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

是歷史上大同最輝煌的時期。

398年七月，

道武帝拓跋珪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自此便進入了長達97年的

“北魏平城時代”。

在此期間，

北魏降服北涼，

統(tǒng)一中國北方，

打通絲綢之路中段，

使首都平城成為絲綢之路東端重鎮(zhèn)，

形成異域胡商集聚、奇珍異寶云集的繁盛場面。

如今，

在大同各地出土的文物中，

依稀能看到當年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

本期推出的是，

大同市博物館研究員林皓、薛琴琴、張艷紅

兩篇文章，

從大同地區(qū)出土的北魏玻璃器和金銀器中，

看絲綢之路在大同留下的印跡。

▲大同市博物館

文/林皓 薛琴琴

魏晉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其中由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多民族在長期交往中促進了不同文化的碰撞，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貿(mào)易往來帶來了異域文化，為傳統(tǒng)美學注入了新鮮血液，豐富了美的內(nèi)容，促使中國傳統(tǒng)美學的變遷與發(fā)展，為隋唐的輝煌奠定了基礎。

天興元年（398）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自盛樂遷都平城，經(jīng)幾世發(fā)展，平城成為當時中國北方最繁華的都市。平城作為北魏都城凡97年，學界稱“北魏平城時代”。

▲藍色玻璃耳環(huán) 北魏

大同市博物館藏

在北魏平城時代近百年的歷史中，鮮卑人在此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跡。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同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地區(qū)先后發(fā)掘近千座北魏平城時期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玻璃器。筆者選取其中10件（套）略作介紹。

1  1976年大同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方山永固陵發(fā)掘時，出土一件紫色玻璃環(huán)，其外徑2.20厘米，光潔透明，肉眼可見環(huán)內(nèi)有少量小氣泡存在。

2  1986年大同市大秦鐵路湖東編組站北魏墓出土一件膽形玻璃注，長20厘米，底部圓形孔徑6.60厘米，該器物通體半透明，一端為圓錐形流，近流部有一凸起的圓環(huán)，另一端逐漸變粗，在頂端有一孔，根據(jù)實物觀察，其應為吹制而成。《抱樸子》記載“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者”，根據(jù)現(xiàn)有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玻璃吹制技術是由敘利亞人發(fā)明。公元前1世紀，古埃及人掌握此工藝技術，后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得以傳播。5世紀時由中亞工匠將此技術傳入中國，后逐漸被北魏玻璃匠人掌握并廣泛運用。

▲膽形玻璃注

1986年大同市大秦鐵路湖東編組站北魏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3  1988年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M107中出土一件磨花玻璃碗，口徑10.30、腹徑11.40、高7.50厘米，侈口，圓唇，頸部內(nèi)束，圓腹外壁做4排橢圓狀凹點。圓形圜底為6個相切的凹圓紋組成。頸部以下拋光，內(nèi)壁光潔，外壁有土沁。該器物與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出土的玻璃碗造型極為相似。

▲磨花玻璃碗

1988年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M107中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4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85中出土玻璃珠一枚（已殘），長1.50、直徑0.91厘米，圓柱體，中間有穿孔，由內(nèi)外兩層構成，外層為蛇色，內(nèi)層為白色。對比中國先秦、兩漢時期玻璃器發(fā)現(xiàn)：中國本土玻璃器多仿制玉器。杜綰在《云林石譜》中云：“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可燒變假玉，或琉璃用之?！比斯频牟Ａ鞒杀据^低，又可以近似玉器的潤澤感，多做不透明狀。北魏玻璃器則與本土玻璃器相差甚遠，而具有典型的西方玻璃器特征。由此說明，北魏玻璃器受西來文化影響，同時也標志著玻璃工藝制作發(fā)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5、2001年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6中出土玻璃碗一件，口徑13、高5.90、底徑7.70厘米，通體呈藍色，透明度差，侈口直壁，上腹部飾有一周凸弦紋。餅形平底，器身有淡白色土沁，外底部有頂桿技術留下的斑痕。玻璃器上裝飾的弦紋，在其他年代出土的玻璃器中未見，故為此類帶有弦紋裝飾玻璃器的年代界定提供了科學依據(jù)。

