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陳玉在嘉善縣六年，其文集《退思堂集》載其任內(nèi)理政29條，為：省比較以善催科；整漕規(guī)以便軍民；清帑藏以肅奸蠹；設法并蓬以完宿逋；革火耗以勸樂輸；力裁省以恤各運；獲劇盜以安地方；嚴指扳以安良民；嚴人命以安繇賴；清詞訟以省弊擾；省贖鍰以寬民力；嚴買價以蘇鋪行；興孝悌以教民厚，掩骼黹以教民葬；興學校以養(yǎng)人才；講鄉(xiāng)約以化民俗；修城垣以重保障；修演武亭以專操練；練民壯以備防御；治賭博以儆無良；治打降以護愚善；逐娼優(yōu)以防淫盜；禁投獻以安民業(yè)；理鹽政以完鹺額；勸墾荒以蘇賠累；積儲蓄以備荒亂；汰冗役以清衙蠹；清監(jiān)鋪以廣欽恤；督浚筑以修水政。大多還附有實際事例。

　　以上所列，多據(jù)實情。通讀其文集，可知李陳玉在各個方面，皆付諸實踐，但分出輕重緩急，較為突出的，是如下幾方面：　
1.征解漕糧
　　
　　明代江南，賦稅最重，重賦之中，漕糧份額尤其沉重。到明末，征解漕糧的負擔最為突出，“漕兌一節(jié)，浙西第一繁難”。明末清初人的體會，江南地方官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催征錢糧上。李陳玉就任時，前任署篆交盤冊報，已征錢糧只有銀三兩，帶征錢糧拖欠數(shù)多，亦未征完?！靶聥D看進門，新官看到任?！崩铌愑裼诔绲澠吣辏?634）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任，當時運漕旗軍之船已集河干，督糧道派員黃丞即請李陳玉赴倉開兌。上屆漕糧開兌于崇禎七年春天，前任馬成名，按舊規(guī)兌糧，每一百石加耗贈九石八斗，而漕軍分外橫索，每斤加一，外淋尖二十捧，名曰“贈頭”；四笆斗，名曰“順風”，以及插花、掛紅、開窗、會籌各種使用名目，總計每百石糧，兌至一百五六十石。糧長甚苦，因而大哄，馬令因此里誤罷職。李陳玉決計不改舊例，不再加重百姓負擔，乃與兌軍衛(wèi)所官員商量，告以若改民兌為官兌，九石八斗之外，漕軍并無什么益處，故為軍之計，不如循往例以相安，免得再生近年之禍端。同時，將此設想詳陳督糧道。督糧道命杭州府推官黃海岸前往調(diào)停兌糧事宜。黃主張九石八斗之外，勸增六兩。李陳玉聞之錯愕，說漕規(guī)九石八斗，即是贈糧，即使時勢變化宜稍通融，也不應驟加至六兩。黃說嘉興、秀水二縣有此事例。李陳玉說，各縣各有事例，即使嘉興、秀水二縣，例也不同。黃說，前官已為此被罷官，君初至，宜稍寬之。李陳玉說，嘉善從無此例。某正以初至，未能為地方有分毫之益，而遽而濫觴，壞其定規(guī)，以此取容于運軍，而得罪于地方，若定規(guī)不逾，而糧里息肩，即使因此得罪而去，也甘心情愿。一個調(diào)停，一個力爭，直至深夜，李陳玉不禁潸然淚下，隨行胥吏大驚失色。次日，李陳玉仍然力爭，反復權(quán)衡，定為三兩。隨后嘉興府理刑總捕和督糧道侯姓均至，痛斥運軍，杖擊旗軍之刁橫者，將額外贈銀定為八折，即二兩四錢，從前淋尖等各項名目悉數(shù)減除?？傆嬋h運往遼東的漕糧十萬石，減省米糧八千余石。而且因為調(diào)停耗贈數(shù)量相持不下，開兌時間在全府最晚，卻不到十日，即全部竣事，隨漕輕赍銀1.3萬余兩，也在十日內(nèi)全部征完。

　　李陳玉走馬上任，匆促任事，處理極為繁難極為棘手的漕糧征兌之事，竭盡全力，據(jù)理力爭，繼之以泣，將百姓負擔降至最低，最終順利解決，各方滿意，其為民之心和理政能力，初步顯現(xiàn)。

