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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最終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之中脫穎而出，終于在兩漢成為了主流的思想意識。在儒家君臣之義的籠罩之下，即使朝廷政治腐敗，朝綱衰頹，手握兵權的將帥們，也不敢貿(mào)然背叛朝廷。魏武帝曹操權傾天下，也只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始終做周文王。 取代魏的司馬氏，本身也是儒學世家，所以魏晉之際經(jīng)學非常發(fā)達，經(jīng)學成為貴族的一種身份象征。但是國家的統(tǒng)一并非靠禮儀來完成，而是以強大的軍事為后盾。古往今來能在經(jīng)學和軍事兩方面取得輝煌成就的人都是鳳毛麟角。，恰恰在魏晉之際就有這樣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物，他就是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郡杜陵縣（今陜西省西安市）人。他的先祖是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他的祖父、父親都在曹魏身居要職。出身只能決定人生的起點，而努力才能達到想要的高度。與其他出身官宦之家的紈绔子弟不同，杜預從小就飽讀詩書，博學多才，通曉古今興亡衰敗的道理。他經(jīng)常說：“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p> 以杜預的才華，他早就可以飛黃騰達，偏偏由于父親和司馬懿不和，一直被壓抑，直到司馬昭當政，他才時來運轉，不僅迎娶了司馬昭妹妹高陸公主，官拜尚書郎，還承襲了父親的爵位——豐樂亭侯。 公元263年，鐘會領兵伐蜀，杜預以鎮(zhèn)西長史隨軍出征。鐘會平定蜀地之后，意圖傭兵自立，后因士兵嘩變而失敗，大多數(shù)隨軍官吏都遇害了，杜預因機智幸免于難，事后“增邑千一百五十戶”。 “書到用時方恨少”，杜預的成功和他少年時代刻苦讀書有很大的關聯(lián)。以司馬昭為首的司馬氏家族雖然成為曹魏最大的政治集團，但是想要取代曹氏家族自立，除了收服人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杜預就是這樣被收到司馬昭麾下。 司馬昭為了自己家族以后代魏做了很多準備，最重要的就是修改禮儀、法律和官制。雖然這件大事由車騎將軍賈充主持，但是最終面世的條文注解都由杜預完成。修改的三部分中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法律。  賈充、杜預等人用了三年左右的時間，參考漢律、魏律，修訂出了《晉律》。為了讓法律能夠暢行無阻，杜預又寫了一篇關于法律的文書，來說明法律實施的可行性：
杜預對法律的認知受到時代的局限，但是《晉律》的優(yōu)點也很顯著：文字通俗，條目清晰簡明，不僅讓百姓對法律產(chǎn)生敬畏，同時官吏不會濫用私權。因此《隋書·刑法志》稱贊說“實曰輕平，稱為簡易”。 杜預讀書的習慣，并沒有因為職務的變化而廢棄，反而更加專注，他最喜歡讀《春秋》，而且喜歡與專業(yè)的經(jīng)學家討論。他把《春秋》與《左傳》合在一起，在唐朝成為標準讀本，儒家經(jīng)典《十三經(jīng)注疏》里面《春秋左傳注疏》的“注”部分也是由他完成。 如果說讀書僅僅是為了做學問，固然值得尊敬。但是，以我個人的淺見，在學問之外，每一位作者都有強大的現(xiàn)實關懷，杜預自然也不例外。  司馬氏代替曹魏之后，延續(xù)了曹魏貴族官僚的體制，社會上的所有領域的控制權都操縱在貴族官僚手中。在貴族的莊園里面，不僅有類似農(nóng)奴一樣的佃戶，還有不同類型的附庸者，這里面等級森嚴，權力雖然分散，主導權依舊存在于頂端的貴族手中，這些貴族掌握了龐大的財富，自然就會導致生活的奢華，以及不同程度的攀比，“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放在這個時代一樣成立。 這種情況讓杜預很是不滿，當年孔子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國，理想破滅后寫下了《春秋》警示后人，作為《春秋》的繼承者，杜預自然也想改造這個腐化的社會。他向晉武帝司馬炎進言說：
簡而言之，杜預認為朝廷應該對官員實行考察制度，根據(jù)官員的政績進行升遷，對于那些尸位素食者進行罷黜，提拔有能力的官員。這一制度如果實施下去，就會動搖西晉以貴族為主體的根基，朝廷沒有采用也在意料之中。這項制度，只有唐末貴族覆滅、宋朝大開科舉之后，才得以實施。  如果你認為杜預只是一位儒生，那就大錯特錯了。他真正令后世之人欽佩的是他的軍事才能。 公元270年，禿發(fā)鮮卑首領禿發(fā)樹機能在隴右侵擾邊境，杜預獲任命為安西軍司，領兵三百和馬匹一百到長安，到后轉任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jié)。 當時身為安西將軍和都督秦州諸軍事的石鑒命令杜預領兵進攻禿發(fā)樹機能。石鑒讓杜預出兵有自己的目的，先前杜預在任河南尹時就是石鑒有矛盾，所以石鑒想借助外人之手替自己解決掉杜預。 杜預慷慨陳詞，他卻認為敵軍士氣高漲，馬匹健壯，相反我軍勞師遠征，應該做好備戰(zhàn)準備以及后勤工作，等到明年春季才可進攻。 石鑒以“稽乏軍興”為由，派御史用檻車押送他到廷尉。隨后石鑒討伐禿發(fā)樹機能，都不能攻克。這件事不僅沒有減損杜預的名聲，反而讓朝廷上下都知道了杜預不僅能治理內(nèi)政，還能運籌帷幄，料事如神。 等到匈奴人劉猛舉兵反叛，迅速波及到并州的西部乃至河東、平陽。