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智識的邊界在哪里呢？說白了也許就是具有認識變化的地方都是邊界。

認知所形成的邊界連接起來就是一個認知的知識面。

同樣人類知識（這一系統(tǒng)）的邊界也一樣。

知識之樹，我們知道細胞全能性——在多細胞生物中每個個體細胞的細胞核具有個體發(fā)育的全部基因，只要條件許可，都可發(fā)育成完整的個體。

知識的系統(tǒng)性就是這樣，當打開自然科學的大門的時候，自然科學的這一系統(tǒng)的全能性開始展開。

科技創(chuàng)造之物是科技之樹上漲出來的，更確切的說可以定位到這個系統(tǒng)的那一個點所生長出來的枝條（當然從另一方面是它之所以能夠從這個點生長出來是因為它本身屬性所具有的可能，也就是還有其他可能）。

那知識的邊界在那里，那里有（可能）有變化，那里就是知識的邊界。

美國的科技為什么可以占領制高點，為什么能夠引領世界發(fā)展？不是因為美國的教育系統(tǒng)比中國優(yōu)越，也不是因為美國可以搜羅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國在二戰(zhàn)之前科技遠不如歐洲，二戰(zhàn)以后數(shù)以十萬計的科學家被美國吸收了。但是高等教育的確世界一流，原因在它的整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知識面上的全方位領先，整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知識面上的全方位領先可以培養(yǎng)大量處于知識面前沿的人才，并繼續(xù)為美國的知識面領先做貢獻，當然也會為世界其他地方培養(yǎng)處于知識面邊界的人才（世界各地的大學科研室都在培養(yǎng)人才，在不同的知識面上面培養(yǎng)的人才肯定不一樣）。

我們可以說美國在整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知識面上的全方位領先地位還能夠維持非常長的時間，至于科技孕育的商業(yè)化能力其實并沒有比其他國家強。

德國和日本是專業(yè)化的突破，而且是大學適應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美國也有專業(yè)化的突破，但是美國頂尖大學引領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其大學實驗室的基礎科學的產出和公司專業(yè)實驗室的產出并駕齊驅（科學是一圈子，還有個人實驗室開發(fā)也在這個圈子里交流成長）。唯一可能在整個科學知識面上追趕美國可能就是我們中國，這個差距現(xiàn)在看還是很大的。

一句話，美國科研走在前面，而且很可能是全知識面走在前面。

科技領先的地位還在于——我們前面說過的——可以在其他國家（主要是盟友）的各種科技往前走，他們這種相互滲透相互合作，深度交流是能夠引發(fā)的巨變。

原創(chuàng)性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太多都在美國（知識面的邊界才有原創(chuàng)性），基礎就是因為美國在整個自然科學知識面上面的全面領先。

文字是我們的認識的投影，文字也反射出我們的認識。

我們探索的基礎就是已有的認識，應該可以說是知識。

我們在此只是說了學術這一方面為例：

很多偉大的人物在成為偉大的人物之前，歷史并沒有太多的關注放在在他們上面。

他們在長久的積累和成長之后，他們突然好像從上帝或者其他地方接受一個任務，好像雄心勃勃要為我們的認知打開一個新的方向，好像他們是指引人們走向“新知”的先知。（改寫自《凱恩斯傳》形容貝弗里奇的）

一個人一開始學習經濟學，一般不是抱著想用經濟學分析去解釋經濟和社會生活，亞當斯密不是，馬歇爾不是，凱恩斯也不是。

《凱恩斯傳》：

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的劍橋有兩個主要的人物是我們所感興趣的，他們是亨利賽吉維克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他們兩基本上是同時代的人，賽吉維克出生于1838年，馬歇爾1842年。兩人都為倫理學榮譽學位教授課程，賽吉維克于1882年成為道德哲學教授，而馬歇爾則于1885年成為政治經濟學教授。

《哈耶克傳》

從17歲到23歲，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溫和社會主義理想的年輕人。但他“從來沒有迷戀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于他早年的社會主義理想，他又評論說，社會主義讓他“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如此吸引人的社會主義計劃如何能夠實現(xiàn)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使改革的要求變得極為迫切———戰(zhàn)爭已經徹底摧毀了從前的秩序，而這也意味著，經過戰(zhàn)爭的沖擊，有可能建設一種社會新秩序。他想參與未來秩序的建設，他之所以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弄清：全權計劃體制是否可行？這也是他終生關注的問題，而他最終給出的回答是：不可行。