　　崇禎八年（1635）漕兌，李陳玉因上年贈耗驟減，運軍期望未厭，心中就無底，蓋因所兌漕米，是否能顆顆飽滿干爽，抵倉交兌不出問題？李陳玉尋思，應該在漕米質(zhì)量上下功夫，消除漕軍口實隱患，于是以掮飚漕米確保質(zhì)量為第一義。以往征兌漕糧，地方官府也會組織掮飚，但“糧官利其陋規(guī)，茍且涂飾”，縣令即使精敏，也略觀大意而已。李陳玉厲行其事，全縣20區(qū)，倉廒390余間，召集縣丞、主簿、典史三人，學官三人，以及陰陽官、醫(yī)官各一人，雜選吏農(nóng)誠實者二人，共十員，每員分管二區(qū)，督責簸揚，認真行事，其本人總督，不時巡驗。督糧道朱姓臨倉，見萬簸既干既潔，每倉如此，大為感嘆，終日不責一人。回去后，對運軍說：“嘉善之米，杭、嘉、湖三府為第一，我所深知，爾輩萬勿狃往年積習，若有分外之求，漕運有常法。諸軍從此氣奪?！苯?jīng)過認真掮飚之米，較之往年，一石之兌，可免二斗水谷，百石之兌，便多出了二十石，耗贈雖減，淋尖亦除，運軍實際并不吃虧，所以自是心服。因為所兌之米質(zhì)量有保證，督糧道等查驗之官不至，運丁之各種要挾消除，漕軍之鼓噪無由，省去送往迎來之費、調(diào)停口舌之費以及無名之費不計其數(shù)，無論交糧業(yè)戶、組織兌糧的地方官府，還是負責解運的漕運部門以及運軍，均實受其益，所以為各方所接受。其中只有處州衛(wèi)運軍，仍懷上春之憾，要求增加贈耗，方肯受兌。其要挾愈悍，李陳玉持之愈力，講兌三日，毫無增加之意。運軍計劃于第四日起哄鬧事。李陳玉徑自前往糧倉，曉諭運軍道：“縣官以諸軍勞苦，地方又各有一定之例，無能為諸軍拊循，惟是必掮必飚，干潔圓凈，使一百石免二十石之水谷，則較往時多二十石之好米矣。諸軍不計其大，而計些須贈耗之利，非所以長算自便也。且縣官掮飚之難，與紳士、百姓不知經(jīng)幾齟齬，而有此所謂粒粒辛苦，而諸軍不以為德，地方且以為怨，則自此以后，誰復有肯為諸軍任者。吾言及此，吾心灰矣?！庇谑侵T軍感動，叩謝而去，平兌之議，從此而定。而運軍中仍有一人請求，說一切可依所約，惟乞與一“順風”。所謂“順風”，即欲加一斛面淋尖，糧官錯愕，但又不忍拒卻。李陳玉應口說，“順風”在百姓絲毫不能增，改由官給“順風”，庫給賞銀一兩，則與其看百姓之面，不若官為受虧。至此，漕糧交兌事宜，全部定局。

　　崇禎九年（1636）漕兌，先是杭州衛(wèi)兌軍陳百戶呈稱嘉善米色不佳，欲求如嘉興、秀水二縣例增加耗，李陳玉依賴督糧道予以批斥；后有張姓運弁欲借米色鬧事，李陳玉詳細勸諭，告以兌事本末、民力之艱、漕法之嚴，以及到京交卸之方與沿途稽查之法等，對方大為感化。李陳玉據(jù)理持正，漕糧交兌十日而竣。

　　舊漕糧征兌，自開征至竣事，頭緒紛繁，前后歷時90天，環(huán)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不如期，就難完成。其難之處，主要有五：征收難、驗倉難、掮飚難、押差難和馭軍難。李陳玉在每一環(huán)節(jié)，均采取切實措施。在征收方面，先嚴花分詭寄、官戶濫冒，又體恤貧戶之艱。嘉善一縣，本多官宦之戶，又冒濫成風，冒稱官戶的現(xiàn)象極為突出，李陳玉照官三民七之例，查明運遼漕糧十萬石，官戶合派三萬石，凡是本縣宦戶和外縣在嘉善境內(nèi)皆有田產(chǎn)的宦戶，均須按例攤納。征收時，定出分征之法，采用征收條鞭銀之法，定出戶等，分單征收；又用火牌法，如有拖欠，各欠各比。在驗倉環(huán)節(jié)，李陳玉委令糧官精心稽察，隔日巡視，革陋除弊。在押差環(huán)節(jié)，交代吏役，示以嚴法，教以平心，先限制吏役多得好處的欲望，并立獎勵之法，凡完單早繳者予獎。在馭軍方面，李陳玉更是有理有節(jié)，據(jù)理力爭，并為運軍考慮，確保漕糧干凈圓潔。連續(xù)三年，李陳玉兼顧業(yè)戶、地方官府和漕糧運軍三者的關系，從管理層次入手，剔除以往各種陋例，從而既不增加業(yè)戶負擔，又不短少運軍既得收益，如期足額完成漕糧兌運重務，實屬不易。

