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資料

　　【核心提示】和任何史料一樣，銘文都反映鑄造者的主觀立場。利用銘文做研究時，只有在弄清鑄造者立場后，才可能了解銘文。

　　中國歷史學家通常以為古代青銅禮器上的銘文是第一手史料，可以利用它重寫歷史。此觀點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無多加思考的必要。和任何史料一樣，銘文都反映鑄造者的主觀立場。利用銘文做研究時，只有在弄清鑄造者立場后，才可能了解銘文。

　　《禮記·祭統(tǒng)》有段文字記述青銅器銘文的作用是為了“稱美而不稱惡”，即銘文并非陳述事實。因此，周人的銘文每次提到戰(zhàn)爭，都是周人獲勝。若不清楚青銅器銘文鑄造者的主觀立場而用之寫周代的歷史，我們便無法理解周穆王的勢力為什么有一定的限制，更不用說周幽王為什么死于驪山之下。

　　西方學界關(guān)于銘文的兩個觀點

　　本文要討論兩個西方漢學家提出的有關(guān)銘文的觀點。對他們的觀點，我并不認同，但仍覺得中國史學家可能還未聽說過，在討論青銅器銘文的歷史價值時，可能會有一些借鑒價值。

　　第一個觀點是十年前柯馬丁(Martin Kern)提出的，他認為盡管銘文是用文字書寫的，但書寫形式的重要性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銘文所反映出的原來的口頭內(nèi)容。銘文反映的兩個場景：一個是賞賜典禮，二是祭祀先祖。在兩個場景中，銘文本身都不起重要作用，賞賜典禮的對話和祭祀先祖的祝頌才是儀式的主要內(nèi)容，而這些都是口頭的，并不需要文字。

　　第二個觀點由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二十年前提出，并獲得不少西方漢學家的認同。他認為，銘文可以分成兩部分，前半部分為受命者朝見天子典禮的記錄，包括時間、地點、出席人物以及賞賜的禮品等，羅泰將這部分稱為“功勞的記錄”。后半部分記錄的是受命者紀念其祖先，向之祈求福祿，按照徐仲舒的觀點，羅泰稱其為“嘏辭”。羅泰指出，因為青銅器是為了祭祀祖先而鑄造的，所以嘏辭才是銘文的核心部分。功勞的記錄那一部分是次要的，甚至完全是可以缺少的部分，并且功勞的記錄往往是虛假的，不可以作為歷史資料。在討論2003年陜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的逑盤時，羅泰說銘文內(nèi)容的相當一部分都是逑憑空偽造的，無論是關(guān)于周王還是單氏家族的祖先的敘述，都不一定可靠。

　　這兩個觀點雖有一定的啟發(fā)性，但是都過于極端?？埋R丁強調(diào)原來的受命典禮以及后來的祖先祭祀當然值得注意。青銅器銘文既起記錄作用，又起紀念作用。正如受命典禮和祖先祭祀各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目的，同樣，銘文的記錄作用和紀念作用也不同。雖然如此，柯馬丁說銘文的書寫形式是次要的，恐怕是誤會了古人鑄造帶銘文的青銅器的原因，也誤會了銘文的基本作用。

　　從師望鼎看銘文鑄造

　　了解青銅器銘文的基本作用，應首先考慮到其鑄造過程。這樣，我們會體會書寫對鑄造者的重要性。銘文先刻在陶板上，這是正寫的陰文。因為正寫陰文鑄造的時候會造出反寫的陽文，所以這一陶板不能直接放進鑄造青銅器的合范里，需要先印于另外一個陶板上，把正寫陰文變成反寫陽文。至此，這一帶有反寫陽文的陶板方可放進合范中。鑄造時，反寫的陽文就變回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正寫陰文。如果青銅器只有禮儀作用，何必經(jīng)過這樣復雜的過程造出一個根本不可以見到的銘文？如果銘文僅僅是次要的，鑄造者不會下這么大的工夫來制作。

　　這當然只是我自己的主觀看法，然而有一積極證據(jù)可說明鑄造者非常重視銘文。在2005年，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從香港的私人收藏家購買了著名的師望鼎。為了保證器的真實性，博物館購買之前利用了各種科技辦法來鑒定，包括全器的X光。從X光可以看出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師望鼎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圓鼎，銘文列于圓腹的后壁，從口下往腹底。X光顯示帶有銘文后壁的青銅非常純粹，幾乎沒有氣泡。與此不同，銅器的前壁，也就是說沒有銘文的那一面，含有許多氣泡。因為鑄造銅器的時候，注流的青銅在合范底下最集中、最純粹，越往上流越堆有氣泡。這些氣泡會留下痕跡，甚至青銅凝滯以后在青銅器上也會造出小洞。為了確保師望鼎帶有銘文的一面沒有氣泡，鑄造者顯然故意地將那一面放到合范的底下，這樣氣泡都顯現(xiàn)于銅器的另一面，即使另一面是銅器的正面。這和我們一般理解合范的位置有所不同。師望鼎的X光說明西周時代鑄造青銅器的人非常重視銘文，一定要讓它完全無失顯現(xiàn)出來。這說明不但是銘文內(nèi)容重要，并且它的物質(zhì)形式也特別重要。

　　銘文信息中功勞的記錄更重要

　　關(guān)于羅泰的觀點，我同樣覺得其啟發(fā)性很強，但是說法仍然失之過于極端。羅泰以個人觀點斷定銘文功勞之記錄往往是虛假的，毫無積極證據(jù)。他有關(guān)逑盤銘文對單氏家族祖先的敘述不可靠，唯一的證據(jù)是銘文說惠仲盠父侍從周昭王和穆王，而林巳奈夫曾說過1955年也是在陜西眉縣發(fā)現(xiàn)的盠方彝、盠尊和盠駒尊是周懿王或孝王時代鑄造的。因為盠方彝等器的盠應該就是逑盤的惠仲盠父，所以這似乎是一個矛盾。據(jù)我想，遇到這樣的矛盾，妥當?shù)拇饛筒皇菓岩蓺v史資料，而是懷疑過去歷學家的說法。其實，羅泰未提到的另外一個歷史學家，即白川靜先生，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jīng)說盠方彝等器應該是穆王時代的青銅器。在林巳奈夫和白川靜之間，我們應該選擇哪位學者的說法？我覺得回答很簡單：我們應該選擇青銅器銘文上的信息。

　　羅泰說銘文嘏辭的部分比功勞的記錄對鑄造者來說更為重要。對此，我難以認同。雖然如此，對現(xiàn)代歷史學家來說，可以說功勞的記錄遠比嘏辭重要，毫無疑問。盡管銘文內(nèi)容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所載年代記載、右者的名稱、命書、禮品等等內(nèi)容絕不是虛假的。嘏辭當然也重要，特別是對當時祖先的崇拜。然而除非是研究古代歷史的現(xiàn)代史學家們，大概都會認為銘文前半部分要重要得多。

　　雖然我不能認同羅泰教授對功勞的記錄和嘏辭的史學重要性，然而他把青銅器銘文分成這兩個部分仍然有所見地。我覺得這兩個部分在語言用法上正好反映不同的立場。因為功勞的記錄這一部分一律把周王稱作“王”，而嘏辭部分往往把他稱作“天子”。

　　(作者單位：芝加哥大學)

　　轉(zhuǎn)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