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家作為先秦諸子中的一個重要學派，其深刻影響了中國數(shù)千年來的統(tǒng)治思想。雖然法家思想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毀譽參半，但絲毫不影響其和儒家思想并駕齊驅(qū)，長久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帝王，以及他們所統(tǒng)治的人民。在春秋末年和戰(zhàn)國時期，是法家最為耀眼的時期。此時的法家思想獨領(lǐng)風騷，李悝、吳起、慎到、申不害、商鞅等法家人物更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在華夏大地掀起了一場又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大變局。

法家，準確來說是以李悝為首的三晉法家，誕生在春秋向戰(zhàn)國過渡的轉(zhuǎn)折時期。法家的誕生，總會給人一個假象，仿佛在其誕生之前，華夏大地沒有“法律”，只有“禮制”?！岸Y”最早出現(xiàn)在殷商時期，到西周時已經(jīng)發(fā)展成了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為核心的系統(tǒng)制度。其內(nèi)容非常龐雜，涉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子窮其一生所追求一個政治夢想就是維護周禮制度、恢復周禮制度。因此，一般認為，中國的西周時期是“禮制”的時代，進入春秋戰(zhàn)國以后則是“法制”的時代。所以法家誕生之前，中國有“禮”而無“法”。

其實不然，法家或許是新事物，但“法律”本身卻不是?！岸Y”和“法”都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規(guī)章制度?！岸Y制”時代并不是沒有“法”或不執(zhí)行“法”?！胺ā痹谌A夏文明中形成的時間并不亞于“禮”。如果說“禮”的代表著作有《周禮》，那么充分體現(xiàn)“法”的代表著作那就是《周易》。閱讀《周易》，不難發(fā)現(xiàn)其彖傳和象傳中有很多法律內(nèi)容的體現(xiàn)。比如《周易·豫卦》彖詞：“圣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又比如《周易·蒙卦》初六象詞：“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痹俦热纭吨芤住な舌矩浴废笤~：“雷電，噬嗑 先王以明罰敕法?！边@種涉及法律的內(nèi)容，在豐卦、旅卦、賁卦中還有體現(xiàn)。除此以外，周易還有訟卦來專門闡釋法律問題?？梢钥闯?strong>《周易》之中蘊含了強烈的“用獄尚刑”的精神。所以，“禮制”時代“法律”并存。事實也如此，《周禮·秋官·大司寇》載：“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边@就中國最早的普法活動，“懸法象魏”。旨在普及法律，使民眾能知曉并遵守法律。

二

雖然“法律”早就存在，但是單純的“法律”和法家學派推崇備至的“法制”完全不是一回事。“禮制”時代雖也有“法律”，但那個時候的“法律”只能用于普通平民而不能針對貴族階層。對貴族階層的管制只能用“禮制”。在三晉法家學派出現(xiàn)以前，“法律”和“禮制”相互分裂，適用于不同對象，即“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但是，從魏文侯啟用李悝變法開始，“不別親疏，一殊貴賤，一斷于法”將成為君主與貴族集團生死博弈的時代主旋律。

那為何三晉法家學派是在戰(zhàn)國初期才形成，法家人物的登場相對“法律”本身的誕生來說也有些姍姍來遲。原因并不難，時也，勢也。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一句話便概括了法家學派誕生的歷史大背景：“《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

“弒君三十六”說明了國君的君權(quán)處于極不穩(wěn)定狀態(tài)，甚至可以說是處于受威脅狀態(tài)。這個威脅就是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爭權(quán)奪利?！巴鰢迨眲t說明了國君的君權(quán)不僅承受著來自內(nèi)部的威脅，更是承受著來自外部的威脅。這個來自外部威脅就是諸侯國之間的吞并戰(zhàn)爭。要消除來自內(nèi)部的威脅，則必須加強君權(quán)，削弱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競爭對手的實力。要消除來自外部的威脅，則必須最大化汲取國內(nèi)的民力和資源，以保護自己及吞并他人。而要做到這兩點，君主的利劍就必須指向一個群體，那就是封建貴族（領(lǐng)主）集團。