▲玻璃碗

2001年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6中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6  大同七里村北魏墓葬群M20出土一件玻璃瓶，高5、口徑2.43、腹徑4.30厘米。器物口沿外翻，短頸豐肩，腹部圓鼓，平底，通體呈藍色，內(nèi)有小氣泡，近距離觀察可知其為吹制而成。經(jīng)中國國家博物館姚青芳研究館員對該墓葬群出土的玻璃器進行X光無損檢測分析得出，該墓葬群出土玻璃器屬鈉鈣玻璃。

▲玻璃瓶

大同七里村北魏墓葬群M20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7  2002年大同市迎賓大道北魏墓群M16出土一件玻璃壺，通高15.40、口徑5.80、腹徑11、底徑4.20厘米，喇叭口，口沿外撇，束頸圓肩，肩部有兩周凸弦紋，鼓腹，下腹部內(nèi)收，平底。器表粗糙，且有蛤蜊光存在，該玻璃器器型與北魏陶壺有異曲同工之妙。近距離觀察可知該器物為模制。

▲玻璃壺

2002年大同市迎賓大道北魏墓群M16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8  M16還出土玻璃泡飾四件，半圓球形，直徑5-5.50、厚0.20厘米，淡藍色半透明狀，器身多處有淡白色土沁。泡飾內(nèi)部表面繪七瓣蓮花，該器型與北魏時期金屬質泡釘造型上極為相似，據(jù)此推測應屬泡釘一類的器物。

▲玻璃泡飾

2002年大同市迎賓大道北魏墓群M16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9、2002年大同市迎賓大道北魏墓群M37中出土玻璃珠2件，一件呈圓形，另一件為橢圓形，兩件器物均高1.15厘米，中穿孔，橫截面為圓形，應是玻璃長管狀料材逐一切割而成。

10、2011年大同市恒安街北魏墓出土玻璃珠一條項鏈，長20厘米，由4800余顆小玻璃珠間隔金珠、水晶、珍珠等寶石類飾品穿綴而成，單個小玻璃珠平均外徑為0.15-0.30，內(nèi)徑為0.10-0.13，壁厚0.10-0.15厘米，此種小玻璃珠在北魏洛陽永寧寺西門遺址中大量出土，美國學者彼特·弗朗西斯根據(jù)這類珠子出土區(qū)域而命名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

▲玻璃珠項鏈

2011年大同市恒安街北魏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從大同地區(qū)出土北魏玻璃器的種類、用途上看：大同地區(qū)已發(fā)現(xiàn)的玻璃器多為器皿類，供貴族階層日常使用的碗、壺等實用器占大宗，也有少量小玻璃珠用來裝飾佩戴或充當貿(mào)易中的等價物使用。通過對玻璃器的造型及裝飾風格分析，大同地區(qū)出土的北魏早期玻璃器受到羅馬、薩珊玻璃器風格影響，屬鈉鈣玻璃范疇。隨著玻璃制作工藝的引進，到北魏平城時代中晚期，出現(xiàn)了帶有典型北魏造型的玻璃器，大同市迎賓大道北魏墓群M16出土玻璃壺就是一重要的實證。北魏工匠在引進西方玻璃制作工藝后融人到本民族的藝術品創(chuàng)作之中，從器物的造型與特征加以詮釋。

筆者對北魏平城地區(qū)出土玻璃器的墓葬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凡出土玻璃器的墓葬皆為北魏高級貴族墓。《南齊書·魏虜傳》記載：“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爐，琉璃缽，金碗，盛雜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笨梢姳蔽簳r期玻璃器為奢侈品，用其陪葬足以說明墓主人的地位與財富。同時也反映出鮮卑人接受外來事物、吸收外來文化的不爭事實。