　　連續(xù)三年間的漕糧如額征解，不但未引起地方騷動，反而贏得地方士人和百姓的認可，顯露出李陳玉精于吏治善于處理棘手事務的能力。兩年多下來，李陳玉站穩(wěn)了腳跟。地方志書稱頌他征解漕糧，“得復舊規(guī)”，而“撫字催科，俱有良法，動中民間利弊”。嘉善地方接納了近年難得出現(xiàn)的能臣。
　　
2.整肅吏胥
　　
　　治政始自治吏，吏役行為，是縣政的直接反映，而能否駕馭吏胥，即是縣令理政成敗的關鍵。

　　明末嘉善縣政，百孔千瘡，吏役舞弊弄奸，十分嚴重。李陳玉任職時，差役繁重，冗役雜沓。李陳玉發(fā)現(xiàn)，“役色之冗，莫如嘉邑”。皂吏分河分徭，捕快分名分盜；既有健步，又有長差。藍旗手多至60個，聽事吏冗至20人，隊長也用聽差，船頭也予常遣，營牌則有多人。甚至“作惡種種，結(jié)黨翩翩，前官已革而更名復人，往事已懲而后惡又作。一人常兼數(shù)役，一役常容數(shù)人，兔成三窟，蟲生百足，以窺伺為精神，以謗議箝官府”。

　　在錢糧征收方面，鄉(xiāng)紳陳龍正感慨地說：“嘉善奸書甲于七縣，糧科奸窟又甲于六房，蠶食年久，動千成萬，虧數(shù)既多，設法掩賠?！币灾劣谧匀f歷三十一年（1603）起，錢糧開始預征。錢糧報銷方面，冒銷嚴重。如縣衙發(fā)臺州運官夏應冬行糧，報銷時，既開板木腳價銀1兩3錢8分5厘7毫，僅隔一行，又捏添板木銀，數(shù)目同前；而另一次報銷同類銀糧，顧姓吏胥既開一項，過了數(shù)行，仍將前項別換名目重開，而銀數(shù)相同，均是公然重支冒領。

　　在倉庫管理方面，庫書千方百計蠹食庫吏。李陳玉聞知，“每一庫書在庫，定要為人虛認完納，庫吏不敢不從，有票無銀，及至臨期，累賠”，天長日久，“庫書蠹食庫吏，使僉點者望而欲走”，庫儲空虛，庫糧無著。

　　兵房、刑房書吏，作弊弄奸，也復如是。如馮卿，是“積年衙蠹，一身而兼數(shù)役，一役而黨數(shù)人，既為皂虎，復充壯梟，民間恣其吮吸，官府聽其賣弄”，裁扣工食，搶詐兵書，鉗制庫吏，不但行徑惡劣，而且手眼通天，“使受害者不敢證”。

　　針對吏役的種種不法作弊行為，李陳玉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除弊補罅。舉其要者，約有數(shù)端。

　　一是嚴厲考核。李陳玉發(fā)布文告并隨附所開條件，計有籍貫年貌、充某役、有無朋役，并要直陳許改過自新，許自陳功績以待查驗等，共20余款，如有不填及填不實者，與填一兩項不全填者，查出俱革役。

　　二是裁汰冗員。對于歷來屢見過犯，到任屢誤公事及重役冒役，“每項諒革數(shù)人”，以此警惕那些未革者各守法度，不再重犯。

　　三是實名點卯，設立鴛鴦簽。針對衙役出而不返、得賄捱時、不及時回衙銷差的陋習，李陳玉創(chuàng)設點卯的鴛鴦簽。每遣發(fā)差役時，取其左半而付以右半，藏于匣笥，如不赴銷，則其半笥查檢極便，難逃比責。事件完日，左右方合。此既可以杜絕白役假簽之弊，又可以督察差役辦事之效。

　　四是工食設立長單。針對重支冒領之弊，李陳玉設立長單，每一色役各付一張，用印鈐記，發(fā)付經(jīng)辦員役頭目執(zhí)領。單上詳書某役共多少名，額派工食共若干，每名除扣充餉外，實給銀若干。每次領款則填明一行，然后開庫兌銀。如無此單，不準支發(fā)。支完之日，即行繳單。

