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工尺譜、減字譜、琵琶譜字皆出現(xiàn)于北周隋唐代燕樂時期

古琴于唐代以前，即如今自存于日本的唐武后時抄本的《碣石調(diào)幽蘭》仍為文字譜，而唐代的曹柔始制減字譜取代文字之譜。

唐傳于日本保存的琵琶譜字二十字，與五代時敦煌琵琶譜使用的二十譜字基本相同。按，日本保存的琵琶譜字得自中國唐代使用者，故唐代必是出現(xiàn)了琵琶譜字。而相信在其前，一如古琴一樣是用文字在敘述。

而工尺譜，北宋人稱為燕樂半字譜，說明了它與燕樂十分相關。因為，燕樂是管樂調(diào)，而非琵琶調(diào)，故而必是燕樂之起而用譜字記譜，如同古琴、琵琶一樣，而取代以往的用文字敘述。

按，何謂文字的敘述，吾人從《宋史?律歷志》記載西晉初年荀勖的笛上三調(diào)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漢魏到西晉時代，管樂器直笛是用敘述而未形成譜字記譜，即，工尺譜并未出現(xiàn)在漢魏晉時代。

在《宋書?律歷志》上記載著有關西晉初年荀勖笛上三調(diào)的一件事，荀勖問當時笛王列和這位樂工有關他所吹的笛子之方法時，結(jié)果列和回答說：『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涣泻痛宋划斎盏牡淹?，表示吹笛的方法，是按師父教『某曲當學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如果當時有工尺譜，按指教以工尺某字，即當知『應何聲』，而在當日沒有工尺譜，純由師父教以發(fā)某一音用『某指』，逐一而教至全曲完畢，皆用背誦，但不知是何音（『應何聲』，即同于是說，不知吹出的是工音或尺音或上音或凡音等等），即知當日無工尺譜。

肆后西晉亡而入南北朝，北方西域之燕樂入中土，則所謂工尺譜昔名『燕樂半字譜』當系燕樂入中土后產(chǎn)生的。

而它和古琴減字譜、琵琶二十譜字其實都互有時代關連，曹柔的古琴減字譜、琵琶的二十譜字及管樂的工尺譜（燕樂半字譜）何者的譜字表示法先出現(xiàn)，于是影響及于另二種樂器種類的譜字的出現(xiàn)，看起來，三者都至遲出現(xiàn)于唐代。在同一時代此三種譜字的發(fā)生，燕樂的出現(xiàn)，必為其原因。為何如是說，

在唐代以前，中國的宮廷雅樂，大多是采林鐘一均且只使用宮調(diào)，用音簡單；而俗樂的清商曲，亦不旋宮，只在一均之上，即雅樂正聲音階的變征調(diào)式（按，吾人很多文章內(nèi)都有論證，請參看）。到了隋初都還認為清商為『三調(diào)』（見《隋書?音樂志》），并無后人附會成五調(diào)者。而此三調(diào)或?qū)傩灾两裾擖c紛紜。但三調(diào)仍十分簡單。在這種中國本土舊樂的簡單樂調(diào)情況之下，古琴、琵琶、管樂使用文字或以『某曲當舉某指』的口傳背誦全曲的指法而不知究竟在吹什么音等等，仍尚可負荷，故不煩有譜字的發(fā)明。

但入中土的燕樂就不同了。雖其初龜茲人蘇祗婆傳入的燕樂調(diào)架構(gòu)在北周當日以林鐘為宮的正聲音階上。但當日北周雅樂只用林鐘為宮的一均，且只有宮調(diào)曲，而且不旋宮。而燕樂傳入時，以管樂器的七孔（含全閉的筒音）為七均旋宮，每均五調(diào)式，音樂構(gòu)成繁復，指法的以文字，或背誦指位，聲曲繁多，不以譜字記譜無從記憶之下，此三種譜字的發(fā)生，自有其需要性而生。

至于琵琶譜字及管樂的燕樂半字譜是不是從西域傳入的，現(xiàn)無證據(jù)而引敘，不能臆論。但古琴為中土固有樂器，古琴減字譜當非始于西域之入而被曹柔記載下來。譜字既因燕樂繁復而生，故琵琶譜字及管樂的燕樂半字譜的出現(xiàn)當早于古琴，則或早在北周及隋代琵琶譜字及管樂的燕樂半字譜已出現(xiàn)了，而古琴繼之，此種有關發(fā)生論的先后關系當以此說為合于實情。（劉有恒，2019,8,15于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