朝廷立刻啟用杜預，讓他參謀軍國大事。很快，他被任命為度支尚書。杜預“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讓人研發(fā)新武器。杜預先后向晉武帝提出過五十多項國防政策，包括“興常平倉，定谷價，較鹽運，制課調(diào)”等等，晉武帝都給予了采納。  杜預出任度支尚書期間，雖有石鑒從中作梗曾被罷免，仍舊不影響杜預整體的戰(zhàn)略部署。杜預精于刑律、歷法、水利，曾力排眾議修建富平津橋，橋成之后，晉武帝司馬炎對著文武百官夸獎杜預：“沒有你，這座橋修不成?。?strong>非君，此橋不立也）”杜預十分謙虛回答說：“沒有陛下的圣明，我也不能盡力發(fā)揮?。?strong>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公元278年，兗州豫州連降暴雨，鬧起了蝗災。司馬炎向天下征集救災之法。杜預先后兩次上書陳述政策：
杜預建議食物短缺面前，眼光應該放長遠，真正的考驗在明天開春之際，那個時候國家應該開放糧；水災固然可怕，但是水中食物豐富，若能加以利用，就能解決事物的供給問題。
天降暴雨雖然不可避免，但是水災的根本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和水利設施的年久失修。而造成救災困難在于官吏的懶惰，他譴責某些官吏只顧自己的利益，有功便去爭奪，遇到問題相互搪塞，致使耽誤了救災進度。 杜預前后擔任度支尚書長達七年，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又提高了國家財政收入，贏得了朝野上下的贊美，因其無所不能，稱之為“杜武庫”。  杜預的一生之中，最輝煌的戰(zhàn)績就是伐吳之戰(zhàn)。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在他的名作《西塞山懷古》中描寫了這場戰(zhàn)爭的經(jīng)過：
雖然主帥是王濬，但是詳細的進攻計劃基本上出自杜預之手。司馬代魏之后，西蜀早已經(jīng)并入晉的版圖，晉武帝司馬炎雖然時常想攻滅東吳統(tǒng)一中國，但朝中大臣大多反對，唯有羊祜、杜預和張華支持。因此晉武帝司馬炎躊躇了很久。 原本抵御孫吳政權的鎮(zhèn)南將軍羊祜在病危之際推薦杜預代替自己的位置。羊祜死后，杜預馬上接任鎮(zhèn)南將軍，并且都督荊州諸軍事。杜預上任后“繕甲兵”，點選精銳部隊，奇襲西陵郡，大破西陵督張政。 張政本是東吳名將，被杜預突襲大敗之后羞愧萬分，因而沒有向當時的吳主孫皓報告。杜預抓住機會實施離間計，將吳國俘虜放回建業(yè)向吳主孫皓報告了張政失敗的消息。這一計策果然奏效，孫皓立刻用劉憲體換杜預為西陵督。這看似毫不起眼的換帥之舉，已經(jīng)為后來滅吳打下了基礎，史書中稱“成傾蕩之勢”。 孫吳前線的換帥之舉，讓杜預看到了伐吳的時機，他幾次上表請求伐吳，晉武帝司馬炎終于在公元280年下定決心伐吳。杜預陳兵江陵，并且負責調(diào)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師。  杜預一面派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兵逆江西上，又派周旨等人率八百人襲擊樂鄉(xiāng)，在巴山放火，這一舉動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令孫吳軍民惶恐不已。隨后不久杜預親自統(tǒng)兵攻克江陵，指揮王濬擊潰孫吳水軍都督陸景，東吳各州郡望風歸降。 杜預鎮(zhèn)守零陵、桂陽等地的時候，雖然一路上屢戰(zhàn)屢勝，但有人認為滅吳還是需要費些周折，特別是春季漲水之后不能長期駐兵，等到冬季再進攻才能一舉吞吳。 杜預認為戰(zhàn)爭不能拖延，自信滿滿地說：
短短的一段話，為后世留下了兩個成語：勢如破竹、迎刃而解。 接著杜預命令大軍攻向建業(yè)（南京），吳主孫皓投降。至此，自東漢末年以來的分裂局面又得到了統(tǒng)一。 完成統(tǒng)一之后，杜預認為自己出生于儒學士大夫世家，“武非其功”，請求解除兵權，朝廷不答應，他只好繼續(xù)領兵鎮(zhèn)守襄陽。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杜預深諳這個道理。他認為雖然天下統(tǒng)一，但是“忘戰(zhàn)必危”，他一方面繼續(xù)講武，另一方面屯兵于要害之處，維持天下穩(wěn)定的局面。 鎮(zhèn)守襄陽期間，杜預興修水利，繼續(xù)造福百姓。他引滍水、淯水灌溉農(nóng)田，使萬頃農(nóng)田受益。他又打通揚口到巴陵的運河，解決長江的泄洪問題，改善荊州地區(qū)的漕運狀況。他的作為得到了百姓的信賴，大家稱他為“杜父”，歌謠之中唱道：“后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杜預身上最讓人驚訝的地方也許是“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作為武將既不會騎馬，也不會射箭，可能會讓人質(zhì)疑。但是回頭想想，統(tǒng)率軍隊并非是頭腦簡單、孔武有力的莽夫能為，必須由智謀淵博，能出奇制勝的人方可勝任。 公元647年，唐太宗李世民詔令古今二十一人祔祀于文廟之中，其中就有杜預。 公元782年，唐德宗李適詔令古今名將六十四人祔祀在武廟中，其中也也有杜預。 因此杜預成為明朝以前唯一在文廟和武廟中都受到祭祀的賢臣。 四百多年后，杜預的后代之中出了一位聲名顯赫的大詩人，就是家喻戶曉的杜甫。杜甫在文章《祭遠祖當陽君文》中高度概括了自己遠祖杜預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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