　　五是防微杜漸，堵塞漏洞。刑房書吏，每逢發(fā)牌僉拘中證人等，往往涂改名字，臨審不到，可以借口免提，從而草草結(jié)案，吏役從中牟利。李陳玉洞悉此手法，乃書寫殊墨，皆有暗記，與吏書臨時所填，墨跡濃淡宛然分明，吏役作弊即時顯露。

　　六是親力親為，盡量不用、少用差役，不專用差役。即使應由書吏等代為起草的申文，李陳玉惟恐詞不達意，乃親自操筆，費心推敲。

3.擒獲大盜
　　
　　嘉善僻居浙江東北角，與南直隸松江府交界，河蕩泖塘縱橫交錯，賊盜易于藏身，社會治安形勢較為嚴峻。時至明末，盜賊往往與衙門捕役相勾結(jié)，白晝行劫，殺人越貨，肆行無忌。陳龍正描述道：“寇盜行劫無虛日，至有一日之間，劫數(shù)家數(shù)舟者，鄰旁莫敢救護，失主不敢鳴官?！崩铌愑竦秩尾痪?，告失之案紛紛，李陳玉征求各方意見，又一個個搖首攢眉，均說難緝，因此，能否擒獲大盜，重點突破，即是對新縣令的考驗。

　　嘉善有群盜，屠阿丑為巨魁，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闖入村落民家，勒索千金，或數(shù)百金，稍不遂意，即綁人而去，主家交上贖金，必要足數(shù)以后才放人。如此，廣大鄉(xiāng)村人心惶恐不可終日。待屠被前任兵備道擒獲后，袁珠壽登壇主盟。在李陳玉抵任前，袁已被署任知縣擒獲，旋即以計脫逃，不知蹤跡。李陳玉找到與袁珠壽有往還的兩個捕役，與其嚴約，獲盜則功賞，不然則法辦。約十日，仍未進展，則將二人的妻子孩子扣押起來。過了一月，李陳玉抓獲曾窩藏過袁盜的章裕中，再三審問，堅不供吐。又過半月，李陳玉密令一人，假裝從盜伙中來，借送銀米來監(jiān)中。章裕中并未覺察，透露了袁的潛藏處在禿樹下袁環(huán)之家。李陳玉喚來二捕，示以“禿樹下”三字，二捕意識到不可隱瞞，只得供出實情。袁珠壽聞知，變換姓名為麥商，欲往鎮(zhèn)江外逃。李陳玉料定其必經(jīng)滸墅關，令二捕守候數(shù)日，終于擒獲。

　　但其左右臂膀袁頗壽、袁二弟尚逃遁，潛居平湖。平湖為隔屬，李陳玉一時難以下手。后來正好兼署平湖縣令，到衙三日，李陳玉從皂隸處打聽得，二盜有妻妾，往來不常，出沒無時，曾在乍浦某地，然而因袁氏人多勢眾，捕盜不敢問。李陳玉從此牢記在心。后來杭州總捕差人關提，名單中有二盜姓名，李陳玉大喜，于是選擇一位可以激勵的捕盜，委令其日中即將袁盜擒獲。其人后來將袁盜妻子兒女拘押，獲知袁盜隱遁在松江，擒獲而歸。兩股大盜先后擒獲，“于是由拳松泖之間始有寧宇矣”，嘉善一縣治安趨于好轉(zhuǎn)。
　　
4.清理訴訟
　　
　　李陳玉抵任時，嘉善民生狀況較之以前大為惡化，“土豪、勢惡、光棍、惡少、劣霸、衙蠹六種人物妄生不情”，激化了民間的各種矛盾，訴訟案件大量增加。李陳玉以民命、民生、民情為念，投入大量精力，不分晝夜，精心研判，及時審理。審案時，更是精心研判，反復核實，力求公正合理，反映民情，符合當?shù)貙嶋H。總結(jié)分析李陳玉理訟事例，大致可分如下三類：

　　一是調(diào)處田宅買賣找價糾紛。李陳玉在《讞語》一類中，記錄了大量審案斷語，其中僅涉及房地產(chǎn)轉(zhuǎn)移后的找價事例，就多達20余起。江南民間田宅買賣，產(chǎn)業(yè)絕賣轉(zhuǎn)移后，賣主往往循照鄉(xiāng)例，向買主提出找價補貼要求。此風起自明后期，到萬歷時期大興。李陳玉任職時的崇禎年間，嘉善找價風氣更加盛行，田宅轉(zhuǎn)移長期糾纏不清，成為民間訴訟的常見現(xiàn)象。

