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考古學(xué)家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于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中國甘肅省敦煌縣(今敦煌市)莫高窟考古期間，分別于1907年5月28日、6月6日與守洞道士王圓箓(1850-1931)兩次私下達成秘密交易，騙購第1批、第2批藏經(jīng)洞出土寫本、絹畫等文物，合計140—150捆左右[1]。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離開敦煌縣，在河西走廊其他地區(qū)考察3個多月，于1907年9月24日返回安西直隸州(今瓜州縣)。斯坦因逗留安西期間(1907年9月24日至10月8日)，又以通信交流方式，第3次與王圓箓達成私購藏經(jīng)洞文物的秘密交易。1907年10月初，斯坦因坐鎮(zhèn)安西，派遣其師爺蔣孝琬(1858-1922)等手下人潛回敦煌莫高窟，獲取第3批藏經(jīng)洞文物約230捆。

毫無疑問，斯坦因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得手的約230捆藏經(jīng)洞文物，構(gòu)成了英藏敦煌寫本的主體部分。由于斯坦因公開出版物中對他在安西獲取藏經(jīng)洞文物的記錄語焉不詳，后世學(xué)者研究英藏敦煌寫本來源時，往往只關(guān)注斯坦因于1907年5—6月在敦煌莫高窟的活動，對他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獲取敦煌寫本的經(jīng)過，反而重視不夠。為彌補此缺憾，筆者擬以英藏斯坦因日記、賬簿、記事簿、通信等檔案資料為基礎(chǔ)，結(jié)合斯坦因出版物，對斯坦因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購第3批藏經(jīng)洞寫本約230捆的過程，以及這批文物在后來的外流過程，進行一次初步的研究，以期還原該歷史事件的真相。

斯坦因于1907年春、夏之際在敦煌考古時，署敦煌縣知縣王家彥(？-1913)和沙州營參將林太清(1851-1912)等敦煌縣官員正在全力對付農(nóng)民抗繳土地稅“采買糧”的行為，并多次密謀以武力鎮(zhèn)壓農(nóng)民首領(lǐng)。由于斯坦因自1907年3月起長時間盤桓于敦煌縣境內(nèi)，官府只好耐心等待斯坦因離開敦煌后再采取行動[2]。

斯坦因于1907年5月23日第1次進入藏經(jīng)洞后，便一直盤算著如何將藏經(jīng)洞文物全部買走。但王圓箓懼怕此舉帶來的后果，未敢答應(yīng)斯坦因的要求。盡管如此，斯坦因還是于1907年5月28日以3個銀元寶(150兩)的價格從王圓箓手中買下他挑選出來的至少57捆各類文物，外加至少50捆典籍。1907年6月6日，斯坦因又以50兩銀子的價格，從王圓箓手中買下至少33捆文物[1]。1907年6月7—11日，斯坦因在莫高窟為這兩批文物打包裝箱，一共裝了12只箱子(編為第1—12號)①。斯坦因離開莫高窟之前，還提出與王圓箓做第3筆交易的要求，但又遭王圓箓拒絕。據(jù)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記記錄：“接近道士，建議他隨后再轉(zhuǎn)讓一些‘經(jīng)’給我，但是遭到拒絕，原因是他以前就有的那種恐懼擔(dān)憂心理以及其他一些事情。”②1907年6月12日，斯坦因帶著未能購買更多藏經(jīng)洞文物的遺憾，離開莫高窟和敦煌縣城。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5日到達安西州城，將他在莫高窟獲取的12箱子藏經(jīng)洞文物密封存放于知州衙門。隨后，斯坦因于1907年6月24日離開安西，向東考察河西走廊。1907年7月23日，敦煌縣因知縣王家彥誤殺抗糧農(nóng)民首領(lǐng)，而引發(fā)農(nóng)民起義。3000名起義農(nóng)民冒著槍林彈雨，攻入敦煌縣城，燒毀知縣衙門，打死兵勇14名。王家彥全家逃跑[2]。遠離動亂中心的斯坦因，在河西走廊和祁連山脈里考察了3個月后，于1907年9月24日再返安西。此時，斯坦因在甘肅省的考察計劃即將完成，準(zhǔn)備在安西休整半個月后，便啟程返回新疆省。斯坦因逗留安西期間，得知敦煌縣農(nóng)民暴動已被徹底平息，但衙門幾近癱瘓，百業(yè)蕭條，人心惶惶。于是，斯坦因再起貪心，想利用動蕩的局勢，設(shè)法與王圓箓?cè)〉寐?lián)系，以求購更多的藏經(jīng)洞文物。

斯坦因后來于1907年10月14日從新疆苦水驛寫給其摯友帕西·斯塔?！ぐ?Percy Stafford Allen，1869-1933)的匯報信中，記錄了他自己再生購買藏經(jīng)洞文物念頭的背景：