在各國法家變法之前，中國社會處于貴族政治時期。所謂的貴族集團，即宗室貴族和世卿貴族。貴族政治既不同于后來的君主專制，也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介于二者之間。在貴族政治體制下，君主雖是最至高無上的，但權(quán)力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君主的權(quán)力上敬畏于人主天神等宗室禮法，下受制于貴族朝堂上的職位特權(quán)和貴族實封之地的軍事實力和經(jīng)濟實力。當時平民還有兩項重要的權(quán)利，即言論和遷徙的自由。人類早期政治文明通常都是貴族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體制，君主專制恰恰是后來的新生產(chǎn)物。

為了方便理解貴族政治體制，打一個比喻。一個國家就是一家上市股份制企業(yè)，君主是這家股份制企業(yè)的董事長。論股東單個持股份額，君主占有相對控股優(yōu)勢。貴族集團也是這家股份制企業(yè)的股東，雖然他們單個人持股份額少于君主，但是合在一起的份額卻往往大于君主。特別是進入董事會的幾個貴族大股東，更是對君主有約束和監(jiān)督的權(quán)力。因此，在貴族政治體制下，君主只有相對權(quán)力，而且在對重大事情做出決策時，還需要通過董事會和股東大會，而非絕對的一言堂。有時候君主操作不當或運營不良，某個董事會的股東所占股份份額超過了君主，或者該董事受到董事會其他董事成員的大力支持，那么君主就會被迫讓出董事長的職務了?！皬s君三十六”就是這么來的。

以上的比喻反映到當時的歷史現(xiàn)實中去，就是魏趙韓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三桓把持魯國，秦簡公奪秦獻公君位，造成秦獻公流亡魏國等重大事件。法家學派雖然充斥著弱民、愚民的思想，但促使其登上歷史舞臺的核心原因不是為了控制和馴化普通民眾，而是為了擴張君權(quán)，打擊貴族。特別是通過董事（股東）變?yōu)槎麻L的趙、魏、韓、齊四國君主，絕對不想讓自己的成功上位的經(jīng)驗變成反過來威脅自己的武器，更不希望自己和子孫成為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后面繼續(xù)增添的數(shù)字。法家學派，就是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三

自歷史的車輪邁入戰(zhàn)國時代以來，頻繁爆發(fā)的大型吞并戰(zhàn)爭使各諸侯國的貴族集團成為了國家發(fā)展的絆腳石。以楚國舉例，這是一個老牌的諸侯霸主，也是疆域最為廣闊的諸侯國。但是楚國從春秋時起，國家朝政就一直由斗、成、屈、蒍四大公族把持，戰(zhàn)國則為屈、景、昭貴族領(lǐng)主家左右。直至楚國滅亡，其體制就一直是典型的貴族政治封建領(lǐng)主體制。其政治外在表現(xiàn)就是楚國雖遠在熊通自封為楚武王時即創(chuàng)縣制，但楚國卻分封“公”或“侯”以管轄各縣。因而楚國在累世擴張中建立的所有縣名義上直屬楚國朝堂，但實質(zhì)上是貴族政治的領(lǐng)主分封制，公侯保持獨立的分治權(quán)和私家軍隊。因此，在戰(zhàn)國初期楚國對外戰(zhàn)爭屢敗于變法后的魏國，國勢由盛轉(zhuǎn)衰。吳起奔楚變法之時，就給楚悼王做過楚國現(xiàn)狀的深度分析：“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若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減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注：出自《韓非子·和氏》）

只因為楚國貴族集團力量過于強大，即使在楚悼王有生之年，吳起在楚國的變法也只是廢除了王室旁系家族封爵已歷三代的爵祿，以及那些已經(jīng)孱弱的領(lǐng)主貴族，而沒有也不敢徹底廢除世卿世祿制，更別說削弱干涉朝政的強勢宗族。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已經(jīng)寫得很清楚：“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yǎng)戰(zhàn)斗之士。”所以，吳起的變法一開始就注定失敗。即使他只是動了貴族利益集團中很小的一塊蛋糕，在楚悼王去世后，失去了君權(quán)支持的吳起便很快就遭遇了毒手。但就是吳起對貴族利益集團這么小小的一個改動，楚國國力爆發(fā)出來的戰(zhàn)斗力就有了顯著的提高。《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寫到：“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strong>

