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景帝前三年春正月（公元前154年），漢景帝劉啟派遣中尉張嘉，召御史大夫晁錯入宮議事。如今正值戰(zhàn)時，吳、楚七國因削藩策俱反，前方戰(zhàn)事吃緊，皇帝經(jīng)常召見自己的老師晁錯共商對策，這也是常有的事。

晁錯奉詔后不敢怠慢，一絲不茍的換上朝服，隨中尉上了馬車，往未央宮而行。但令晁錯意外的是，馬車在經(jīng)過長安東市時，中尉陳嘉忽然勒令停車，并在晁錯錯愕之下，拿出另一道詔書，數(shù)落晁錯“亡臣子禮，大逆不道”的罪過，令腰斬棄市。

隨車的衛(wèi)兵立刻將晁錯拿下，當即于東市行刑，這個與賈誼齊名的一代名士，就此慘遭刀斧，命喪黃泉。而且他也成了大漢開國以來，第一個身穿朝服就戮的三公高官。

對于晁錯的死，事后不僅漢景帝懊悔，歷代的文人墨客也無不惋惜嗟嘆。但不論漢景帝如何“喟然長息”，也并不能絲毫改變晁錯的必死困局。

表面上看起來晁錯死于削藩，可實際上身為漢初“新法家”的旗幟人物，晁錯的死還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在里面。

晁錯與法家

三國時期的思想家劉邵，在其著作《人物志·流業(yè)》中道：建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

“建法立制”是法家的標志，但這絕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依法治國”，它本質(zhì)上還是為了實現(xiàn)中央集權(quán)的君主專制，而在人治基礎(chǔ)上實行有限的“法治”。

法家思想興起于戰(zhàn)國初年，李悝變魏法可視之為發(fā)端，而商鞅又進一步將其發(fā)揚光大，最終在韓非子手中集大成。

秦國之所以能“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法家居功至偉?！皡栃修r(nóng)戰(zhàn)”、“嚴明法度”、“尊君抑臣”是當時法家在秦帝國踐行的施政方針，也可以稱之為法家的主要思想內(nèi)核。

但一統(tǒng)天下的大秦帝國二世而亡，處于統(tǒng)治地位的法家也遭受毀滅性打擊。新生的漢王朝在反思前朝速亡的經(jīng)驗教訓上，一致的認為秦因苛法敗亡。

政論家陸賈在與漢高祖爭論如何治理天下時，曾道：“鄉(xiāng)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漢之所以得天下，正是秦嚴刑峻法，百姓不堪其苦，才有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天下響應，為后來劉邦建立漢朝創(chuàng)造了條件。

在《新語》中，陸賈進一步闡述：“李斯治法于內(nèi)，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shè)而敵人逾多。”直接將法家指認為秦亡的元兇。

因而漢初的治國之策中沒有丁點法家的影子，提倡“無為而有為”的黃老之學反倒成為統(tǒng)治者施行的首選國策。

就像《淮南子》所說的那樣：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

在漢初的政治氛圍里，法家是最次等選擇的存在，想治理好天下，就要行仁義。

如何行仁義？

那便是“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

秦末漢初，經(jīng)過連年大戰(zhàn)，戶口十不存一，不僅人口銳減，田園荒蕪，經(jīng)濟也異常衰敗。這時候顯然不能再搞秦朝那一套，“重賦斂，繁徭役，嚴刑罰”。

所以漢初倡導無為，與民休養(yǎng)，輕徭薄稅，不折騰老百姓，鼓勵人口繁衍，開墾荒田，恢復經(jīng)濟。以至于司馬遷感慨道：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zhàn)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漢初不行法家而行黃老之術(shù)，正是基于當時恢復民生的客觀條件下的最優(yōu)選擇。但同時，因為人口滋生，經(jīng)濟恢復，國家對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就完全暴露了出來。功臣攬權(quán)，豪強兼并，匈奴侵擾，以及諸侯王勢大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先秦法家沒有市場，可無“法”則中央權(quán)威不振，皇權(quán)不專，更不要說什么強國富民，于是乎以晁錯為代表，雜糅儒法、兼蓄陰陽，更注重“仁政”的新法家思想便應運而生，并接連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上提出改革主張，希望收權(quán)威于上，實現(xiàn)漢王朝的興旺繁盛。