在我離開敦煌大約一個月之后，敦煌當(dāng)?shù)匕l(fā)生了一場暴動，知縣的衙門在動亂期間遭到了搶劫，并被燒塌了。我是否已經(jīng)告訴過你這個事件呢？最初，我曾考慮，在我起程進山脈考察之前，要將我的珍寶留存在敦煌知縣的衙門里。但幸運的是，我最終還是決定將它們帶到安西去，因為安西這個地方距離我的返程道路更近些……

這場因積怨已久而爆發(fā)的起義，現(xiàn)在正在慢慢地被抑制下去。由于它純粹是因為當(dāng)?shù)匾蛩匾l(fā)起來的，并沒有顯露出任何排外感情的跡象，于是我便毫不猶豫地再次鼓足勇氣，要在千佛洞的窖藏里再撈一把。我們以前進行過搜尋的秘密，一直被保守得滴水不漏。我知道，這樣會激發(fā)我那害羞的道士看護人，使他產(chǎn)生新的勇氣。③

在這種背景下，斯坦因返回安西之初，便將自己欲乘亂增購藏經(jīng)洞文物的想法告訴了蔣孝琬。在蔣孝琬的建議下，斯坦因決定先給王圓箓寫一封密信，再派一位可靠的“信使”將密信從安西送到敦煌莫高窟，面交王圓箓。信文的主要內(nèi)容是建議王圓箓以雙方滿意的價錢，再向斯坦因出售一批藏經(jīng)洞文物。至于以后應(yīng)采取什么步驟，將視王圓箓復(fù)信中的表態(tài)而定。

斯坦因不懂漢文，他與中國人之間的文牘交流，完全依靠師爺蔣孝琬代筆。王圓箓不懂英文，他和斯坦因之間的交流，主要依靠蔣孝琬中轉(zhuǎn)。因此，斯坦因?qū)懡o王圓箓的密信，不可能是斯坦因親書的英文信，而只能是由蔣孝琬以斯坦因名義代筆寫成的一封中文信。斯坦因1907年10月1—9日致其好友弗里德里克·亨利·安德魯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1957)信中，談及他給王圓箓寫密信時透露“我是通過我那位優(yōu)秀的中國秘書，提出那些新要求的”④，可說明這一點。

密信寫好后，派何人充當(dāng)信使，又成了一個問題。蔣孝琬此時無法離開安西去送信，考察隊外國隊員或新疆籍隨從也不諳漢語，不適合當(dāng)信使。所以，斯坦因只能從他近期臨時雇用的當(dāng)?shù)貪h人中挑選信使。斯坦因日記中，沒有記錄下他派信使去莫高窟給王圓箓送密信的事情。因此，我們既不知道該信使的姓名，也不知道該信使去莫高窟的時間。但根據(jù)斯坦因檔案，他在安西逗留期間，雇用的專職“信使”(messenger)只有一名當(dāng)?shù)貪h人，即“信使張寶(音譯，Jan-pao，messenger)”⑤。我們可以推斷，斯坦因派去給王圓箓送密信的人，就是受雇的“信使張寶(音譯)”。

關(guān)于信使張寶(音譯)出發(fā)送信的時間，我們可在斯坦因所記收支流水賬簿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斯坦因1907年9月26日支出賬目中提到：“雇馬匹，為前往千佛洞的信使使用，共計10錢銀子?！雹迵?jù)此可知，斯坦因從安西州城派遣信使張寶(音譯)赴敦煌莫高窟給王圓箓送密信的時間，應(yīng)在1907年9月26日。斯坦因派出信使張寶(音譯)從安西騎馬直奔敦煌莫高窟時，要求他索取王圓箓的回信。

信使張寶(音譯)于1907年9月26日離開安西后，當(dāng)日便到達莫高窟，次日帶著王圓箓的回信返回安西。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記中記錄說：“道士的回信到達。他愿意出售寫本，提出的價錢是，每100捆子付300兩銀子?！雹吲c前兩次交易相比，王圓箓此次的要價顯然要高許多。斯坦因接信后，雖嫌價錢太高，但因無法隔空討價還價，只好暫時接受。斯坦因此時手頭現(xiàn)銀有限，已不可能過多地購買藏經(jīng)洞文物。他和蔣孝琬商議的結(jié)果，決定按照王圓箓提出的價錢，再購買200捆子寫本，需支付600兩銀子。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記中記錄說：“關(guān)于寫本事，與師爺商量辦法。決定要獲取200個捆子?！雹?/p>

