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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墨之統(tǒng)一與佛道之解脫 相較于儒道墨，在儒釋道中，佛學為新進之元素，墨學則幾近湮沒。由儒道墨到儒釋道，此種流變之關(guān)鍵，乃在于士人安身立命之追求。 雖然，于亂世之中，或求其統(tǒng)一，“功一天下，名配堯舜” [3]；或求其解脫，“洸洋自恣以適己” [4]。 ；繼之則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 [6]。中國諸侯異政、百家異說之局面，于是得以統(tǒng)一。中國既得統(tǒng)一，“群士慕向，異人并出”；于是名臣輩出，“皆有功跡見述于世”也。 [7]韓非云：“世之顯學，儒、墨也?！?/p>[8] 秦皇漢武統(tǒng)一天下，各用墨儒之學。秦皇承用墨學“尚同一義”以為治。 [9]而“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10]，俟天下安定，亦得以為用?！靶⒒?、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而于武帝時，“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11]朝廷既多斌斌之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 [12]者，則為“硁硁然小人哉” [13]。雖然，儒墨之于社會治亂，卻有共通之處。此如荀子所言“一天下，財萬物，長養(yǎng)人民，兼利天下” [14]，是亦墨子所謂仁人之事。漢武之世，儒學滋盛，“非入漢而墨翟之學失其傳，殆墨學之精入于儒，而儒遂獨尊于百世也。” [15]而儒墨合流尤為顯著者，則在《禮運》“大同”之說。 [16]中國經(jīng)秦漢之統(tǒng)一，歷三國魏晉南北朝，則為長期之分裂。當此之亂，士人或欲建功立業(yè)而不可得。此如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酣飲為常，是固避禍遠嫌，以求自全。而阮籍“博覽群籍，尤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則為求得解脫。 [17]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士人如阮籍者，避禍遠嫌以求解脫，是尚老莊之學以為安身立命。老莊之學，概以“自隱無名” [18]為其要歸；而莊子之學，“洸洋自恣以適己”，尤可契合個人之解脫?！稌x書》向秀傳云：“莊周著內(nèi)外數(shù)十篇，歷世之才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tǒng)也。秀乃為之隱解，發(fā)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p>[19] 士人由追求在社會中建功立業(yè)轉(zhuǎn)而關(guān)注個人之解脫，此則儒墨所以見鄙，而道家所以興盛之緣由也。雖然，道家之解脫，概在消極之逃避，則士人心之所系，猶在家國天下。惟佛學東漸，士人之精神乃為之一變。佛學本以個人之解脫為積極之追求，此則不同于道家消極之逃避。士人既欲尋求解脫，適可援用佛學，以與道家互相資為發(fā)明，是為佛、道之融合。 雖然，士人融會佛道，而于個人解脫之態(tài)度，亦由消極之逃避轉(zhuǎn)為積極之追求。就此種態(tài)度之轉(zhuǎn)變而言，佛、道之融合又可謂“佛里道表”。士人若以個人之解脫為積極之追求，則異于道家消極之逃避，而或不復以家國天下為念矣。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蛾愐〖そ鹈黟^叢稿二編》，第283頁。劉師培云：“自南朝顧歡、張融以孔老皆為宗教，以道教目老聃，以儒教尊孔子，復以儒道與佛教相衡，稱為三教。（見《夷夏論》及《齊書》傳贊。）夫宗教之名，非唯老子所不居，抑亦孔子所未言也，何得目之為宗教，又安得尊之為教主哉？此則不知正名之故也。”（《國學發(fā)微》。《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第153頁。） [2]《論語·子路第十三》?！墩撜Z正義》，第538頁。 [3]《荀子·王霸篇第十一》。《荀子集解》，第218頁。 [4]《史記》謂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nèi)?、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保ā妒酚洝肪砹独献禹n非列傳第三》?！妒酚洝?，第2144頁。） [5]《史記》卷第六《秦始皇本紀第六》?！妒酚洝罚?39頁。 [6]《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漢書》，第212頁。 [7]《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稘h書》，第2633-2634頁。 [8]《韓非子·顯學第五十》。《韓非子集解》，第456頁。 [9]參見前節(jié)《人之成人與社會治亂·社會之治與亂》。 [10]《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史記》，第2722頁。 [11]《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第六十一》。《史記》，第3117-3120頁。 [12]《史記》卷一百二十四《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妒酚洝罚?181頁。 [13]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論語·子路第十三》?！墩撜Z正義》，第538頁。） [14]《荀子·非十二子篇第六》?！盾髯蛹狻?，第97頁。 [15]蒙文通《儒墨合流與<尸子>》?！督?jīng)學抉原》，蒙文通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8月第1版，第184頁。 [16]伍非百《墨子大義述》、方授楚《墨學源流》，俱言《禮運》是傳墨學，墨子所傳尚同、尚賢、兼愛之義，概可見于《禮運》。（《十家論墨》，蔡尚思主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8月第1版，第84、129-130頁。）又，《民國叢書》第四編第5冊收伍非百《墨子大義述》、方授楚《墨學源流》。 [17]本段引文見《晉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九·阮籍》?！稌x書》，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360、1359頁。 [18]《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妒酚洝?，第2141頁。 [19]《晉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九·向秀》。《晉書》，同上，第1374頁。 [20]于佛學東漸之初，“以本國之義理，擬配外來思想”，是所謂“格義方法”；此種格義，雖有“迂拙牽強”之嫌，然其用意“固在融會中國思想于外來思想之中”。（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竺法雅之格義》?！稖猛?，第一卷，第178-179頁。）而當時名僧、名士往來清談，“一方面影響了佛學的研究，使它把重點放在與玄學類同的般若上，以致佛學玄學化；另方面，不僅用老、莊解佛，同時還以佛發(fā)展了老、莊?！保ā吨袊饘W源流略講》，呂澂著，中華書局，1979年8月第1版，第44頁。） 瀏覽1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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