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之分野，以及衍生的相關(guān)現(xiàn)象，無論在社會還是文學領(lǐng)域，都是經(jīng)久不衰的話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文化環(huán)境中，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然而唯獨在晚明時期，以變態(tài)的演進方式開出一朵奇異之花：晚明小說中對女性的妖魔化。

不管是正統(tǒng)些的如三言二拍，或是低俗些艷情小說，無不在說教的旗號下，一邊道貌岸然地揭批物欲橫流，一邊樂此不疲地對女性角色數(shù)黃道黑?；虬l(fā)微啟密開解香閨秘聞，或怪誕不經(jīng)解說孽緣宿命。然而，初衷的美好—抑或說有的初衷并不美好，并不能掌控目的的走向。其惡果之一，便是女性形象的超出人倫常理的變化。

一、艷情與女性，文學進化與商業(yè)進化聯(lián)手作妖？

晚明小說，女性角色的設(shè)定總感覺有那些古怪。她們好似沒什么價值，男人可以隨意休之、殺之；又似沒什么性格，男人說怎樣，她們便怎樣，就像一坨可以隨意揉捏的泥團；又似天生帶著邪惡屬性，遇到情欲便會變成惡魔。

《喻世明言》的首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津津有味地描寫了一位“兩地分居”的女性的出軌過程?？蜕淌Y興哥外出經(jīng)商，妻子王三巧香閨難耐，在牙婆的誘騙下，與陳大郎偷情生奸。持家之婦，雖然年紀尚輕，人生經(jīng)驗不足，一時有些怨念不足為奇，但何至于陌生男人突然上床，連基本的警惕與拒絕都付諸闕如？這種女人還有基本的智商么？偏偏奸情撞破后，又想為丈夫殉情。三巧夫人的性格真是奇哉怪也，不可理解。

這種古怪的人設(shè)并非孤例。

《初刻拍案驚奇》之《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村婦杜氏與丈夫吵架，一氣之下回娘家。路上不巧下雨，她便到一座小寺躲雨。寺里一老一少兩個和尚，都是色中餓鬼。杜氏喜愛小和尚眉目清秀，幾乎就在一瞬間便動了色欲之心。接下來的事不堪入目，杜氏與兩個和尚在寺里胡天胡地，最后被拈酸吃醋的老和尚掐死。

《聞人生野戰(zhàn)翠浮庵　靜觀尼晝錦黃沙巷》一節(jié)，女性第一次取代男性，成為情欲的主導方。翠浮庵三位尼姑是集體宣淫的餓狼，秀才聞人生入庵，被三人輪流纏繞了個把月。后來竟有年輕小伙子入彀，油盡燈枯而死。更有《西山觀設(shè)輦度亡魂》一節(jié)，寡婦吳氏與道士偷情，屢屢被兒子撞破加以阻止，吳氏居然甚至狠毒到要把獨子殺死。

此類無恥而跡近荒誕的情節(jié)，著實給讀者造成十分不友好的閱讀體驗。放到現(xiàn)今，這些樣的作者，任憑你拿過多少諾獎魯獎茅盾獎，寫成這樣，都是要被田園女拳們打成碎片的。就算是晚明風氣放蕩，然而生而為人誰能不顧廉恥，特別是女性，焉能下作猥瑣如此？

個中原因，無外乎兩個方面。

一則文學的筆觸越來越深入具體。從唐傳奇到宋元話本、戲劇，再到明清文人小說，總體來看，文學語言——特別是涉及到性和艷情的，經(jīng)歷著從典雅到粗俗、從文言到白話、從隱晦到露骨、從朦朧到豪放的變化。

一方面，文本的閱讀對象從文人群體轉(zhuǎn)向普通大眾，老百姓不愛看《柳毅傳》這種佶屈聱牙的文，而更耽迷于《金瓶梅》式的爽文，畢竟只為消遣嘛。當然，你不能說這屆讀者不行。社會變了，人也在變，需求更是一日千里。老讓人家看樣板片、老三戰(zhàn)，這是靜止的觀點看問題。特殊時段放一下《英雄兒女》固然能激發(fā)大家同仇敵愾，但更多的時候，大眾還是喜歡香艷刺激的大片。

另一方面，文本的閱讀方式，也從開放式的演說、演繹，轉(zhuǎn)為私密度極高的純閱讀。勾欄瓦舍里，縱然你想聽艷情，臺上的演說者也不好公然說的太細致，否則不光要被轟下臺，還有可能因此獲罪。小說卻滿足了人們的想象欲，你想看，我就寫給你。教學相長，供需亦相長。在出版業(yè)發(fā)達、具備創(chuàng)作能力的文人大增的情況下，出現(xiàn)大量描寫露骨、情節(jié)淫靡的艷情小說，真是再自然不過了。