關(guān)于斯坦因在安西以通信方式與王圓箓商量進一步購買藏經(jīng)洞文物的事情，斯坦因在其第2次中亞考察游記《契丹沙漠廢墟》中只是模糊地提到：“我曾給王道士寫了一份書面建議書，希望能進一步得到‘挑選物’，并通過一個可靠的信使將該建議書送去。這份建議書得到的答復(fù)，是謹慎小心的?！盵3]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倫信中也只是簡單地匯報說：“我提出一項進一步購買的建議，通過一位可靠的信使送了過去，得到的回應(yīng)令人充滿希望?！雹岬P(guān)于這次以通信方式達成交易的細節(jié)，兩書都沒有披露更多的細節(jié)。

斯坦因決定增購200捆寫本后，立即緊鑼密鼓地為購運文物做安排。他首先派人召回由考察隊駝夫哈桑·阿洪(Hassan Akhun)于1907年夏季帶往南山牧放的駱駝隊，定由哈?！ぐ⒑槁暑I(lǐng)這支駱駝隊前往莫高窟，執(zhí)行運輸新購藏經(jīng)洞文物的任務(wù)。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記中記錄說：“做好安排，召回駱駝隊，用于運輸?！雹?907年9月28日，哈?！ぐ⒑閹е橊勱牱祷匕参?。斯坦因當(dāng)日日記中記錄：“哈桑·阿洪到來，帶回的駱駝隊處于膘肥體健的狀態(tài)。”(11)

為了不引起敦煌縣和安西州各界人士的懷疑，斯坦因決定只派遣蔣孝琬出馬前往莫高窟，負責(zé)實施這次購買藏經(jīng)洞文物并將其運回安西的龐大計劃，而他自己則留在安西，幕后操縱。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倫信中解釋說：“為了避免一切懷疑，我本人不得不遠離現(xiàn)場，而把實施這項交易的任務(wù)委托給了我那位永遠熱心的師爺。”(12)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也記錄說：“為了避免一切嫌疑，我本人被迫留在遠離場景之外的地方，而將實施這項計劃的任務(wù)交給了我那永遠熱心的秘書?！盵3]339為了確保蔣孝琬圓滿完成任務(wù)，斯坦因還派遣他最信任的總管家伊不拉欣·伯克(Ibrāhīm Beg)給蔣孝琬當(dāng)副手。斯坦因在1907年9月28日日記中記錄說：“給伊不拉欣·伯克下達指令。他讓我相信，在從事秘密工作時，是不需要指令的！”(13)

為了讓蔣孝琬死心塌地去全力完成這次購買新寫本的任務(wù)，斯坦因在蔣孝琬離開安西前，于1907年9月29日向他小施恩惠。據(jù)斯坦因當(dāng)日支出賬目記錄：“給師爺送禮，用于買服裝，共計103.5錢銀子?！?14)這是斯坦因籠絡(luò)蔣孝琬的一貫做法。為了運輸文物方便，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還購買了一批用于裝寫本的塔噶爾(Taghar，粗麻袋)，他在當(dāng)日支出賬目中記錄說：“塔噶爾(6錢銀子)?！?15)

1907年9月29日上午，蔣孝琬騎著驢，隨身攜帶購買寫本所需的600兩白銀，率領(lǐng)伊不拉欣·伯克和哈?！ぐ⒑?，以及由4頭駱駝組成的運輸隊，離開安西，前往敦煌莫高窟。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記中記錄說：“上午10時，派出師爺，帶著600兩銀子和4頭駱駝。叮囑他沿途要小心謹慎。命令他于10月2日到達千佛洞，至遲于10月6日返回。”(16)蔣孝琬離開安西時，為避免引起當(dāng)?shù)毓俑膽岩?，還找了一個外出的借口。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倫信中說：“他(蔣孝琬)編造了一個十分恰當(dāng)?shù)慕杩?，并在這個借口的掩護下出發(fā)了。與此同時，4頭駱駝也出發(fā)了，走一條沙漠道路，前往石窟寺附近的一處秘密會合地點?！?17)

蔣孝琬于1907年9月29日帶走的用于購買藏經(jīng)洞文物的600兩白銀，實際上是12個各重50兩左右的銀元寶。斯坦因記事簿1907年9月29日條中，記錄了這12個銀元寶的重量情況：“為寫本預(yù)付：6個元寶，單位是甘州色爾(兩)；3個元寶，每個重500米斯卡爾(錢)；3個元寶，分別重505米斯卡爾(錢)、508米斯卡爾(錢)、510米斯卡爾(錢)?！?18)在斯坦因的支出賬目中，此次支出的600兩銀子，列在1907年9月30日條下。據(jù)斯坦因當(dāng)日支出賬目記錄：“支付在敦煌購買寫本的費用，共計6000錢銀子。兌換用于支付在敦煌購買寫本的費用時，遭受的損失，共計23錢銀子。”(19)這顯示出，斯坦因在支出600兩銀子的購文物用款時，采取的是9月29日預(yù)付、9月30日入賬的方法。蔣孝琬一行走后，斯坦因住在安西的寓所里，一邊寫信、寫各種報告書，一邊等待著蔣孝琬等人的返回。

