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諸宗元在《缶廬小傳》中，有如下評述：“書則篆法獵碣而略參已意，雖隸真狂草，率以篆籀法出之?！币徽Z道中了昌碩先生書法上的藝術(shù)特點。昌碩先生自己在題《何子貞太史冊》詩中也這樣說：“我書疲苶烏足數(shù)，劈所不正吳剛斧。曾讀百漢碑，曾抱十石鼓；縱入今人眼，輸卻萬萬古。不能自解何肺腑、安得子云參也魯？強抱篆隸作狂草，素師蕉葉臨無稿。”這里，“曾讀百漢碑，曾抱十石鼓”，不正是概括地說明他自己書法上的特點嗎？

在書法上，他孜孜地勤學(xué)苦練，求深求精。早年家貧，無力購買紙筆，每天清晨和耕余時間，總在檐前磚石上用禿筆蘸水練字，認真臨摹，從不間斷。他首先從學(xué)楷書打基礎(chǔ)，初學(xué)顏魯公體，后又轉(zhuǎn)學(xué)鐘繇體，自稱“學(xué)鐘太傅二十年”。他也曾傾向過黃山谷。為好友蒲華寫的墓志銘，最可說明這一點。繼之學(xué)行草，行書初學(xué)王鐸，后冶歐、米于一爐，書來剛健秀拔，自創(chuàng)新格。草書則致力于《書譜》《十七帖》，后旁及其他名家手跡。

當今大書法家沙孟海先生是昌碩先生入室高足，他作如是稱頌：“行草書，純?nèi)巫匀?，一無做作，下筆迅疾，雖冊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勢。此法也是先生開之?！庇终f昌老書法寫來“遒勁凝練，不澀不疾，亦澀亦疾，更得錐劃沙、屋漏痕的妙趣”。昌碩先生的隸書，早期以臨《漢祀三公山碑》為主，其結(jié)體喜長形而自立新意，有在“裴岑”與“褒斜”之間的神味。

嘉慶、道光以后，漢魏碑志大量出土，這予研究經(jīng)史學(xué)者是一份寶貴資料，同時也為書法界開辟了一個新紀元。在當時一門“帖學(xué)”之外，又增添了一門“碑學(xué)”，甚至“碑學(xué)”大盛而取代了“帖學(xué)”，導(dǎo)致書法界起了變革波動，有人就大膽地打破了過去墨守二王遺風(fēng)、陳陳相因的傳統(tǒng)局面，試以新的創(chuàng)造，走新的路子。例如鄧石如就是用隸書筆法寫篆書，把過去數(shù)百年來了無真趣的規(guī)行矩步的作篆筆法完全打破了，闖出了一道新人耳目的舒暢凝練的筆路；伊秉綬則用篆書筆法寫隸書，一掃當時隸書上的呆板習(xí)氣；而楊峴更以寫草書的方法來寫隸書，書來氣勢宏偉，不可一世。類此食古而化創(chuàng)立新意的現(xiàn)象，竟成了一時之風(fēng)尚，凡此種種對素性“不受束縛”的昌碩先生來說，必然受到間接或直接的影響。

吳昌碩先生早年就愛篆刻，學(xué)篆是他非常重視的一件大事，他深愛《石鼓文》的氣勢郁勃、韻味醇厚，就選定了臨摹《石鼓文》為主。古人對《石鼓文》有很多評述，唐代韓愈《石鼓歌》云：“鸞翔鳳翕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宋代蘇軾在《石鼓歌》中稱它：“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鷇彀?！闭f其文字兼有古、今二篆筆意的神韻，入之極難，故學(xué)篆者往往視為畏途不敢就道，但昌碩先生則偏向畏途邁進，其膽識和般力，不得不令人佩服。