　　作為知縣的李陳玉，雖對“秦漢以來，皆可執(zhí)版章而問魏晉也”的找價現(xiàn)象感到十分奇怪，對千奇百怪的找價理由不禁嘆息，但深知其地流行加絕之風俗，因而在稍開貧人一線生計的指導思想下，他既沒有按“五年不回贖”的條例直接予以否決，也沒有按照《大明律》的規(guī)定懲罰加價漏稅者，而是承認民間的找價習俗，在三次找價以下，一般均予適量滿足要求，而只對找價次數(shù)過多、歷年長久或毫無道理的加價要求，不予支持。

　　二是審理各種訴訟。李陳玉勤于審理訴訟，案牘隨時清楚，并不留滯。他在《訟案散記》中記錄了17例，以觀其自身判案是否得當，我們據(jù)此可以窺見其理訟基本情形。17例中，多為錢債田房財產(chǎn)細故。研析其斷案，可知李陳玉多據(jù)人情、事理及地方具體情形出發(fā)，細心推斷，求得真相，從而判明案情，從實發(fā)落。如審張姓告朱姓一案，發(fā)現(xiàn)張姓、朱姓以及邵姓所投訟牒字跡同出一人，乃令作證的邵姓書寫筆跡，發(fā)現(xiàn)兩家訟紙均出邵姓一人之手，其實兩家均未有興訟之念，蓋因邵姓是里中學究，窺視朱張兩家有隙，試圖興訟居中謀利，捏造了原被兩家訴狀。

　　三是清理冤獄。李陳玉處理獄案，牢記“活人多，厥后昌”的古訓，秉持“牧民者，生民者也”的宗旨，“時人巧心于倉卒之外，貫樸心于精詳之內(nèi)”，平反冤獄甚多。嘉善“民俗尤好訛訾”，李陳玉了解這一特點，審理案獄時特別慎重。他將較為突出的案例記錄了15例。
　　
以民為寶 廉善為官
　　
　　李陳玉在朝廷不斷加派地方錢糧，百姓負擔日益沉重，遍地干戈、烽煙四起的背景下，能夠維持嘉善一縣之地的相對寧靜，究其原因，可能有三方面。
　　
1.修身儉廉
　　
　　明后期，進士出任知縣，正途甲科出身，同年座師關系多，三年考滿卓異，就有可能擢為臺諫，仕途前景看好，因而在官吏銓選序列中地位重要。萬歷后期嘉興府的鄉(xiāng)紳李樂曾描述，當?shù)匦悴拧安蛔源Х郑龈改腹儆煽萍渍?，不勝諛事；視鄉(xiāng)科者，便五六成群囑托，以求必濟，茍不如意，便加詞色犯之”。李陳玉甲科出身，出任特別看重功名的江南嘉善縣令，身份上具有一定優(yōu)勢，是一個學養(yǎng)好、心術(shù)正、有抱負、以民生為念的親民之官。

　　李陳玉對親民之官的責任有著清醒認識。他論守令之責：“令賢則善人多，惡人少，令不賢，善事少，惡事多，王刑由于此，王賞亦由于此。一邑不治，百里亂矣。積十邑不治，千里亂矣。積百邑不治，天下亂矣。故曰，與我共天下者，其惟守令乎！”要做好百里之長，造福地方，就要做好吃苦奮斗的準備。李陳玉說：“做官不可受用，想吾此身原為億兆而來，造福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以一飲食之微而罪人，斯豈志蒼生者哉！”李陳玉甘愿吃苦，立志為地方興利除弊，造福民眾。

　　對于為官行政，李陳玉有原則的把握。他說：“一代有一代局勢，古人行事，不可執(zhí)于今人；一刻有一刻推移，昨日思量，不可施于今日?！睉撘罁?jù)具體情形，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在為官宗旨方面，李陳玉以剛直清正的海瑞為榜樣，立意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百姓，做不負先圣教導的好官。對于做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官，李陳玉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吏無他品，惟有利于民者為良，故有利百年者，有利數(shù)十年者，有利數(shù)年者，久近不同，大小一致。”而行政施為時，“為者，無近利，推而遠之，厘而去之，一語之餌，必為截斷，一事之嘗，必為樸笞，小染不嚴，大污將至，小犯不肅，大惡將至，小罪不正，大誅將至”。防微杜漸，見微思著，才無大害。他以清白廉正自勵，而不以宦囊豐滿為期。