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派出蔣孝琬時，“命令他于10月2日到達千佛洞，至遲于10月6日返回”。但由于旅行順利，蔣孝琬一行于1907年10月1日便到達了莫高窟下的“秘密會合地點”，并提前完成了購買、運輸寫本的任務(wù)。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記中，根據(jù)蔣孝琬返回后的敘述，追記了蔣孝琬一行在莫高窟購買接手寫本捆子的經(jīng)過：

10月1日，他(蔣孝琬)讓駱駝隊在石窟下方駐息，然后單獨一個人出面去找王道士，但發(fā)現(xiàn)王道士已經(jīng)離去！于是，王道士的助手趕緊騎著師爺?shù)捏H緊追而去，從半道上的寺廟里將道士帶了回來。就在同一時間，伊不拉欣也靠了上去。道士感到非常為難，直到他辨認出了我的這位總管家。師爺宣稱，他曾千方百計地想要壓低價格，但是徒勞無獲。不接受價錢的話，道士無論如何也不同意出售更多的東西。吐蕃文寫本看起來將要被6、7個穿紅袍的藏族喇嘛接管，他們想要將這些吐蕃文寫本保存在一座單獨的寺廟里。這些人讓道士變得神經(jīng)緊張起來——從黑暗的洞子里搬出了200個捆子，事先沒有做任何挑選工作。但是師爺說，他把那些“爛的”(lan-di)東西都拋棄掉了。打包工作是在洞窟里匆匆忙忙進行的，裝寫本的袋子也是在洞窟里被放到肖塔(駝架)上去的。駱駝被一頭一頭地單獨牽過來，停下裝貨，直到大功告成為止。根據(jù)師爺講述的故事判斷，他們在那里不可能度過一夜的大部分時間。(20)

斯坦因原計劃以600兩銀子買200捆寫本，王圓箓從藏經(jīng)洞搬運捆子時也計數(shù)搬出了200捆，但蔣孝琬實際得手的寫本要多于此數(shù)。蔣孝琬在600兩付款不變的情況下，又多要去了20捆藏文寫本，也收了一些被納入“爛的”東西一類的寫本捆子。因此，斯坦因后來在提及他這次購買藏經(jīng)洞文物的數(shù)目時，逐漸從200捆修正為230捆，實際上都是大約數(shù)。

對于王圓箓在這次交易中的表現(xiàn)，斯坦因《契丹沙漠廢墟》中說：“我要在這里提前敘述一下的是，關(guān)于他(王圓箓)的寧靜心態(tài)，我們后來獲得了可喜的證據(jù)。4個月后，當(dāng)我返回安西的時候，他又同意再出讓一批漢文和藏文寫本，讓這批寫本前往遠在西方的‘學(xué)問的圣殿’；這批東西是200多個結(jié)結(jié)實實的捆子。”[3]194斯坦因第2次中亞考察詳盡報告書《塞林底亞》中也記錄說：“4個月后，我一返回安西，他(王圓箓)便同意，為了我曾多次告訴他的那個地處遙遠西方的‘學(xué)術(shù)殿堂’，可以再向我出讓另一大部分漢語文寫本和藏語文寫本，總共至少有230個扎實的捆子。這是我所收到的最讓我感到高興的證據(jù)，證明他的心靈還處于寧靜的狀態(tài)。至于這個成就是如何通過蔣師爺那善于說服人的圓滑手腕成功取得的，又是如何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取得的，我已經(jīng)在‘個人自述’中講述過?！盵4]

根據(jù)斯坦因的各種描述，我們現(xiàn)在可將其在安西第3次購買藏經(jīng)洞文物的數(shù)量確定為230捆左右。其中包括的具體卷子數(shù)，據(jù)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倫信中說：“一個星期后，在一個寂靜的深夜，他們又重新出現(xiàn)在我的寺廟附近。這次，他們帶回了沉重的行李，裝滿了我想要的所有東西，甚至比我希望得到的還要多得多。好道士在勸說下，又出讓了230捆子寫本，大體上包括將近3000件典籍卷子，絕大多數(shù)都是漢文佛經(jīng)和藏文佛教著作?！?21)這是斯坦因唯一一次提到，230捆中包含了近3000件典籍卷子。無論是捆子數(shù)，還是卷子數(shù)，都要比斯坦因1907年5—6月在莫高窟獲得的藏經(jīng)洞文獻多。因此，斯坦因在安西購獲的第3批藏經(jīng)洞文獻，肯定是斯坦因獲取的最大一批敦煌文獻。