▲玻璃瑪瑙項鏈 北魏

大同市博物館藏

就北魏平城時代玻璃器的產(chǎn)地而言，太武帝滅北涼之后，草原絲綢之路暢通，形成了由平城經(jīng)河套地區(qū)至高昌，沿天山北麓西行經(jīng)哈密、高昌，在龜茲、焉耆后，越天山經(jīng)車師，過中西亞最終到達黑海沿岸的一條橫跨歐亞大陸的貿(mào)易通道。北魏政權與西域各國交往頻繁，大量波斯、粟特商人將薩珊王朝的玻璃器販賣到平城，并將工藝帶到了平城?！段簳の饔騻鳌罚骸按笤率蠂雷鏁r，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釆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辈Ａ髦圃旃に囘M入平城之后，逐漸被本土工匠掌握并運用。其后，平城地區(qū)出土的玻璃器就帶有鮮明的北魏風格，大同七里村北魏墓出土的玻璃器就是很好的例證。

絲綢之路在北魏平城地區(qū)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公元5世紀的平城成為中西文化匯聚之地。大同地區(qū)出土的北魏玻璃器由最初簡單的貿(mào)易引進，發(fā)展到效仿吸收西方玻璃器制作工藝，融合鮮卑民族自身的審美特點最終形成風格獨特的北魏玻璃器。對后世玻璃器工藝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文化交流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帶把玻璃杯  遼

大同市博物館藏

文/張雁紅

大同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是北魏平城時期。北魏是由北 方游牧民族拓跋鮮卑建立的政權，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近百年。其間，北魏政權統(tǒng)一中國北方，打通往來西方的絲綢之路，使首都平城成為絲綢之路東端重鎮(zhèn)，形成異域胡商集聚、奇珍異寶云集的繁盛場面。當時，大同地區(qū)是南遷鮮卑人群與當?shù)鼐用耠s居與融合之地，胡風漢韻，各領風騷，是民族融合的大平臺。

公元５世紀北魏王朝正處于鼎盛時期，首都平城為北中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中心，是人口百萬的國際都市。因此，大同歷史文化遺存豐富，文化特色鮮明。從出土的金銀器看，不論造型、紋飾和工藝上都獨具特色，鮮卑文化的因子、漢文化的熏陶以及絲路文化的濡染，都從不同側面影響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西亞、中亞的舶來品，以其優(yōu)美的造型、精致的雕刻而聞名于世。

鮮卑人和北方其他草原民族一樣有喜愛金銀的傳統(tǒng)。東漢晚期以后，鮮卑文化特色的金銀器逐漸成為北方游牧民族地區(qū)金銀器的代表。

動物紋牌飾是具有草原文化特征的裝飾品。1994年大同市大同縣安留莊北魏墓出土的瑞獸紋金箔飾，器物中心錘揲出獸紋，圓眼尖耳，細尾上翹，具有典型的鮮卑特色。動物紋追求神似而不拘泥于動物本身，顯示出較高的藝術水平。其用途是作為早期薩滿教的神靈及鮮卑人的保護神。

▲瑞獸紋金箔飾

1994年大同市大同縣安留莊北魏墓出土

鮮卑金牌飾的圖像內(nèi)容以草原動物為主，如鹿、馬等，而龍鳳紋更多是受中原漢文化影響的產(chǎn)物。2002年大同迎賓大道北魏墓群出土的鏤空龍紋金牌飾，釆用透雕技法，以鏤空龍紋為主題紋飾，昂首向前，鬃毛卷翹。

▲鏤空龍紋金牌飾

2002年大同迎賓大道北魏墓群出土

除金牌飾外，最具鮮卑特色的金銀器當屬各種首飾，主要有耳飾、步搖冠、簡單的折股釵、圓環(huán)式指環(huán)、腕釧等。

需穿耳佩戴的耳飾主要是在少數(shù)民族中流行，且并非女性專用，男性也普遍佩戴。鮮卑人以佩戴各式金耳飾和嵌寶石金耳飾為多，在大同地區(qū)北魏墓葬中出土的數(shù)量較多，類型豐富，且墓主人信息明確，大體上分為素面、螺紋花式、嵌寶式及連墜式等。

