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先生

書法家的自我夸耀，可以追溯到東漢后期大書家蔡邕那里。唐朝張懷瓘《書斷·中·韋誕傳》記載：“蔡邕自矜能書，兼（李）斯、（曹）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

蔡邕是書家，也是學者，還是著名的文學家，擅長碑銘這種文體。東漢立碑頌德的風氣極盛，許多名士的碑銘都是聘他撰文。蔡邕還做了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熹平年間，他和幾位大臣聯(lián)名上書，要求正訂儒家經(jīng)典，刻立石經(jīng)碑，得到漢靈帝的批準?？坛傻氖?jīng)碑，共46通，立于洛陽太學，后人稱為《熹平石經(jīng)》。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把儒家經(jīng)典的標準文本刻在碑上，又是蔡邕等人書丹，當時“后儒晚學，咸取正焉”，“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百余兩，填塞街陌”（《后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及李賢注引《洛陽記》）。觀石經(jīng)，既可看到經(jīng)典的正規(guī)文本，亦可摹寫標準的隸書。《熹平石經(jīng)》并非蔡邕一人書丹，他的書名大，以至于后人只說蔡邕書碑。

《熹平石經(jīng)》局部

東漢草書家張芝與蔡邕是同時人，都生活在東漢中后期，也自矜能書。但是，蔡邕的自矜不針對任何人，而張芝則是針對當時另外兩位草書家而發(fā)，西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草書序》說：

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于西州，而矜此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余?！?/span>

羅叔景、趙元嗣就是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中提到的羅暉，趙襲。他們也是一副自矜的派頭，頗能惑眾，引起張芝的反感，所以自稱“下方羅、趙有余”，這樣說，就有與人爭勝的味道了。

張芝《冠軍帖》局部

漢魏時，士族名士間流行臧否人物的風氣，他們的品評，重節(jié)操，論才性。文學之士陶染其間，則以己之所長貶斥人之所短，曹丕所謂的“文人相輕”，就是概括這種現(xiàn)象。張芝輕視羅、趙，大概是書家之間“相輕”的先例。

張芝有一眾弟子，其中韋誕（仲將）名列“曹魏五家”。他能篆書、草書，尤其擅長大字榜書，所謂“尤精題署”。洛陽、許、鄴三都所建宮觀，朝廷皆令韋誕題署。韋誕也是一位自矜能書的書家，聲稱：“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勁丈之勢，方寸千言?！表f誕的自矜自美，類似蔡邕，不針對別人。

西晉草書家索靖的自矜，又是一種方式。他的草書，“傳（張）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保ㄍ跎墩摃罚┧骶阜Q自己的草書“銀鉤蠆尾”，很像為自己做書法廣告。

索靖《出師頌》

東晉時代，自矜而爭勝的風氣更盛。王羲之書法原不及小他數(shù)歲的庾翼，四十歲之后書名大盛的時候，連庾翼家的子弟也學王羲之，庾翼時任荊州刺史，出鎮(zhèn)在外，知道后很不高興，修書都下：“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謝安也很看重自己的書法，他是王羲之的好友，羲之去世時，王獻之才十八歲，曾經(jīng)抄寫嵇康的詩送給獻之。后來獻之漸有書名，為人所好，但是謝安“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顯示自己的名士風度。東晉末年，桓玄權傾一時，喜好收藏“二王”父子書法，他的自矜其書是方式是“自比右軍”。

庾翼書法

爭勝的典型，當推羲獻父子。王獻之曾經(jīng)作箋十許紙與簡文帝，后題“民此書甚合，愿存之”，這是自美的例子。后來他連父親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虞龢《論書表》記載：謝安曾經(jīng)問獻之：“你的字與右軍相比，你覺得何如？”他答道：“當然是我比他強。”謝安婉轉反駁：“別人可不是這樣認為?！弊泳匆徊讲蛔專骸笆廊四睦锬苤?！”

王獻之說自己勝過王羲之，是泛泛而言，時人很難認同。但5世紀前期的幾十年間，獻之的書名確實掩壓羲之，正如梁朝陶弘景所說的那樣：“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nèi)非惟不復知有元常（鐘繇），于逸少（王羲之）亦然?！保ā短蘸刖芭c梁武帝論書啟》）唐朝書論家特別欣賞王獻之的行草書，李嗣真說：“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濤簸岳?！保ā稌泛蟆罚┍彼蚊总老埠猛醌I之書法，稱“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書史》）。

王獻之是與其父爭勝，王羲之爭勝的對象卻是漢晉書家頂禮膜拜的張芝和鐘繇，他自夸的口氣要比王獻之大得多?！稌x書·王羲之傳》記載：

（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鐘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痹c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span>

張芝以草書稱圣。鐘繇擅長銘石的隸書，抄寫奏章的楷書，通尺牘的行書，“三法皆世人所善”，尤以楷書、行書著稱。王羲之每每說自己“抗行”鐘繇，表示不相上下；“雁行”張芝，是承認自己后于張芝，但羲之又說：“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王羲之這樣的攀比“鐘張”，看似分別相比，實是夸耀自己兼具兩位書法巨子之長。羲之的爭勝自夸之言，成為南朝人評說右軍的依據(jù)，庾肩吾《書品》推崇右軍“兼撮眾法，備成一家”。

漢晉書家的自矜自夸，無非顯示灑脫的名士做派，以高聲價，只有著名書家才玩得起這樣自信的游戲。到了南朝，竟然發(fā)生帝王與士族書家王僧虔“賭書”爭第一的場面，就顯得滑稽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