對于蔣孝琬用600兩銀子購買到大約230捆寫本或?qū)⒔?000件卷子，斯坦因?qū)@個價錢是很滿意的。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倫信中，在詳細介紹了蔣孝琬等如何新獲230捆藏經(jīng)洞文物并將它們運抵安西的事情后，興奮地說：“這個故事是非常浪漫的。將來有朝一日，當(dāng)展開來講述這個小故事的時候，那會逗人笑的。但是在目前，我們必須將知道這個故事的范圍限定于我們兩人之間，不得外傳。還要為一個事實保密，這個事實就是，千佛洞提供的東西，總共是7個駱駝馱子的‘材料’，只破費了政府大約130英鎊的經(jīng)費。而寫在棕櫚葉子上的單獨一頁梵語寫本，再加上其他一些‘古物’，就值這個價錢了?！?22)

蔣孝琬在莫高窟完成購買寫本的任務(wù)后，將所獲寫本捆子裝滿7個麻袋，搭在4頭駱駝背上。隨后，他打發(fā)伊不拉欣·伯克、哈?！ぐ⒑槁暑I(lǐng)著駱駝運輸隊，于1907年10月2日一大早離開莫高窟，先行返回安西。蔣孝琬本人沒有跟隨運輸隊一起返回，而是于1907年10月2日去了敦煌縣城，小住數(shù)日。

伊不拉欣·伯克和哈?！ぐ⒑橼s著駱駝運輸隊離開莫高窟后，一路上東躲西藏，晝伏夜行。關(guān)于運輸隊從莫高窟返回安西的經(jīng)過，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倫信中說：“當(dāng)這些馱子第一次從寺廟那‘牢房般的黑洞’里被清理出來的時候，師爺和可靠的伊不拉欣·伯克(來自克里雅的那位我的老達魯花[管家])一定度過了一個繁忙的夜晚。他們湊巧碰上了一些到石窟寺訪問的西藏游客，為了避免有人注意等等，而只在夜晚行進，最終返回了安西?！?23)斯坦因《契丹沙漠廢墟》中也記錄說：“整個這件事情，都是以極為謹慎利索的手段來處理的。伊不拉欣·伯克，還有哈桑·阿洪，以及他那些因在山脈里長期度假而體力已得到恢復(fù)的駱駝們，都承擔(dān)了運輸?shù)娜蝿?wù)。他們在趕往那個位于石窟腳下的秘密約會地點時，一路上謹慎小心，避免走大路。而當(dāng)他們返回時，也是只在夜間行進，以避開所有好奇的目光?！盵3]339

1907年10月4日晚上10時，駱駝運輸隊乘夜色返回安西的考察隊營地。隨后1小時內(nèi)，伊不拉欣·伯克和斯坦因的老隨從提拉·巴伊(Tila Bai)一起，將文物捆子搬入斯坦因的住所。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記中補記說：

昨天夜里，伊不拉欣·伯克于晚上10時領(lǐng)著4頭駱駝到達，帶回了從道士那里購買來的東西，共計230個捆子(其中有20個捆子的吐蕃文寫本)。運輸隊一直是夜間行進，為的是避免引起注意。在寺廟的背后，裝滿寫本的7個大塔噶爾(粗麻袋)被卸了下來。晚上10時至11時之間，提拉(Tila)和伊不拉欣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搬了進來。他們盡管很疲勞，但還是像小孩子一樣，享受著一次秘密游戲帶來的快樂。(24)

在運輸隊返回安西的過程中，蔣孝琬一直住在敦煌縣城。蔣孝琬在敦煌縣城逗留期間，拜見了林太清，為斯坦因考察隊測量員拉姆·辛格(Ram Singh)在敦煌境內(nèi)的測繪工作安排向?qū)?。斯坦?907年10月5日日記中，追記了蔣孝琬在敦煌縣城的觀察結(jié)果：

次日(1907年10月2日)，他去了敦煌縣城，見到了林大人，為拉姆·辛格的向?qū)ё龊昧税才拧Ｋ匆娡跏系难瞄T被劫掠一空，又被燒毀，已坍塌下來。在敦煌，神經(jīng)緊張依然四處流行。我們的好協(xié)臺(林太清)，在面對勇敢的暴亂者時，顯然舉止規(guī)范。至于在千佛洞的交易，似乎沒有泄露半點消息。(25)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說：“我曾派遣蔣師爺去王道士那里，執(zhí)行一項秘密使命。蔣師爺在夜幕的掩護下，隨身帶回了背負沉重的4頭駱駝，馱的都是出自‘藏寶窟’的更多的寫本……至于他是如何設(shè)法打動了膽小怕事的道士，又如何說服道士為了非常便宜的酬金而在夜里又拿出來200多捆漢文典籍，那真是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故事。”[3]339這段話應(yīng)屬于誤記。實際上，蔣孝琬并沒有“在夜幕的掩護下，隨身帶回了背負沉重的4頭駱駝”，而是隨后單獨返回安西。