　　做地方官，就要以民為本，以民為寶，以百姓之事為事，一切以民生為出發(fā)點。李陳玉說：“牧民之官，以民為寶，稍可請命，何愛發(fā)膚！”他的大堂屏風銘是：“為民息事，莫為民生事；為民生財，莫為民耗財；為民教德，莫為民教?。粸槊穹兰?，莫為民養(yǎng)奸。自正則萬物正，心清則萬物清?！逼溜L左銘是：“寧可于死中求生路，不可于生處求死法；嚴以恕行，刑由德用；持父母之心，行師長之教?！逼溜L右銘是：“一毫點污，愧他日名臣之傳；一念輕肆，墮平生學問之心。清須徹底，德務至誠”；“省贖以養(yǎng)民財，省笞以教民和；本忠厚與正直，乃熏蒸而孔多；喜怒原非我有，為省米而俅過。三傳訓文，二雅好歌?！惫趟麑賳T的三年考滿內(nèi)容和作用，理解為“觀我生，觀民也，言民情之宜否，即吏治之隆污也”。

　　一個時刻以民生為念、以民命為本的地方官，必定是一個律己嚴格、廉潔節(jié)儉的清正官員。李陳玉將廉潔儉約上升到關系地方行政成敗得失的高度，且說到做到，在行政時切實踐行。抵任后，“筮仕繁邑，朝夕凜凜，若涉春冰，不敢率意行一事，見一人”，衙居數(shù)月，孑然一人，家室妻兒均不帶，“瀟然若僧，愀然如桎”，平時日用所需，“一切皆現(xiàn)價平買，官物且不用，況民間一絲一粟乎”；“從不取民間一物，諸凡價值，比民間或過焉”；“凡借用于民間者，事罷皆歸之，一繩之細，不可沒也，一銖之價，必以償也”。前三年中，“不勞一匠，不擾一商”，“三年未役一人，未取一瓦一石”。

　　地方官光自身廉潔清儉，其實還遠遠不夠，清官要做事、要勤政，一個稱職的地方循吏，應該是勤政愛民、興利除弊的典范。嘉善是錢糧、人文重地，案牘紛，頭緒繁，時當明末，官員想怠政也不可能。李陳玉自述其理政情形：“勞勞簿書，海內(nèi)至繁，晨出暮入，戴星鞅掌，兩臂欲斷，雙眸不交。向來文字山水友朋之好，今皆似隔世生活矣?！苯细骺h，“使縣官之不結(jié)怨于百姓也，無幾矣。急難為下，緩難為上，調(diào)停寬嚴之間，小臣之血欲嘔，力欲竭矣。若復長此無已，將來江南有士者，誠不知其所終”。

　　李陳玉說，以其“菲薄之質(zhì)，日行艱鉅之地，自辰至酉，才得交睫，而鈴鐸相催矣。日續(xù)一日，事復一事，見日而喘，未有歇期”；任職嘉善，其地“繁難，海內(nèi)無二，戴星出入，視以為常。妻孥遠來，止淡飯三食，而鈴閣柝聲，睡常不飽，勞瘁如此，竊以為奉法守職之吏，為國忘家，為民忘身，而平昔之風雅盡脫落無復存矣，一切詩文山水棋酒賓客，至今都不知為何事，平生面孔變?yōu)樗桌簦徊凰妆悴凰评簟?。其“初筮遽膺繁難，案牘旁午，人情錯雜，手如探湯，胸常飲冰，勞瘁萬狀，有不能為長者道也”；“武塘為吳中最繁之地，簿書之旁午，情事之艱難，不可縷指”。他還數(shù)次提到，任職嘉善之地是“苦海”。諸如此類，自不免有幾分抱怨，幾分表白，但其勤政敬業(yè)之狀可見一斑。
　　
2.交好鄉(xiāng)紳
　　
　　明代后期，江南鄉(xiāng)紳勢力特別強大，鄉(xiāng)紳干預地方官府行事無所顧忌，明末時愈形愈烈。崇禎十五年（1642），都御史劉宗周憤憤地說：“江南冠蓋輻輳之地，無一事無衿紳孝廉把持，無一時無衿紳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錢者生。且亦有釁起瑣褻，而兩造動至費不貲以乞居間之牘，至轉(zhuǎn)輾更番求勝，皆不破家不已。甚之或徑行賄于問官，或假抽豐于鄉(xiāng)客，動盈千百，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于此者也?！贝耸浅幸荚u論江南地方政治，而若從地方官一方觀察，要想施展手腳、有所作為，確實難上加難。隆慶時，名臣海瑞出任應天巡撫，一心為民，搏擊豪強，強力推行其賦稅徭役改革的一系列措置，有些得到實施，有些中途而止，有些則未付之實行，并在豪強的百般阻撓劇烈反對下，僅僅8個月，即遭解職。