文景時期的改革

文景之治是被歷朝歷代所稱道的治世，我們都知道，之所以有此大治，正是因為統(tǒng)治階層在政治上采取“無為而治”的結(jié)果。

但估計很少有人知道，從文帝開始，其實漢王朝內(nèi)部已經(jīng)開始嘗試有限的改革，來試圖改變政治上的“無為”。

漢朝建國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遺癥，除了地方近乎獨立的諸侯王國問題，中央朝廷內(nèi)的功臣勢力也非常強大。

本于皇位無關(guān)的文帝，就是在功臣集團誅除呂氏后，集體擁立的。這些功臣們跟隨高祖起兵多以戰(zhàn)功封侯，遍任朝中要職，彼此盤根錯節(jié)，完全把持著軍政大權(quán)。

在文帝繼位之初，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賈誼為太中大夫，替他出謀劃策。賈誼在禮儀制度、功臣諸侯王、匈奴問題上提出一系列“多為”的改革建議，但大多因當時無力實行的客觀條件而作罷。而賈誼也在幫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團權(quán)力，建議列侯離開長安回到封地的過程中，被周勃、灌嬰、張相如等功臣集團集體抵制，慘遭貶謫。

功臣集團以軍功獲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擁有田宅、經(jīng)濟特權(quán)，漢初國家又奉行“黃老之術(shù)”，對經(jīng)濟政策又不多做干預，軍功之人在地方則為豪強，在中央則為三公九卿，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賈誼提出的“改正朔、法制度”本就是為了皇權(quán)集中，從根本上觸及現(xiàn)有的統(tǒng)治秩序，引起功臣不滿，才有文帝被迫下罪己詔，并貶斥賈誼的故事。

文帝繼位前期正是君弱臣強，很難對朝局有所改變，只能依靠黃老之術(shù)維持君權(quán)、諸侯王、功臣集團三股勢力的微妙平衡。

等文帝中后期以后，在文帝刻意打壓下，功臣集團有所收斂，才開始有限度的改革弊政，不過這時賈誼已死，而晁錯恰逢其時出現(xiàn)在文帝的視野內(nèi)。

晁錯“ 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是個地道的法家人物，但又從伏生治《尚書》，又接受了儒家的影響。

面對隱藏在漢王朝“休養(yǎng)生息”繁榮局面下的內(nèi)憂外患，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晁錯深切時弊，連上三道奏疏《言兵事疏》、《守邊勸農(nóng)疏》、《募民實塞疏》，闡發(fā)了他的守邊備塞、勸農(nóng)力本的軍事經(jīng)濟思想。

除了主動出擊匈奴暫不能力行外，其他建議如數(shù)被文帝嘉獎聽從。這也開啟了漢初政治從“無為”變“有為”之先河。

文帝十五年，晁錯被推舉為賢良，作《賢良對策》，在此策論中，晁錯詳細闡述了“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的改革思想。

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一、政治上皇權(quán)集中，列侯就國，選賢舉能；二、經(jīng)濟上勸農(nóng)務本，輕徭薄賦；三、軍事上擇良將，訓士卒。

文帝非常欣賞晁錯的主張，但還是那句話，政治環(huán)境決定政治決策。功臣集團和諸侯王勢力是漢初舞臺上，不可能繞開的話題。雖然文帝在打壓周勃為首的功臣后，皇權(quán)得到空前的擴展，可兩次諸侯王的叛亂，又讓文帝不得不倚重功臣集團的力量，這種政治平衡的態(tài)勢短時間難以打破，觸及根本的改革也就無從談起。

故晁錯向文帝建言削諸侯事以及變更法令諸多改革，作書凡三十篇，可這些文帝不能盡聽，晁錯的改革意圖一直被雪藏，一直到景帝繼位后情況才發(fā)生改變。

景帝為太子時，晁錯曾任太子家令為太子家總管，他的改革建議深受太子認可，甚至被太子呼為“智囊”。等景帝登基為帝，晁錯也立刻被任命為內(nèi)史為九卿之一。

景帝即位，以錯為內(nèi)史。錯數(shù)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漢書爰盎晁錯傳》