在運輸隊返回的次日，蔣孝琬于1907年10月5日下午騎驢返回安西。斯坦因在當(dāng)日日記中記錄說：“今天下午3時，師爺輕快地騎著驢小跑回來。他因為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而感到充滿了歡樂?！?26)

斯坦因意外新獲約230捆寫本后，為了能盡快離開甘肅，不打算在安西對它們進行分類和整理。他只是粗略地將新獲文物打包裝箱，將原來7麻袋寫本分散裝入8個箱子中，形成4對駱駝馱子。為了節(jié)省時間，掩人耳目，斯坦因在安西沒有定制更多的包裝箱子，而是對原有的箱子進行了調(diào)整，主要是將裝銀兩、行李等物的箱子騰出來，用于裝新獲寫本。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記記錄說：“上午，忙著為新獲取的寫本打包裝箱。將銀子重新分配到各個箱子等里面。”(27)但在打包裝箱之前，斯坦因先用紙張和棉布將寫本捆子重新包裹了一遍，再裝入麻袋和箱子中，以起到偽裝的作用。斯坦因離開安西前，結(jié)清了前幾天為包裝新獲230捆寫本而購買棉布、紙張等費用(28)。

1907年10月8日早晨，斯坦因與蔣孝琬等人算清了前幾天的賬目，并給蔣孝琬支付了去敦煌的差旅費。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賬目列項：“師爺去敦煌的旅行費用，共計25錢銀子。”(29)當(dāng)日上午11時30分，斯坦因一行離開了安西。據(jù)斯坦因《契丹沙漠廢墟》中說：“我為我的考古學(xué)輜重行李又增添了這批追加物之后，才高高興興地于10月8日離開了安西，這是個令人感到沉悶的亞洲十字路口?！盵3]339實際上，斯坦因想盡快離開安西的原因，是他再獲藏經(jīng)洞文物后擔(dān)心，若繼續(xù)逗留甘肅省境內(nèi)會夜長夢多，于是決定盡快轉(zhuǎn)移進新疆省境。

斯坦因于1907年10月9日到達安西紅柳園子驛站后，完成了他從10月1日起寫給安德魯斯的一封長信，信文最后提到：

我剛剛又獲得另外一批古代寫本，包括將近4對大的駱駝馱子，從千佛洞的巨大窖藏中運到了這里。在保守秘密方面取得了成功，這鼓舞了那些膽小怕事的僧侶們，他們滿足了我的新要求……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訴您一些事情，關(guān)于這230捆子寫本是如何迅速而神秘地從那個神圣洞窟里被偷了出來，又如何通過晝伏夜行的方式被運到我在這里的營帳里。兩個月前，它們遇到了敦煌發(fā)生的一場小規(guī)模起義。當(dāng)時，知縣的衙門被劫掠燒毀。我最初曾打算將我的發(fā)現(xiàn)物存放在敦煌知縣的衙門里，但我最后并沒有放在那里，而是放在了安西這里！對此，我感到多么高興?。?30)

斯坦因離開紅柳園子后，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907年10月12日走出甘肅，進入新疆省哈密直隸廳下轄的猩猩峽驛。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到達苦水驛，在這里給阿倫寫長信詳細介紹他在安西新獲藏經(jīng)洞文物的事情。關(guān)于這批新獲寫本的偽裝情況，斯坦因在信中說：“但是迄今為止，一直不可能對它們進行真正的檢查工作。在這一大批獲取物中，極有可能出現(xiàn)中亞語文譯本。眼下，這批新的獲取物正裝在巨大的袋子里旅行呢，我們盡最大能力將它們很好地偽裝了起來?！?31)1907年10月18日，斯坦因到達新疆哈密。

斯坦因一到達哈密，就開始為重新包裝新獲藏經(jīng)洞文物而訂制一批新箱子。1907年10月23日，斯坦因開始為文物打包裝箱，到1907年10月31日，最終完成了對寫本的打包裝箱工作。最后，斯坦因?qū)⒃诎参餍芦@藏經(jīng)洞文物裝滿了12只箱子。斯坦因《契丹沙漠廢墟》中記錄道：“在哈密，我從安西啟程之前不久又從道士的千佛洞中帶出的寫本大馱子，終于得以安全地裝入了12個堅固的木箱中?！盵3]350這12個新箱子，被編為第13—24號，緊接著他在莫高窟所獲藏經(jīng)洞文物包裝箱子的編號(第1—12號)之后。斯坦因1907年10月31日日記中，記錄了新編12箱所裝捆子的數(shù)量和內(nèi)容：