　　相反，江南也有人認為，地方多賢士大夫，如有賢令尹，“非其邑有賢士大夫輔翼之，以補綴缺少，則尹雖賢，固難免于民之尤之也”。這是因為，在嚴格實行財政“原額主義”的明代，地方官府殊少計劃外的財政安排可以用于地方事務，在捉襟見肘的明后期，地方官要有所作為，必須取得地方士人的信任和支持。

　　嘉善緊鄰吳江縣，萬歷后期知縣劉時俊，修建塘路，興修水利，即多以鄉(xiāng)宦為問計依賴對象，三年后考滿優(yōu)異，進入名宦傳，其條約、告諭治政者作為參考。嘉善本縣，李陳玉之前五任縣令，“皆以鄉(xiāng)親取謗，議論頗多，觸處荊棘”。對于這些經(jīng)驗教訓，一心為好官的李陳玉自然十分清楚。李陳玉在回復嘉善籍云南巡撫錢士晉時說：“貴邑風俗鄒魯，但恨承乏非材，賴長公當今大雅維持夾輔，使不至于云霧墮迷焉耳?！?/p>

　　很明顯，要想在人文重地嘉善站穩(wěn)腳跟，為民施政，就必須取得當?shù)佤⒗t望族的信任、支持或配合。據(jù)其文集統(tǒng)計，李陳玉與錢士升、錢士晉、錢繼登、陳龍正、錢繼章、錢格、朱顏復、魏學濂、支如玉等本縣士紳均有過書信往還。與嘉善三大家族即錢家、支家和魏家均關系熱絡，與其他地方舉人以上士紳有書信聯(lián)絡者，人數(shù)極為繁夥，不勝縷述。

　　作為縣令的李陳玉，與嘉善地方士紳就地方事務興革利病反復商量，探討謀求解決之道。傳記資料載，李陳玉捐俸創(chuàng)立鶴湖書院，“每就書院與邑之賢士大夫討論今古，問咨詢地方大利害事”。李陳玉擬實行鄉(xiāng)約，先征求縣中士林意見，稱“計非老先生開受良策不可”，再通告全縣百姓。李陳玉對待社倉濟荒之舉，先致公啟，與縣中頭面人物商量，“上叩主盟”，認為其事應該完全由地方人士主持舉辦，不應向民戶強求攤派。他個人只是將積余的俸金300兩銀子，加入地方人士陳龍正等人所捐銀兩，共計銀500兩，差人買稻，修蓋預備倉數(shù)間，“一切捐助盡行罷除，免道傍之筑，省妒婦之口，何等簡易”。

　　化解漕糧征解困局，就自始至終得到鄉(xiāng)紳的支持。為漕糧征收耗贈銀，在外任職知府的當?shù)厝伺藨c曾提出辦法，李陳玉回復稱：“老先生留心桑梓，造福不淺，不肖某止有次第奉行，以無負至教，無罪百姓而已。不肖自垂髫時，蚤承嚴訓，常戒以人官百事，便民為主，即民便而官不便，猶當不愛頂踵，屬纊之言，切切乃心，半生誦讀，忍以當局遺乎！……昨至郡城，覺六縣皆已定陋規(guī)，不肖何敢不為地方堅持，而竅會要領，未得所在，須貴鄉(xiāng)諸大老推赤以示?！崩铌愑裨诓贿`背其為官宗旨的前提下，盡量聽取當?shù)厥苛值囊庖?，擇善而從?/p>

　　李陳玉征兌漕糧如數(shù)完納，相當成功，也有賴地方士人支持。崇禎七年漕糧征解初步完成，李陳玉即復書頗孚時譽的鄉(xiāng)紳同年陳龍正，感慨地說：“漕事幸竣，皆仗貴邑諸大老維持夾輔之力，輸納首倡，且完數(shù)比民問倍之。早晤道臺，便首為地方之頌。次則里遞亦稱急公，黔淺新吏何功何德，以報吾民。”并向時任東閣大學士的嘉善人錢士升稟報。后來連續(xù)兩年，漕事又完，李陳玉回復陳龍正，又說：“漕兌事，皆貴邑紳士父老之力，急公負擔，幸得完局，以免于吏謫。”

　　如前所述，嘉善與嘉興、秀水二縣，存在長期糾纏不清的嵌田問題，給三縣合理完納賦稅帶來極大困難，李陳玉就厘清嵌田征詢陳龍正意見，陳龍正告以“下車新猷，此為第一義?！壳白畛跃o關頭，只在破嘉、秀之把持”。在平湖縣署任內(nèi)，李陳玉為了斷欽定追贓案，也是“上請之鄉(xiāng)紳，下商之耆老”。