可見，貴族集團已經(jīng)成為了國家發(fā)展，君權(quán)集中的巨大障礙。道理很簡單，資源和民力都被貴族集團所把持，要想最大化使用資源和汲取民力為君王所用，必須最大程度打擊貴族集團。所以誰對貴族集團下手最狠，誰就能變得更強。顯然，楚悼王不敢下狠手，吳起無法下狠手。

四

不敢對貴族集團下狠手的除了楚悼王和吳起以外，還有魏文侯和李悝。李悝雖然對世卿貴族下狠手，即世卿官員的兒子不能直接做官員。但是李悝并未對宗室進行有效打擊，相反，宗室貴族在事實上占據(jù)著朝堂的權(quán)力要職。魏文侯在世時，尚能控制宗室貴族對要職的把持。魏文侯去世后，公孫痤、太子申、公子卬等魏國宗室貴族便一個個粉末登場了。這就是變法不徹底，對宗室貴族集團不敢下狠手的后果。然后宗室貴族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魏國貴在變法早，所以曾經(jīng)一強獨大。又因為變法不徹底，所以被后來變法徹底的秦國打成了二流國家，從此再無出頭之日。

趙國也是如此。雖然經(jīng)歷了趙武靈王的變法，曾一度強大。但是君權(quán)一直未能最大化有效擴張，趙國宗室貴族集團一直擁有和君權(quán)分庭抗禮的實力。舉三個例子：（一）趙國的宗室貴族一直把持著軍隊。《史記·趙世家》記載：“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這還是趙武靈王時期，后面君主對軍隊的掌控力可想而知。（二）趙國的宗室能左右朝堂。長平之戰(zhàn)爆發(fā)之前，關(guān)于接不接受上黨郡。趙孝成王只與兩個人進行了商量，一個是平陽君趙豹，另一個是平原君趙勝。（三）趙王無法有力掌控對貴族的征稅、征糧和征兵?！妒酚洝ちH藺相如列傳》中記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史料。其內(nèi)容就是說馬服君趙奢之前擔任征稅官時到平原君府上征稅，平原君不僅抗稅不繳，當時還想殺了趙奢?？上氘敃r宗室貴族集團的囂張跋扈與君權(quán)的相對軟弱無力。《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又記載了另一段有價值的史料。其內(nèi)容有說到在趙國都城邯鄲被秦軍包圍之時，邯鄲城內(nèi)餓殍遍野，人民易子而食，但是平原君府上卻照樣鐘鳴鼎食，有魚有肉。與之相對應的史料是《戰(zhàn)國策·齊二·秦攻趙長平》，其原文寫到：“趙無以食，請粟于齊，而齊不聽。”大意是說秦趙長平之戰(zhàn)時，趙國沒有糧食，只有去找齊國借，但是齊國不借。那這個時候趙國有沒有糧食？國庫確實沒有，但是能在全邯鄲城餓殍遍野之時，仍能照樣大魚大肉的趙氏宗室貴族的封地倉庫里有，但是趙王卻不能也不敢進行強征，只能靠平原君等稍有智慧的貴族能在最后時刻領(lǐng)悟“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道理。反觀秦國在長平之戰(zhàn)最關(guān)鍵的時刻，秦昭王能做到“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nèi)，賜民爵各一級，發(fā)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眱蓢w制優(yōu)劣，高低立判。

秦國之所以能變法徹底，一則是遇到了年富力強，敢于對貴族集團下狠手的秦孝公；二則是遇到了站在李悝和吳起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也敢下狠手的衛(wèi)鞅。三則是謝天謝地，在與戎狄雜居和儒家文明尚未生根發(fā)芽的秦國，秦孝公和衛(wèi)鞅君臣二人，并沒有遇到中原諸侯國那么強大的貴族政治集團。

商鞅，這個真正敢于對秦國宗室貴族用“劓”刑，敢于對世卿貴族用“黥”刑，敢于對秦國宗室貴族制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的法家人物，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將改變?nèi)A夏，影響中國幾千年。