一整天忙著工作，為獲自千佛洞的寫本打包裝箱。它們裝滿了12只箱子，各箱內(nèi)容如下：

第13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21捆；

第14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10捆；吐蕃文寫本捆子，7捆；

第15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18捆；

第16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6捆；吐蕃文寫本捆子，10捆；

第17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22捆；

第18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15捆；

第19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19捆(外加繪畫品)；

第20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15捆；吐蕃文寫本捆子，2捆；

第21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19捆；

第22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20捆；

第23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15捆；吐蕃文寫本捆子，1捆；

第24號箱子：漢文寫本捆子，13捆；吐蕃文寫本捆子，2捆；加上從橋子到阿拉—塔姆獲得的泥塑、陶器標(biāo)本。(32)

據(jù)此清單統(tǒng)計，斯坦因在安西新獲漢文寫本共計193捆，吐蕃文寫本共計22捆，合計只有215捆，不足230捆。欠缺15捆的原因尚無法解釋，有可能是各箱捆子數(shù)記錄有誤，也有可能是所記捆子數(shù)中沒有包括繪畫品部分，如第19號箱子的內(nèi)容應(yīng)包括后來添加進去的“外加繪畫品”部分。

斯坦因在哈密為在安西新獲的藏經(jīng)洞文物打包裝箱后，于1907年11月1日早晨離開哈密。此后，斯坦因押運著龐大的行李箱子運輸隊，包括12箱子在莫高窟所獲藏經(jīng)洞文物，以及12箱子在安西所獲藏經(jīng)洞文物，經(jīng)鄯善縣、吐魯番直隸廳、焉耆府、輪臺縣，于1908年1月19日到達庫車直隸州。

在庫車，斯坦因?qū)⒖疾礻牱譃閮申?。一隊?4峰駱駝組成的運輸隊，馱運著包括24箱藏經(jīng)洞文物在內(nèi)的行李箱子，在蔣孝琬、提拉·巴伊等人的押送下，沿著和闐河床南下，直奔和闐。另一隊由斯坦因本人率領(lǐng)，沿著克里雅河床南下，先在于闐縣境內(nèi)考察古代遺址，再西行至和闐。1908年1月25日，斯坦因先送走運輸文物的馱隊，然后于當(dāng)日下午率領(lǐng)一部分人輕裝離開庫車[3]376-377。斯坦因離開庫車后，經(jīng)沙雅縣，入塔克拉瑪干沙漠中考察，再到于闐縣境內(nèi)考察，于1908年3月26日到達和闐。此前，從庫車出發(fā)的文物運輸隊已經(jīng)到達和闐，文物箱子存放在斯坦因的房東阿洪·伯克(Akhun Beg)家中。

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間，斯坦因?qū)⑺?次中亞考察期間所獲所有文物以及書籍、底版等各種物品裝入95只箱子里。其中，裝有藏經(jīng)洞文物的的箱子共有29只，包括24箱寫本和5箱繪畫品。被編為第73—79號的7只箱子，共裝斯坦因在安西所獲藏經(jīng)洞寫本101捆(33)。被編為第80—88號的9只箱子，共裝斯坦因在安西所獲藏經(jīng)洞寫本127捆(34)。總之，斯坦因在安西所獲第3批藏經(jīng)洞寫本，又被裝入了16個箱子里(第73—88號箱子)，一共裝有寫本228捆，大致符合230捆的數(shù)目。

斯坦因?qū)⑽奈镅b箱完畢后，于1908年8月1日派遣運送文物的隊伍從和闐起程，運往印度。斯坦因本人于8月3日離開和闐，進入南方的山脈考察，于10月3日返回印度一側(cè)。1909年1月21日，斯坦因返回英國倫敦。斯坦因在和闐封存的29箱子藏經(jīng)洞文物，也于1909年1月運抵倫敦，入藏大英博物院。

1910年6月，大英博物院邀請第2個進入藏經(jīng)洞攫寶的法國漢學(xué)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來倫敦，鑒定斯坦因所獲藏經(jīng)洞漢文寫本的價值。伯希和的鑒定結(jié)果如下：“斯坦因博士從敦煌帶回來的漢文寫本，如果從清單的角度劃分的話，可以分為以下兩大種類：(1)完整的或者是尺寸相當(dāng)大的卷子裝寫本，大約包括3000件寫本；(2)散離的紙片或者是殘片，包括5000件至6000件……完整寫本的絕大部分屬于佛教文獻著作，收錄于中國版和日本版的佛教大藏經(jīng)中。”[4]917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也確認：“他(伯希和)的調(diào)查顯示，漢文寫本的總數(shù)達到9000多件，其中的大約1/3是由完整的典籍卷子構(gòu)成的，另外的大約2/3是零散的文書和殘破的典籍?！盵3]217-218