有景帝的支持，晁錯開始變更法令，推行改革。早在文帝時，晁錯已經(jīng)引起眾大臣不滿，此時凡有晁錯所奏，景帝全然照準，此等信任恩寵，三公九卿無人能比，這讓本就趨于衰落的功臣集團越發(fā)感到切身利益受損，開始抱團攻擊晁錯。

晁錯之死

文帝朝開始，在文帝的打壓下，功臣集團身居三公九卿高位的比例，已經(jīng)從開國時的百分百，降低到半數(shù)，雖然功臣集團呈衰落趨勢，可至關(guān)緊要的丞相一職，還始終牢牢把持在功臣列侯手中。

碩果僅存的老臣申屠嘉在文帝末年被拜為丞相，主持朝政。景帝繼位后，面對晁錯顯貴，推行新法，申屠嘉便尋著晁錯違禮的錯處，想要一舉誅殺。但在景帝提前得知詳情后，并不認為晁錯違制，免去處罰。申屠嘉因而氣得得病，不久病死。

申屠嘉死后，同屬功臣集團的莊青翟拜相，而晁錯也被擢升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權(quán)勢更盛。

于是借此時機，晁錯“更令三十章”全力推行改革，并開始拿占有大漢土地之半的諸侯王開刀。

諸侯王享有自主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權(quán)力，“自為法令，擬于天子”，可謂是漢王朝的心腹大患。

文帝時僅僅借機分淮南國為三，分齊國為七，但富庶的吳、楚兩國，卻等閑動不得。

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錯大權(quán)在握，公卿、列侯、宗室畏懼其勢力，沒有人敢弗逆的。朝廷內(nèi)無人掣肘，晁錯率先向吳發(fā)難，建議景帝削掉吳國土地，并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景帝聽從了晁錯建議，下詔削掉吳會稽、豫章兩郡。其他諸如楚國被削掉東海郡，趙國被削掉常山郡；膠西國削去六縣。

削藩詔一下，立刻引起各諸侯王惶恐，早就有反心的吳國，立刻聯(lián)絡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六國，共同起兵，打著“誅晁錯”的幌子，反抗?jié)h廷。

晁錯高估了景帝的改革決心，聽聞七國反叛，聲勢浩大，景帝六神無主。當皇權(quán)遭到直接的威脅時，皇帝的冷酷薄情便開始展現(xiàn)出來。

原本攝于晁錯權(quán)勢的功臣集團，再次抱團謀劃趁機誅除晁錯。

曾任吳國相的袁盎被功臣集團推出，引薦給景帝。袁盎熟悉吳國情形，向景帝夸下?？?，只要皇帝斬殺晁錯，恢復七國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

錯誤預估形勢的景帝，立即動搖了削藩的信念，萌生了向七國妥協(xié)的想法：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在任命袁盎為太常，秘密出使七國游說各王后，打算拋棄晁錯的景帝，又暫時陷入了猶豫當中。

功臣集團又再接再厲，由丞相武強侯莊青翟、中尉復陽侯陳嘉、廷尉張歐為首，上疏景帝彈劾晁錯，要求斬殺晁錯。百官之首的丞相和掌管禁軍的尉官，文武兩系的壓力，讓景帝沒有再猶豫下去，當即批示：“可。”

晁錯被腰斬的命運由此被定下。

所以縱觀晁錯被殺前后，你會發(fā)現(xiàn)，晁錯之死削藩只是誘因，從根本上講，卻是晁錯在朝中厲行改革觸動了功臣集團利益，才遭到了保守勢力的群起圍攻。而作為改革唯一后盾的漢景帝，又沒有堅定推行改革的意志，在面臨困境時只顧維護個人利益，拋棄了晁錯，這才使得晁錯在內(nèi)外反對勢力的聯(lián)合絞殺下，慘遭橫死，而他的“變法易故”也隨之宣告失敗。

不過，晁錯的死還是有些作用的，至少讓景帝明白妥協(xié)根本沒有用，于是堅定了以武力平叛的決心，三個月后七國之亂就被平定，這讓大漢王朝借機大大削弱了諸侯王勢力，漸收諸侯國權(quán)柄于中央，開啟了徹底解決諸侯封國問題的契機，但這一切又都于晁錯無關(guā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