二則商業(yè)化引發(fā)的群體焦慮。食色性也，從話本到小說，任誰也離不開這些主題。就如現(xiàn)在仍是，某冰和某晨離婚了，立馬兒全網(wǎng)猜測誰懷孕了、誰被包養(yǎng)了。就如魯迅所說，看見半袖衫，便聯(lián)系到裸體。人性如此，甭管你是佛祖還是孔圣人，都改不了這毛病。

細心的可以發(fā)現(xiàn)，晚明小說中的通奸情節(jié)，與明初《水滸傳》中潘巧云、潘金蓮的居家式通奸有明顯不同，大多與外出有關(guān)。要么是外出的男人后院起火，要么是不同地域的人交流，進而產(chǎn)生不應該有的事情。

事實上這種現(xiàn)象，有著充分的社會基礎(chǔ)。晚清時代，商業(yè)化的步子已然悄悄邁開，說當時的中國產(chǎn)生資本主義萌芽固然有所夸張，但貿(mào)易發(fā)達帶來的人口大規(guī)模流動，以及都市中隨之出現(xiàn)的大量脫離農(nóng)業(yè)的人口，這是不爭的事實。

大運河上南來北往的行商，遠出南洋奔波海外的大賈，一夜暴富的傳奇天天上演。就像某影廠門口的北漂演員某某強，突然被大導演選中，一下子就紅了。但紅也有紅的隱憂，說不定哪天后院起火，嬌妻和助理跑了。就如三巧兒，丈夫蔣興哥是個逐利的商人，通奸的者陳大郎也是個商人。就連攛掇二人生奸的婆子，也是晚明都市中非農(nóng)業(yè)人口的典型縮影。而這些艷情現(xiàn)象，正是折射著晚明商業(yè)化條件下，忙碌與焦慮、宿命與無奈、麻木與空虛的眾生相。

然而問題又來了。文學進化也好，商業(yè)化發(fā)達也好，艷情與淫穢，不該是男女共同承擔的罪責么，因何只把屎盆子全扣到了女性頭上？

二、男人永遠是中心

男人中心論本不待多言，但在晚明小說中，男性形象卻令人發(fā)指地逃脫責任，把出軌、淫穢的帽子全扣到了女人頭上。似乎這世界上所有桃色事件，全是由女的欲望勾起的。

個中最極端的，當屬《燈草和尚》。

《燈草和尚》的藝術(shù)價值不高，是一部充滿著低俗粗暴性描寫的庸俗作品。但越是庸俗，越接近時人思想的真相。

楊知縣在外游歷，夫人獨守空房，突然來了個紅婆子，從燈草里變出一個和尚，供楊夫人作樂。楊知縣回家發(fā)現(xiàn)蹊蹺后，紅婆子又變出來春夏秋冬四個美女纏住他行歡。一時間，楊家變成了一個只知行樂的淫窩。

楊夫人本是個安靜的居家女性，被紅婆子一挑唆，一夜之間變成永不知足的欲望機器，天天想的便是如何與燈草和尚行樂。連同十幾歲的女兒、粗使丫頭，都迫不及待地加入淫樂大軍。節(jié)操、克制、廉恥，都被扔到九霄云外。亂哄哄令人不忍卒睹。

然而這場人間亂局，究竟意義何在、目的何在？小說的末尾道破天機。原來當年楊知縣在某處斷一樁鄉(xiāng)紳之妻通奸的案子，判決當場剝光衣服打板子。鄉(xiāng)紳為了顧全自己的臉面，求知縣打則隨便打，但別剝衣服。惡趣味的楊知縣仍堅持原判，鄉(xiāng)紳羞憤氣死。這事辦的有傷天道，上天便派紅婆子和燈草和尚來擾亂其家，誘使女人失節(jié)，敗壞家聲。

粗糙情節(jié)的背后，是一個令人瞠目的邏輯。

楊知縣折辱別人家女人，這是他的過錯，為何要讓夫人、女兒和丫頭失節(jié)來償贖罪責。活生生的人寫成這樣，是那時的文人、抑或說唱藝人，真的沒有識人閱世的智商？

問題出在哪呢？其實還在文人本身。

晚明時代，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主力，已從宋元時期的群體創(chuàng)作者，轉(zhuǎn)移為經(jīng)過系統(tǒng)文化培訓的文人，即如秀才、落第舉子等。明朝雖然盛行心學，但那是士大夫階層的事。在社會底層，不論是無知鄉(xiāng)氓，還是散居于鄉(xiāng)里的落魄文人們，仍舊受到程朱理學的支配。

特別是在夫婦倫常上，“夫者,婦之天也”的理念，文人們深信不疑，并且結(jié)結(jié)實實地貫徹到了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在他們筆下，女性必須絕對無條件服從男性，男性的一切欲望都是正常的、合理合法的，即使嫖娼，也往往被認為是風花雪月的浪漫之事。

當然，這種合理合法也是有限度的。明代官員如果嫖宿娼妓要按律治罪，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更不要說你喪盡天良地嫖宿多名未成年少女，不管放在古代還是現(xiàn)代，都是殺無赦的罪過。

