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文帝、景帝時期的簡牘出土并不多，除了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出土的醫(yī)書簡和遣冊外，最重要的一批就是湖北江陵鳳凰山出土的簡牘。

江陵鳳凰山漢簡并不是一個墓里出土的簡，而是一個墓群里出土的所有簡的總稱。1973年至1975年間，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鳳凰山共發(fā)掘了12座漢墓，其中1973年發(fā)掘的第8、9、10號墓中出土了簡牘約343枚，1975年發(fā)掘的167、168號墓中出土了141枚。

這5個墓葬中出土的簡牘保存情況好壞不一，其中8號墓中出土的竹簡175枚，殘損得很嚴重，其內(nèi)容大致是遣策，也就是下葬的衣物、奴婢俑和食器之類的隨葬品清單。墓葬的年代為西漢文帝至武帝時期，竹簡的文字書寫比較率意，運筆張弛有致，點畫粗細富有變化。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是，墓內(nèi)還出土了一方石硯和一塊研墨石。這是現(xiàn)在所知出土?xí)r代較早的石硯和研墨石之一，在中國文房的研究中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圖1

9號墓出土竹簡80枚，字跡也很模糊，已很難釋讀，但其中有3塊木牘保存尚比較完整，都是長16.5cm，寬3.8—4.9cm不等，其中一塊上記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的紀年（圖1），內(nèi)容是一般的行政文書，但書寫上比較自由舒展，如其中的“守”“受”“中”“長”等字，特別強調(diào)其長垂的筆致，而“上”“之”等字的橫畫則使用了分書中最有代表性的波挑筆畫，這是目前所見可以將公認的八分技法的發(fā)生追溯到西漢早期的最有說服力的資料，在隸書書體的演變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價值。

10號墓出土竹簡170枚，它們與木尺、木骰、石硯等出土?xí)r裝在一個竹笥之中，這也是現(xiàn)在所知出土竹簡盛放在竹笥中的唯一例子，特別值得注意。竹簡長23cm，寬0.7cm左右，內(nèi)容都是田租收入、賬簿和買賣契約之類的文書，其中有一枚簡上有“四年后九月辛亥”的記載，據(jù)考證，這是漢景帝四年，由此可知該墓大致的下葬時間。除了竹簡之外，特別重要的是該墓還出土了6塊木牘，牘長都是23cm左右，牘寬則4.6—5.8cm不等，所記內(nèi)容都很重要，其中1、2號木牘（圖2）記的是合股作商販的契約，是兩塊至今還在討論的著名簡牘，而5號木牘則是記載“市陽”和“鄭里”兩處從二月到六月的收入與付出賬，這些都是研究漢文帝末年至景帝初年江陵地區(qū)的土地占有、租賦徭役等方面很重要的經(jīng)濟史料。

圖2

而其書體風(fēng)格則大致兼有古隸和類似于章草的特點，如1、2號木牘的書體筆畫富有粗細變化，其粗重的捺筆更有明顯的古隸遺風(fēng)，而5號木牘（圖3）則比較整飭，其橫畫帶有很明顯的釘頭鼠尾、重入輕出的運筆特征。

圖3

167號墓出土竹簡74枚，簡長23cm，寬1—1.5cm，內(nèi)容為遣策，保存較好，字跡比較清楚，以古隸書寫，捺筆寫得頗為粗重，運筆流暢而富有變化，其書體風(fēng)格與上列1、2號木牘比較相近。此外，墓中還出土了一支長24.9cm的毛筆和紡織品、縫衣針等物件，據(jù)此可推證該墓主人應(yīng)是女性，其墓葬年代大致在文帝至景帝時期（公元前179—前141年）。

168號墓雖只出土竹簡66枚，但其中一枚竹牘的形制與內(nèi)容非常特別，竹牘長23.2cm，寬4.1—4.4cm，抄寫文字的竹黃一面被削成了有層次的5個平面（圖4），類似于木觚的制作，其文字抄寫在4個平面上，形成一種很罕見的竹牘形態(tài)，其內(nèi)容是“告地策”，也就是我們在高臺木牘中介紹過的所謂“赴黃泉的護照”。簡牘的書體也是古隸，雖也有長垂下拉的筆畫，如“等”“綺”等字，但其點畫的線條都比較肥厚，顯得厚重而古雅。

此墓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還有一具保存完好的男性鮮尸，他是比馬王堆女尸還要早（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人體標本。他的舌下還含有一枚1.8cm見方的玉印，印文為“遂”，即“告地策”中“市陽五大夫遂”，也就是墓主人的名字。此外，墓中還出土了一件竹制的天平衡桿，長29.2cm，寬1cm，分三面各書一行文字，共42字，其書體雖說也是古隸，但多帶有篆意，與同墓其他簡牘的古隸書風(fēng)相比，又另有一種別致的書法趣味。

（文/陳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