根據(jù)伯希和的鑒定結(jié)果，英藏敦煌寫本中，完整或較完整的漢文寫本數(shù)目是3000件，占總數(shù)的1/3，絕大部分屬于佛典。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倫信中說，他在安西所獲第3批藏經(jīng)洞文物的數(shù)量是“230捆子寫本，大體上包括將近3000件典籍卷子，絕大多數(shù)都是漢文佛經(jīng)和藏文佛教著作”?？梢源_認，占斯坦因所獲藏經(jīng)洞漢文文獻總數(shù)約1/3的約3000件完整的佛典卷子，基本上都屬斯坦因在安西獲得的第3批藏經(jīng)洞文物。

斯坦因在莫高窟私購第1批、第2批藏經(jīng)洞文物時，索要的捆子大都經(jīng)過了他的挑選，偏重于婆羅謎文、藏文、回鶻文等非漢文寫本和各種繪畫品。他在安西獲得的第3批藏經(jīng)洞文物，都是王圓箓在慌亂中從藏經(jīng)洞里隨手搬出的，這230個左右的捆子，未經(jīng)挑選，多為佛經(jīng)之類。當(dāng)后人將斯坦因先后獲得的3批藏經(jīng)洞文物混編在一起后，研究者得到的初步印象是，英藏敦煌寫本以佛經(jīng)為主，其學(xué)術(shù)價值不如法藏伯希和搜集品高。譬如中國學(xué)者胡適(1891-1962)在1926年9月19日日記記錄說：“Stein(斯坦因)不懂中文，帶了一個‘師爺’，姓王，大概也不很高明。他買了幾大捆的藏書而去，未加檢擇。到次年春間(1908)，Pelliot(伯希和)才到敦煌，他把所有寫本檢擇一遍……所以巴黎寫本是選擇過的，故有用的卷子較多。”[5]又胡適1926年9月30日日記中說：“Stein(斯坦因)當(dāng)日吃虧在不懂得中國文字，胡亂裝了多少捆回來。其中偶有好材料，但大部分是沒有用的?！盵5]366胡適所說有一定道理，但忽視了斯坦因所獲英藏敦煌寫本主體部分未經(jīng)斯坦因挑選這一因素。

通過對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購第3批藏經(jīng)洞文物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斯坦因利用1907年7月敦煌農(nóng)民起義后的動亂局勢，私下與王圓箓達成秘密交易，以極低廉的價格私購并非王圓箓私有的藏經(jīng)洞文物約230捆，并以偽裝方式將它們偷運到安西，再偷運到新疆和闐，最后將它們走私出中國，所有這些行為都是非法的。英藏敦煌寫本的主體部分，乃至整個英藏敦煌文物搜集品，從法律層面上講，所有權(quán)仍歸中國。

注釋：

①斯坦因《千佛洞獲取物包裝記錄(1907年6月7日始)》，英文手寫原件藏牛津大學(xué)包德利圖書館(以下腳注引用斯坦因檔案時均省略此句)，斯坦因手稿第199號，第81-82張。

②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199號，第83張。

③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倫信，斯坦因手稿第4號，第138-139張。

④1907年10月1-9日斯坦因致安德魯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號，第104v張。

⑤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支出賬目，斯坦因手稿第364號，第88張。

⑥斯坦因1907年9月26日支出賬目，斯坦因手稿第364號，第87張。

⑦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0v張。

⑧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1張。

⑨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倫信，斯坦因手稿第4號，第139張。

⑩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0v張。

(11)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1張。

(12)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倫信，斯坦因手稿第4號，第139張。

(13)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1張。

(14)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支出賬目，斯坦因手稿第364號，第87張。

(15)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支出賬目，斯坦因手稿第364號，第87張。

(16)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1張。

(17)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倫信，斯坦因手稿第4號，第138-140張。

(18)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記事簿，斯坦因手稿第142號，第43張。

(19)斯坦因1907年9月30日支出賬目，斯坦因手稿第364號，第87張。

(20)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2v-43張。

(21)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倫信，斯坦因手稿第4號，第139-139v張。

(22)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倫信，斯坦因手稿第4號，第139v-140張。

(23)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倫信，斯坦因手稿第4號，第139v張。

(24)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2v張。

(25)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3張。

(26)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2v張。

(27)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43張。

(28)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賬目，斯坦因手稿第364號，第88張。

(29)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賬目，斯坦因手稿第364號，第88張。

(30)1907年10月1-9日斯坦因致安德魯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號，第104v張。

(31)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倫信，斯坦因手稿第4號，第139v張。

(32)斯坦因1907年10月31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0號，第53v張。

(33)斯坦因1908年7月10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2號，第89v張。

(34)斯坦因1908年7月11日日記，斯坦因手稿第202號，第90張。

參考文獻：

[1]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xué)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記整理研究報告[G]//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54.

[2]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與王圓祿及敦煌官員之間的交往[J].敦煌學(xué)輯刊，2007(3)：60-76.

[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II[M].London:Macmillan & Co.,Limited,1912:339.

[4]Aurel 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825.

 本文原載于《敦煌研究》(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