　　嘉善南門一帶，顧姓鄉(xiāng)宦臨岸修砌，顧姓生員置立船房，前者指責后者壅塞河道，后者指責前者侵占水面，長年糾纏不靖。李陳玉做通工作，由舉人張周孫等從中調(diào)停，出價購買船房和幫岸，然后拆除船房以恢復水面。這樣一來，較為棘手的糾紛在士林內(nèi)部解決，張舉人獲得善舉名聲，顧姓兩造前后輩不失體統(tǒng)。

　　在上級官員面前，李陳玉也為地方士人說話。當上司要其評價縣屬舉人學行時，李陳玉說：“即如職嘉善一縣，舉人不過一十三人，半屬高門華胄，謹守家學，半屬閉門潛修，力所善事，中間雖品地有低昂，然其邊幅外見，形表可鑒。職到任三月有余，相見甚稀，何從而索其瘢乎？”偏袒之意明顯，但用詞十分巧妙，無懈可擊。

　　李陳玉為政，更得到地方士紳的肯定與支持。由李陳玉與地方士人的通信可知，全縣士紳暨舉人錢楞等曾為李陳玉在上司前褒美邀譽。五年下來，嘉善士紳高度評價李陳玉，縣學生員休寧人程志才及全縣人士感念李陳玉之德，在名宦祠中豎立去思碑，由內(nèi)閣學士題額，侍郎曹勛撰文，稱頌李陳玉“國無逋稅，野無追呼，胥吏刀筆文無害，侯之治術(shù)為之也。使民而民忘勞，愛士而士不敢以私謁。狡如伍伯，悍如旗弁，亦弭耳投誠，絕非分之覬，則侯之道術(shù)為之也……購地建鶴湖書院于北郭外，規(guī)制弘麗，民不告勞”。
　　
3.善法息事
　　
　　李陳玉所處的崇禎年間，農(nóng)民起義已成燎原之勢，后金政權(quán)分庭抗禮，大明王朝入不敷出，國窮民困，民不聊生。此時的縣令，能夠穩(wěn)住地方，完成賦稅征斂任務，不生出事端，使百姓不致雪上加霜，明朝江山不至于先從底層瓦解，已屬極為難得了。

　　具體處理事務時，李陳玉秉持守常的原則，不喜事、不多事，盡量循常去弊。批示征輸市稅時，李陳玉批道：“凡事茍無大害，循照舊例，喜事不是好官，多事不是良民。”在批示圩長落實農(nóng)田水利事務時，李陳玉批道：“準著圩長領票給填，但要各體上心。行法須善，無多事于民間，便是有功于官府?！痹谡髡{(diào)差役時，李陳玉批示：“本縣冠蓋如林，小民當差繁苦，已準原額之外，不準濫觴，漕事艱難，干系切身，各宜體諒。”

　　明末的江南，明初以來實行的里甲制已趨瓦解，實際發(fā)揮作用極為有限，各地試圖實行保甲法，以安靖地方。但其時保甲法的基礎并不牢靠，田畝戶口冊籍，與實際情形大相乖離，行保甲是徒滋擾攘，而難收實效。崇禎八年（1635）正月，張獻忠農(nóng)民軍焚毀明皇陵，朝野震動，從此江北各地亂象警報不斷，各地紛紛操練鄉(xiāng)兵，以作防守地方計。但嘉善地方的所謂鄉(xiāng)兵，其實多半本身就是民壯，現(xiàn)在專門操練一支鄉(xiāng)兵，其所需費用巨大，各地均是攤派民戶，李陳玉覺得民間負擔本已十分沉重，再令出錢出兵，實在說不過去。而上司三令五申，要求設置。李陳玉深知，此時此地，斷難實行。

　　在錢士升的指點下，李陳玉采取的對策是并不切實落實，盡量減少虛耗錢糧，在虛文中謀求做實事，他說：“凡事明知虛文，然就虛文中少做實事，方可修明?！奔慈玎l(xiāng)兵一事，人情惶懼，“挨門報點則多騷擾，懸格召募又無應者”，李陳玉未有大的動作，只在原來的保甲范圍內(nèi)，揀選壯勇，得260名，將所需費用攤?cè)肴h地丁，作為養(yǎng)兵工食。在雜事猬集民窮難以聊生的明末，循照舊例，守住常經(jīng)，不生事端，不瞎折騰，實是理政的關鍵，既顯得極為重要，也顯得極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