考《石鼓文》在最近始認定是先秦遺物，非舊議為周宣王所作，其存世拓本，書法界認為特別名貴的凡四種，以明嘉靖年間錫山安國十鼓齋所珍藏之前茅本、中權(quán)本、后勁本等三種，與浙江鄞縣范氏天一閣所藏的松雪齋北宋本一種，共四種可稱最古之拓本。但安氏十鼓齋珍藏之三本，悉早已為日本人所得而流入異國，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本亦已遺失，但此北宋本幸在嘉慶二年（1797年）曾由海鹽書法家張燕昌雙鉤摹書留下遺貌，而由阮元為之刻石留于杭州府學(xué)明倫堂。據(jù)阮元自題中說：“元于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并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囑燕昌以油素書丹，被之十碣，命海鹽吳厚生刻之，至于刀鑿所施，運以意匠，精神形途，渾而愈合。”故據(jù)此而知此拓本已經(jīng)阮元整理而雙鉤之，畢竟非先秦遺物，推查昌碩先生早中年時代，安氏三本尚未影印問世，范氏藏本又遭遺失，因是昌碩先生所臨《石鼓文》只有阮本。

昌碩先生從藝的態(tài)度是“畫當出己意，摹仿墮塵垢”。對于書法亦然，要“出己意”。所以他臨摹《石鼓文》，并不刻意于一筆一畫的摹仿，而是不斷以秦權(quán)量、瑯琊臺刻石、峰山碑等之筆意化為己意出之，自謂“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他曾試圖以自創(chuàng)放縱形體的《石鼓文》，向乃師楊峴請教，楊并不贊同，以為不然，回書曰：“……尊篆有團結(jié)欠緊處，團結(jié)欠緊正是不拘束之流弊?！?/p>

昌碩先生在80歲高齡時，曾在他60余歲時寫的一堂《石鼓文》屏條，作如下題句：“此予十余年前所作書，未署款，曩時用筆嚴謹之中寓以渾穆英英之氣，蓋正專力于泰山石刻，禪國山碑之間?！埃ù思楣P者珍藏）其時他所書《石鼓文》已卓然自成一體，但從題句中可以領(lǐng)會到他并不滿足于當時固有成就，依然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探索不懈，其精神實令人折服。

昌碩先生前后臨摹若干本，已無法查考其數(shù)字，但其中四本最為著名：

①昌碩先生59歲臨本（1960年，日本平尾孤往發(fā)表在第101期《書品》）。

②昌碩先生65歲臨本（1910年，上海求古齋以石印問世）。

③昌碩先生72歲臨本（1915年，“苦鐵碎金”發(fā)表，西冷印社出版）。

④昌碩先生75歲臨本（今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影印問世）。

在昌碩先生65歲臨本中自題有：“余學(xué)家好臨《石鼓》，數(shù)十載從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見錢氏銘刻本附記）沙孟海先生對“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特別提醒大家說：“這句話大可尋味，我看他四五十歲所臨《石鼓》，循守繩墨，點畫畢肖，后來功夫漸深，熟能生巧，指腕間便不自覺地幻出新的境界來，正如懷素《風(fēng)廢帖》說‘今所為其顛逸全勝往年，所顛形詭異，不知從何而來，常不自知耳。’懂得這個道理，才能鑒賞先生晚年所臨《石鼓》的高妙?！保ㄒ姟渡趁虾Ｕ摃鴧哺濉返?08頁）

昌碩先生在詩中自述曰：“年學(xué)書欠古拙，遁 入獵碣成珷玞。敢云意造本無法，老態(tài)不中坡仙奴?！彼吷吡μ剿鲿ㄋ囆g(shù)的“古拙”，要有“書味出唐虞”的古趣。但他更主要的在于一個“化”字，如何食古而化？他反對泥古，說今人但侈慕古昔，古昔以上誰所宗？他還要“古人為賓我為主”以役古人，他始終不倦地力索化新意于“古拙”之中，以求古與新的統(tǒng)一。

康有為認為：“《石鼓文》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辈T先生非但把《石鼓》作為第一法則，認真地繼承下來，而難能可貴的是他并不為這第一法則所束縛，而是參以其他篆法化為“已法”，成為新意出之。所以他寫出的《石鼓文》貌拙奇古，氣韻酣暢，而又凝練遒勁，自立新意異樣的“古新統(tǒng)一”的獨有姿態(tài)。他寫《石鼓文》老而彌精，精而彌化，化于行草書法中，化于繪畫中，他“悟出草書藤一束”來寫葡萄，興來時“強抱篆隸作狂草”，猶是筆走龍蛇，風(fēng)云滿紙，有時“興來湖海不可遏”以畫梅，“是梅是篆了不問”，梅與篆融為一體，說明他的畫法有源于書法，其筆勢雄渾蒼勁，奔騰馳騁、嘆為觀止。

文：吳長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