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八十九歲，和書打交道已八十一年了，買書、讀書、寫書、教書是我終生的事業(yè)，也是我的最大愛好。我家里的書“古今中外三萬卷，經史子集各有選”。這三萬本書是我一本一本嚴格精選的以中外經濟思想史為主的圖書。

我父親趙繩武是清朝的舉人，當過小學校長、浙江省教育廳秘書。家里藏有幾十箱古書，可惜在日本侵華時丟失了。

我的校長沈鈞儒、邵章在文化教育上都給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22年我在北京大學畢業(yè)后，考取浙江官費留學生第一名，1923年赴美，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院做研究生。在經濟落后的舊中國，去留學是多么不容易??！我決意要學點真本事，醫(yī)治我那滿目瘡痍的祖國。在那幾年，我一個電影也沒看過，我的書桌上立著“言談以十分鐘為限”的牌子。同學們看我白天在圖書館一動不動，晚上回到暮吟山麓的宿舍里仍苦讀不輟，就給我起了個“暮山隱士”的綽號。

買書，是我在美國的一大趣事。圖書館每星期六下午不開，我就每星期六到紐約下城的舊書市去選購圖書。這里各國的圖書都有，經營舊書的大多是猶太人，他們并不懂書，待他們請專家整理后有些書就昂貴起來。我們往往趁專家沒整理之前趕緊選購。

那時，國內軍閥混戰(zhàn)不已。北洋政府經常拖欠官費。我們生活費都沒有保障，買書的錢當然得自己籌劃。我每日清晨到哥倫比亞大學做工，也曾到郊外果園、農場做過季節(jié)工人，還在丹佛藥品公司兼過職。后來，我和胡適等四五人常為報館的《星期論文》專欄寫稿，我寫的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小論文，每篇能得一百美元的稿酬。有了錢在書市一呆就是三四小時，每當我春風滿面，樂陶陶地回到宿舍時，那一定是選到了可心的圖書或資料了。

1929年我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1931年初回國時，我?guī)Щ亓宋辶渥訄D書。從1933年開始我到北大任經濟學系主任和“研究教授”，兼北大研究院社會科學部主任，雖然待遇優(yōu)厚，但我一直過著簡樸生活，節(jié)省下的錢去買書珍藏起來。

記得曾有個同學借我書去，不慎弄丟了，我真是急不得，惱不得。后來我用兩本線裝書在國外換回了這本丟失的書。可是，“文化大革命”時，紅衛(wèi)兵到我家來破四舊，他們把我的書翻出來，亂扔了一地，堆得足有一尺多高。他們還當著我的面撕我的書，我真痛心啊！

那時買不到書了，我就剪報紙，收集資料，以自制“資料書”作為心靈上的安慰。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文革”后我被抄去的五六包書能較完整地還給了我，這批書幸好落到了一位有責任心、有經驗的圖書管理人員手里，這些書不僅基本完好，還編了號、分了類。我像見了久別重逢的親人似的，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這些圖書的回歸使耄耋之年的我又煥發(fā)了活力，現在每天還仍讀書、寫作十幾小時。（果文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