表面光素的圓形或橢圓形耳環(huán)是出土最多、形制最簡單的一種，多由中間粗、兩端細的金絲彎曲而成，斷面呈圓形、方形、八邊形等。復雜的環(huán)上再盤圓環(huán)，如1988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一件金耳環(huán)，在素面大圓環(huán)下焊接三個并列的小環(huán)，各環(huán)之間用小粒金珠焊接。大環(huán)中間粗兩端細，斷面最大徑0.22厘米，小環(huán)的環(huán)徑約0.37厘米，小珠的直徑約0.17厘米。

▲金耳環(huán)

1988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螺紋花式耳環(huán)飾螺旋狀紋飾，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一件金耳環(huán)。該墓群出土的另一件螺旋紋金耳環(huán)，環(huán)外側部分焊有一小柱，斷面近圓形，直徑0.1厘米，長1厘米，上套一可轉動的金花瓣。

▲金耳環(huán)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金耳環(huán)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地區(qū)還出土有少量嵌綠石金耳環(huán)，環(huán)為橢圓形，中間粗，兩端細，開口，兩端各有一小孔。環(huán)外側鑲嵌圓形、水滴形綠松石三行，等距分布三個乳突，上嵌綠松石，具有鮮明的鮮卑風格。北方游牧民族地區(qū)耳飾多喜愛用綠松石穿飾，追求金碧輝映的美感。

▲嵌綠松石金耳環(huán)

連墜式耳飾在耳環(huán)下懸掛一組連墜飾物，包括珠飾、小鈴、金飾片和寶石等，裝飾華麗繁縟，一般為鮮卑女性佩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金耳墜一對，整體以金絲擰成的軸桿上懸掛金球、六瓣花形金片。每一花瓣下端鉤垂金鏈及小金鈴，花芯以金鏈垂球形鈴。金耳墜掛鏈的雙絲套扣工藝尤為考究，與內(nèi)蒙古出土的擰絲墜葉式耳墜相似，具有鮮卑民族風格。

▲金耳墜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2004年，在大同城南交通苑北魏墓群出土一對嵌寶石金耳墜，金耳環(huán)上掛一嵌寶石金托，中嵌水滴狀紅寶石。另掛細金絲擰成的金繩，上懸鏤空金球、圓形金片及金鈴。金繩下端系細金鏈，每根金鏈垂有金質尖錘體。

▲嵌寶石金耳墜

大同城南交通苑北魏墓群出土

北魏重視與西域諸國的交往。太延五年（439），北魏滅北涼，統(tǒng)一北方廣大地區(qū)，西域各國“始遣使來就”。北魏對絲路大力經(jīng)營，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太武帝曾遣使六赴西域，西域諸國也遣使來獻，直接促成了絲路的繁榮，使得平城成為北魏時期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北魏時期的絲綢之路橫貫中亞和西亞，通往拜占庭帝國。

在大同地區(qū)的墓葬和遺址中發(fā)現(xiàn)大量與絲綢之路有關的文化遺存，包括金銀器、玻璃器、波斯銀幣等。

2011年大同御河東岸恒安街北魏墓出土金耳墜一對，主體為一圓環(huán)，環(huán)身上部圓細，中間有一向內(nèi)的機括；環(huán)身下部錘揲成扁寬狀，中間鏨刻一人面，雙龍張口相向。環(huán)身墜飾一為小金棒，自上而下依次穿有扁金飾、珍珠、綠松石、花草紋鏤空金飾和瑪瑙珠；另一為嵌紫水晶金托。圓環(huán)外側飾掐絲而成的三組圖案，上為花卉，中為人面，下部為鳳鳥，內(nèi)嵌各色寶石，周邊飾聯(lián)珠紋。環(huán)身兩側上方焊接金鏈，現(xiàn)僅存一條。其工藝繁復，運用了錘揲、鏨刻、掐絲、鑲嵌及金珠焊綴等技術。北魏墓葬中出土金耳飾較多，但像這么精美的在國內(nèi)極為罕見。它與阿富汗北部席巴爾甘地區(qū)出土的雙龍守護國王耳墜非常相似，極具中亞風格特點。

