論，要比蘇祗婆早六十六年，即使按下限算，也要早二十年。更重要的是，梁武是在“博通前載”的基礎上，在清樂實踐的基礎上，在他親制四通十二笛的律學實驗的基礎上，獨自發(fā)現(xiàn)八十四調(diào)理論的。他的發(fā)現(xiàn)，推翻了“八十四調(diào)外來”說，證明了中國音樂以往的輝煌，也證明中國的音樂家是非常聰明的，即使他也曾糊涂到四次舍身為寺奴而至國破家亡也罷。

　　肖衍對我國南北朝時音樂的發(fā)展，是有其一定貢獻的。但他晚年沉溺佛教，不問政事，當然也就更顧不上樂事了。他“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專業(yè)”的宗教職業(yè)者?！赌鲜贰返淖髡呃钛訅墼谄鋫骱蟮脑u論中，唏噓感嘆，說出了一個正統(tǒng)儒者對他的評價。

　　“梁武帝……制造禮樂，敦崇儒雅， 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哿粜馁薅?，忘情千載，溺于釋教，弛于刑典?！怨艙軄y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魯陽蠻圍魏湖陽，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斬魯北燕；徙萬余戶于幽、幷諸州及六鎮(zhèn)，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死也要回到故鄉(xiāng)。)

    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穆亮(451-502)，字幼輔，本字老生，南北朝時期北魏大臣，宜都丁公穆崇的后代。初字老生，早有風度。顯祖時，起家為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徙封長樂王。高祖初，除使持節(jié)、秦州刺史。在州未期，大著聲稱。徵為殿中尚書。又遷使持節(jié)、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敦煌鎮(zhèn)都大將。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朝，百姓追思之。）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jīng)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shù)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wèi)尉府，殺衛(wèi)尉洮陽愍侯張弘策。（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今河北省固安縣)人。梁武帝蕭衍的從舅。自小以孝聞名。其母生病時，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最后她的母親強灌他吃粥，弘策吃其母所吃剩的。母親去世后，弘策三年不食鹽菜。初任齊邵陵王國常侍，協(xié)助雍州刺史蕭衍奪權(quán)。蕭衍稱帝后，加封為散騎常侍、洮陽縣侯。后隨梁武帝西征，擔任輔國將軍，遷升為衛(wèi)尉卿。天監(jiān)元年(502年)東昏侯余黨孫文明等率數(shù)百人，私入南北掖門，燒神虎門，弘策被殺。謚號閔侯。有子張緬。）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nèi)，以宿衛(wèi)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泵鼡粑骞摹ｎI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簽傳口語，與奪決于主者。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有舊恩于伯之，伯之以繕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wèi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云，云不禮之。緭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后，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chuàng)，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彼焱恫笠娪H狎。伯之又以鄉(xiāng)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并乘伯之愚闇，恣為奸利。（又蠢蠢欲動。）

    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為別駕。伯之并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笨樣谑侨找拐f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緭、永忠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啟卿，若復不得，卽與卿共反?！鄙想凡圆績?nèi)一郡處繕，于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敎，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現(xiàn)有力量）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眳u命纂嚴，使緭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于聽事前為壇，歃血共盟。

    緭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眾望。長史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nèi)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辈畯闹砸跃摓閷り柼?，永忠為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旣失職于家，合帥數(shù)百人，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伯之自出格鬬，元沖不勝，逃入廬山。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未反先內(nèi)亂，恐難成功。）

    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眾討之。

    魏揚州小峴戍主黨法宗襲大峴戍，（山名。在安徽省含山縣 。 南北朝時與大峴山同為軍事要沖。清 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江南十一·含山縣》:" 大峴山 :縣東北十三里，一名赤焰山 。又小峴山 在縣北二十里，一名照關(guān) 。稍西曰城山 。兩山屹峙，為廬濠往來沖要。"）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菩薩。

    陳伯之聞王茂來，謂褚緭等曰：“王觀旣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fā)丁力，益運資糧，然后席卷北向，以撲饑疲之眾，不憂不濟。”六月，留鄉(xiāng)人唐蓋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里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流產(chǎn)的叛亂）

    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赴任）。

    初，季連為南郡（南郡是古代中國的一個郡，始置于秦朝，治所在江陵縣(今湖北荊州)，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治所在公安。）太守，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簽，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旣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于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于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嘆曰：“據(jù)天險之地，握此強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舍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并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朝廷啟用罪臣朱道琛為要職典簽導致又一場叛亂，這是治國的又一要害。）

    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余人。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如果核查一下巴西一郡的戶口），因而罰之，所獲必厚?！痹鹑恢＠钼咧G曰：“使君前有嚴敵，后無繼援，山民始附，于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所以，何須一定要使他們無法忍受，為今后的治理種下病端，而來補益目前軍隊的缺糧呢？）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痹鹪唬骸吧啤Ｒ灰晕?！”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得三萬斛。

    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南北朝梁濟陽(今河南蘭考縣)人，生卒年不詳。家傳律學。南齊《永明律》制定后未頒布施行，律文散失，蔡法度能記述其內(nèi)容。天監(jiān)元年(502)八月，梁武帝任蔡法度為尚書刪定郎，增損永明舊本，制定律令;并命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仆射沈約等人參議律令。）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為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仆射沈約、吏部尚書范云等九人同議定。

    上素善鐘律，欲厘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每通施三弦，黃鐘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鐘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zhuǎn)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用通聲轉(zhuǎn)過來推算月氣，一點差錯也沒有，而反過來再一推算，也能相合。）又制十二笛，黃鐘笛長三尺八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施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镈鐘，雜以編鐘、編磬、衡鐘凡十六虡jù。上始命設十二镈bó鐘，各有編種、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

    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遂留洛陽。丕年八十余，歷事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魏主以其宗室耆qí,shì舊（遺老），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為三老。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鐘離，魏主使羽林監(jiān)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苯B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diào)發(fā)，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

    九月，丁巳，魏主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余步，羣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

    甲子，立皇子統(tǒng)為太子。

    魏洛陽宮室始成。

    十二月，將軍張囂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囂之敗走，魏復取木陵。

    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鄧元起，元起與戰(zhàn)，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季連驅(qū)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于郫。奉伯等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舍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

    魏陳留公主寡居，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于魏主，坐沈廢累年。（被廢官數(shù)年。）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武帝天監(jiān)二年（癸未，公元五〇三年）

    春，正月，乙卯，以尚書仆射沈約為左仆射，吏部尚書范云為右仆射，尚書令王亮為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為庶人。（裝病不上班，重罰。）

    乙亥，魏主耕籍田。

    魏梁州氐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之。

    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郫城亦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于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

    季連至建康，入東掖門，數(shù)步一稽顙，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邪！”赦為庶人。（蕭衍還算仁慈。）

    三月，己巳，魏皇后蠶于北郊。

    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城主奇道顯入寇，取陰山、白藳二戍。

    蕭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蹔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為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zhèn)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自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shù)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嘗嬉笑。（含恨在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