夫婦倫常是維護封建社會運轉(zhuǎn)的綱常倫理，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樣合理。所以說，在艷情小說這個領(lǐng)域，你沒辦法去指責男人怎么樣，而只能把罪名扣到女人頭上。

反正扣了也白扣。

三、欲說還休的性

《水滸傳》里寫云雨之事，大多是點到即止，即使有些許場面描寫，也只敢在旁白的詩詞中展現(xiàn)一二。這是經(jīng)典文學應有的矜持和體面。直到石破天驚的《金瓶梅》，徹底揭破了這層窗戶紙。茅盾先生在《中國文學內(nèi)的性欲描寫》一文中認為對性的描寫“直至《金瓶梅》出世，方開了一條新路?！?/p>

這條新路，著實有些過火?！督鹌棵贰穭?chuàng)作的初衷是教化。書名各取三位女性人物名字之一字，主旨大概是：縱欲只有一個下場—死亡。然而正大光明的主題下，長久的性壓抑借著說教的名義，一股腦爆發(fā)出來，令人大呼辣眼。

縱欲這種事一個巴掌拍不響，要貶而斥之，自然是男女都要指摘。但《金瓶梅》對女性的污化卻比男人高出了幾個數(shù)量級。好似這個社會上，女人才是罪惡的來源，女人壞起來才是真正的不可救藥。

李瓶兒本是西門慶鄰居，偶然間見了西門慶一面，便勾搭成奸，對西門慶的房中術(shù)神魂顛倒。李瓶兒丈夫死后，她陰差陽錯地招贅了蔣竹山，卻嫌他性能力不行，沒兩個月就把他掃地出門。最后百川到海，還是嫁給了西門慶。

李瓶兒是書中諸多女性中較有智慧者，居然有這種表現(xiàn)，殊不合于尋常女性的風范。試看她罵蔣竹山的言語：

“你本蝦鱔，腰里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臘槍頭，死王八！”

赤裸惡毒刻薄，令人不忍直視。

潘金蓮比李瓶兒對性的渴望尤甚。性欲成了她生命的動力,其所有的聰慧、努力、奸詐、犯罪幾乎都是為了追求性的快樂。西門慶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潘金蓮還要榨取他最后一點生命力。

這樣一個人，會真的存在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潘金蓮這個形象，集中了晚明社會對女性最惡意的想象，集所有壞的、浪的、賤的特點與功能于一身。與其說她是個具象的人物，反不如說，她只是男人猥瑣性幻想的抽象集合體。

我們既然能理解被網(wǎng)民活生生粉成大流量IP的蔡徐坤，自然也應該能懂得晚明文人對女人的幻想。你有愛豆，想讓他成神，不遺余力地把他捧上神位，甚至不惜與周杰倫的中老年粉大戰(zhàn)。晚明文人愛狂想，自然也有理由造出一個淫邪浪賤的潘金蓮。

似乎說遠了。那么晚明文人為何為如此肆無忌憚地狂想呢？沒人管嗎？

還真是。傳統(tǒng)處世哲學，似乎在晚明時代失去了約束力。明朝經(jīng)由嘉靖、萬歷兩朝，上層政治的腐化，斷絕了相當一部分士人的理想，對廟堂期冀的破滅，使得許多士人變得或是偏激狂妄，或是怪誕無行。其注意力也逐漸轉(zhuǎn)向，或寄情游逸于山水之間，或浮浪流連于市井之里。而作為晚明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力軍，從他們略顯偏激與挑剔的視角觀察社會，那些本在正常范圍內(nèi)的社會問題，大概率會被放大乃至變異。

早已褪化為只會轉(zhuǎn)述宋朝程朱語錄的明朝理學，此時也失去了固有的統(tǒng)治地位，民間早就拋開約束玩嗨了，上層知識分子也逐漸要掙脫那些陳腐舊套，越來越多的思想家發(fā)起天理人欲之辯，把程朱理學批的體無完膚。

李贄高調(diào)肯定“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把禁錮在“天理”陰影之下“人欲”解放出來。率真任性、不拘形跡的李夫子甚至宣稱，“成佛證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雖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也。”

誠然，病體衰浸的李贄并沒有真做這種事。然而理論上的開放，著實令文學界亦步亦趨，開始了極為劇烈的變化。小說不知不覺間對女性、情欲、性愛話題高度關(guān)注起來，文風與尺度一夜之間超越傳統(tǒng)話本小說。

結(jié)語：

文學的功能，在穿越時空后，往往會失去特定的時代意義，回歸對人性的展述與剖析上。就像我們已不能設(shè)身處地體會北宋官逼民反的社會環(huán)境，而只能對梁山好漢的快意恩仇叫好一樣，晚明小說置于現(xiàn)代語境中，已經(jīng)失去鞭撻時事的意義，只剩下對情、愛、性的解說。世人的關(guān)注點，自然會轉(zhuǎn)移到女性角色奇怪而異化的描寫方式上。

不能不說，這對那些曾經(jīng)杰出的、深刻的小說，是一種時代的誤會與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