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的一生的政治命途起伏不定。雖然幾經宦海沉浮，但是他對國家和百姓的關注并未減少。為官從政是古代士大夫兼濟天下的重要途徑，蘇轍也不外如是。他對政治的熱忱、對天下百姓的關愛是他政論文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文將從宋代的文人政治和國家興衰兩個方面淺談蘇轍的從政理念。

（1）文人政治

蘇轍認為：“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strong>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時期，任何一個朝代的統(tǒng)治都離不開文人集團的參與。

宋太祖趙匡胤在建國伊始，就立下優(yōu)待士人的國策。太祖遺訓中言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士人階層在宋代得到很好發(fā)展空間，這也為儒學在宋代得以復興提供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同時，隨著儒學在宋代的復興，士人集團開始追求君權專制前的三代之治，也就是皇帝和士大夫集團共同治理天下，君臣為友。蘇轍也是這一觀點的重要認同者之一。

同時，皇帝與大臣之間的關系也極其復雜微妙。一方面皇帝需要大臣輔佐自己處理軍國大事，另一方面皇帝也要時刻提防大臣竊權來保證自己的統(tǒng)治權。輔佐皇帝處理國政的大臣，稱之為“重臣”。竊權以自肥的大臣，稱之為“權臣”。

蘇轍認文人治國的前提，是皇帝與重臣共治國家，而非皇帝與權臣共治天下。對于“重臣”和“權臣”的理解，蘇轍有著獨到之處。他曾在《臣事》中所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跡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為，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

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陡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后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

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跡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于其側?！?/strong>

蘇轍的這一看法，鞭辟入里。將重臣和權臣加以詳盡區(qū)分，議論精明。他認為君臣之間的關系，應該多倚仗重臣，多發(fā)揮重臣在朝廷社稷上的作用。同時他在《君術》第四篇中提出君臣之間的信任應該如父子兄弟一般，牢固和睦的關系才會讓皇帝和群臣之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里洞達，終身而不見隙?！?/strong>

在宋代以士人集團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還是獲得了更多參政議政的空間。蘇轍所認為的君臣共同治理天下，在宋代政治中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實施。因為自宋太祖建國以來，為了防止武人作亂的現(xiàn)象再發(fā)生。所以，宋代統(tǒng)治者就開始了大興文人政治，以削弱武人的力量。譬如宋代掌管軍事的的樞密院的最高長官都是文人。文人治理天下具有封建民主的色彩?？v觀歷史而言，文人集團的統(tǒng)治相較于外戚集團、宦官集團以及功臣集團的統(tǒng)治，具有更大的穩(wěn)定性，政治也比較清明。

（2）國家興衰

蘇轍的《唐論》看似論唐，實則論宋。“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strong>

蘇轍深諳制衡之道，而縱觀宋代三百余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內外失衡的問題貫穿始終。無論是內憂還是外患都不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尋求國家的長治久安，就得達到內外均衡。而內外均衡的做法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共享國家資源，即共享財力、兵力等。而中央政府得國家資源而謹守之，不忍分于地方政府才是國家的禍源之所在。

在《六國論》中，蘇轍總結六國滅亡的教訓時說：“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貪疆場尺寸之利，背敗盟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蘇轍認為小國處于亂世之中，想要保全自己就得審時度勢，不可鼠目寸光，貪圖眼前之小利，背棄盟約。

而身處時局穩(wěn)定的朝代，當局者就應該以“仁政”和“德治”統(tǒng)馭天下，維護天下百姓的利益和國家的根基。蘇轍在《歷代論》中將“仁政”和“德治”作為國家興亂的關鍵之所在。在《秦論》和《隋論》中，蘇轍都從反面論證了，不施仁政，國家會快速滅亡的下場。在《秦論》中，他認為盡管秦國擁兵百萬，富有四海，卻二世而亡。蘇轍覺得根源就在“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在《隋論》中，蘇轍認為隋朝的滅亡與秦朝無異，都是因為不愛惜民力，不施仁政。“立于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謀臣舊將，誅滅略盡?！?/strong>

結論

蘇轍在總結歷代政治經驗教訓時，并非是空談。而是結合前代的歷史經驗，論及趙宋王朝的所面臨的弊端，有著強烈的參與意識和務實精神。文章合為時而作，蘇轍的政論散文寫作讓我們看到他作為一個士大夫的獨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