五

商鞅變法雖然徹底，但不代表其變法成果可以一勞永逸。秦國舊貴族雖被削弱，但也不代表新的貴族政治集團不會形成。從秦孝公到秦王政時期，秦國一直處于君權(quán)和貴族集團反復拉鋸的博弈狀態(tài)，各有壓倒對方的時候。只是到了秦王政發(fā)動滅國戰(zhàn)爭之前，秦國才正式完成了從貴族政治到君主專制的徹底轉(zhuǎn)變。

比如秦昭王主政中前期，就面臨著以穰侯、華陽君、涇陽君和高陵君為核心的貴族集團威脅。穰侯和華陽君為昭王舅舅，涇陽君和高陵君為昭王同胞兄弟，屬于典型的宗室貴族集團。而當時穰侯為相，其余三人為將，全面掌控者秦國的朝堂和軍隊。又比如秦王嬴政主政初期，有來自相國文信侯呂不韋和長信侯嫪毐這樣的世卿新貴族集團的威脅。也面臨著同父異母的王弟長安君成蟜這樣的宗室貴族集團威脅。所以，秦國的奮六世之余烈，本質(zhì)就是一個君權(quán)和貴族集團反復做生死博弈的過程。

秦國的變法尚如此舉步維艱，反反復復，更何況山東六國。所以，國家變法是一個九死一生的事情。商鞅能從秦國這里打開缺口，站住腳跟，最后讓法家思想席卷天下，使華夏后世子子孫孫歸于秦制，運氣因素實屬其成敗的樞紐。否則，華夏大地能不能由貴族政治進入君主專制，或者會不會由貴族政治逐漸進入民主政治，一切都將成為謎團，但一切也皆有可能。

君主專制與貴族政治并沒有因為始皇帝統(tǒng)一天下而消亡彼此之間的博弈。君主專制與貴族政治一直是中國歷朝歷代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斗爭與合作的主旋律。《商君書》《韓非子》永遠是帝王身邊最愛的枕頭書。他們之間的斗爭是永遠的，合作是暫時的。能合作的時候就是一個相對的盛世，搞斗爭的時候就是民不聊生的亂世。中國的歷史，亂世的時間遠遠超過盛世。對于中國來說，北宋以前的君王特別注重用法家思想控制和打擊貴族集團、門閥世家和地方豪強。比如漢武帝的酎金奪爵和推恩令，又比如曹操頒布《抑兼并令》摧抑豪強。再比如隋唐以來所有君主都熱衷致力于摧毀門閥世家貴族集團，科舉制便是其對抗門閥制度的產(chǎn)物。誰敢對貴族下狠手，這個君王就比其他君王更容易獲得各方面的成功。在中國君主專制與貴族政治力量博弈之中，始終有一個十分有特色的政治集團會穿插其中，那就是宦官集團?；鹿偌瘓F的出現(xiàn)就是君權(quán)專制和貴族政治集團博弈下的產(chǎn)物。對于君主來說，宗室有時不可靠、外戚有時也不可靠、門閥世家有時也不可靠，唯有舍君權(quán)而無處依附的宦官集團最為可靠了。

直至黃巢起義摧毀了中國歷朝歷代舊貴族集團后，自宋以來的君王繼續(xù)不忘對貴族集團進行打擊，比如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quán)”，又比如朱元璋的誅戮功臣，但是此時的君王卻同時熱衷于對民眾思想的控制，即貧民、愚民，馴民。直至清王朝，清王朝的君主們完成了對貴族集團和平民兩大群體的同時掌控。對于貴族集團，清王朝消除了藩王、外戚、宗室、權(quán)臣等貴族可能帶來的所有威脅。對于平民，通過八股文和文字獄等手段，也達到了對民眾的全面馴化。法家在秦國開創(chuàng)的秦制體系（君主專制），終于在清王朝時期達到了巔峰，貴族政治在君主專制的鐵拳下，完全被錘的粉碎。不過，此時君主專制的對手已經(jīng)不再是貴族政治，而是要革他命的“民主”和“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