《兩個幸運的人：弗里德曼回憶錄》：

【米爾頓】在我后來回憶這一決定的時候，我引用了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著名詩句：

雙岔到自黃樹林中分出，

遺憾的是我不能同時走兩條路，

我選擇其中人跡較少的一條，

自此面對截然不同的道路。

然后我寫道：

我不能說我走了捷徑，只能夠說我的選擇決定了我的一生。

我做出如此決定的原因，并不只是單純地出自對經濟學的向往和熱忱，也不是簡單地由于霍默和亞瑟對我的影響，盡管這是一大因素，其主要原因還是當時的時代背景……美國正處于史上最嚴重的大蕭條時期，而關鍵問題就是經濟。怎么才能擺脫大蕭條困境？如何解釋巨大需求和大量未利用資源同時出現(xiàn)的悖論？在這種環(huán)境下，去做一名經濟學家明顯比去當一名應用數(shù)學方面的精算師更能夠為這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提供答案。

《哈耶克傳》：

弗里德曼早年的學生、后來的同事，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加里·貝克爾曾這樣描述過弗里德曼：

米爾頓·弗里德曼于1946年來到芝加哥大學，一直呆到1977年。顯然，他對經濟系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而這個系完全可以說是整個經濟學界最有創(chuàng)新精神、最活躍的。他鞏固并擴大了芝加哥學派的聲望……經濟系日益明顯地體現(xiàn)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學術興趣。這包括真誠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場和自由企業(yè)，坦誠直率地展開討論望……而最重要的一條則是堅信，經濟學分析是解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強大工具。

弗里德曼一開始并不可能就認識到經濟學分析是解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強大工具，直到他在經濟學領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夠隱約的認識到濟學分析是解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強大工具，到后來堅信這一點，畢竟這一段文字即最重要的一條則是堅信經濟學分析是解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強大工具——總結寫出來都是很之后的事情了。而我也是在《財經郎眼》伴隨我成長的過程并很早就接觸到了這句話之后很久才隱約的認識到經濟學分析是解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強大工具。

亞當·斯密50多歲才寫出了《國富論》，之前也就是走著一個大學教師的道路。瓦特最終能夠去改良蒸汽機是從一個學徒做起的，哥倫布想要開辟西方航線之前，做好一個水手，接著是商隊船長，哥白尼最后所追求的理論成立之前，哥白尼成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費勞恩譯格大教堂任職當一名教士，在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面世之前，是劍橋大學的數(shù)學教授艾薩克·牛頓，而且是一個怪人。

馬克思、貝弗里奇、凱恩斯、哈耶克等等的成長類似。

很多偉大的人物在成為偉大的人物之前，歷史并沒有太多的關注放在在他們上面。

他們突然好像從上帝或者其他地方接受一個任務，好像雄心勃勃要為我們的認知打開一個新的方向，好像他們是指引人們走向“新知”的先知。（改寫自《凱恩斯傳》里形容貝弗里奇的）

沒有人一開始就能夠摸到他偉大的成就的大門，包括哈耶克的自生秩序（規(guī)則與秩序），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以及管理。

一個人是慢慢成長的，當然也有一些成長很快，很快就摸到了知識的邊界，并且在這個邊界上做出了貢獻。

比如居里夫人與居里，愛因斯坦等等。

這些人一開始并不非常出色，但是隨著他們的成長，他們在認知的邊界上做出的獨到的貢獻使得他們走向了一條榮耀之路。

這體現(xiàn)了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那一句話：

在時間之中，在社會領域里，沒有人隨著時間的開始而展開生命、隨著時間的終結而結束生命；每一個人都從前面的人接受歷代留下的遺產，持有短暫片刻，再把它交給后來的人。

我們的文明的進步絕不是在大家對這個世界如何運轉的認識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取得，是在已有的認識或者說前人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向前擴展的。

我們在此只是說了學術這一方面，在人類文明的各個方面以及人類認知的各個方面或者人類知識面的各個方面都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