▲嵌寶石金耳飾

2011年大同御河東岸恒安街北魏墓出土

1981年在大同小站村北魏封和突墓（504）出土的鎏金銀盤當屬國內(nèi)發(fā)現(xiàn)最重要的一件薩珊金銀器。盤內(nèi)壁錘揲出一男子在蘆葦叢生的沼澤地獵捕野豬的畫面。獵者為典型波斯貴族形象，深目高鼻，絡腮長須，頭戴半弧形冠，邊飾聯(lián)珠，冠后有薩珊式飄帶，戴纓珞、耳飾、手鐲。腰帶上掛箭筒，足蹬半長統(tǒng)靴。獵者雙手橫執(zhí)一矛，矛尖已刺入一野豬右額，右腳反踹由后方襲來的野豬，另有一頭野豬正從前方的蘆葦叢中竄出。從形制上看，是薩珊銀器中數(shù)量最多的一種皇家銀盤。狩獵題材也是薩珊銀器中常見的圖案，但大多數(shù)薩珊狩獵紋銀盤的獵者均披鎧乘馬，軀體部分未作充分展現(xiàn)，姿態(tài)平板，如前蘇聯(lián)冬宮所藏波斯狩獵紋銀盤即是。而該銀盤上的獵者沒有騎馬，只著便服，形象矯健，宛如古希臘運動員形象，明顯受古希臘古典藝術的影響，為一般的薩珊金銀器上所少見，可謂藝術價值最高的薩珊銀器。 

▲鎏金銀盤

1981年在大同小站村北魏封和突墓（504）出土

1970年在大同城南軸承廠窖藏出土的北魏八曲銀杯，是目前國內(nèi)最早的一件多曲長杯。器體八曲，內(nèi)底中心飾兩只怪獸，八曲花瓣形圈足。杯口外壁有大夏文銘文。多曲長杯最早見于薩珊波斯帝國，主要流行于3-7世紀的伊朗高原和周邊地區(qū)。這件長杯的每一曲都從器口直通器底，內(nèi)卷杯口與內(nèi)壁的交界處裝飾類似花瓣的尖喙，內(nèi)底錘揲的怪獸紋是印度古帕塔藝術的裝飾主題，這些都與典型薩珊器不同，卻與中亞地區(qū)的藝術風格相近。經(jīng)學者考證，這件器物應為5-6世紀的大夏銀器，在國內(nèi)極為罕見，其風格直接影響了唐代金銀器的制作。

▲北魏八曲銀杯

1970年在大同城南軸承廠窖藏出土

在同一窖藏遺址還出土了三件精美異常的鎏金高足杯。形制相同，均敞口，深腹，高足。杯身都采用四等分法，以葉紋分隔人物形象，人像具有強烈的希臘化風格。

鎏金童子葡萄紋銀高足杯，腹壁呈束腰狀弧形，杯身由葡萄藤組成的五個圓環(huán)布滿外壁，環(huán)內(nèi)浮雕五童子，腹部和喇叭形高足面飾莨苕葉紋與聯(lián)珠紋。這種題材應與希臘和羅馬神話中的酒神節(jié)有關。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通過東征，將希臘文化傳入西亞和中亞，特別是在中亞的巴克特里亞地區(qū)，酒神節(jié)的風俗尤為興盛。

▲鎏金童子葡萄紋銀高足杯

鎏金人物動物紋銀高足杯，杯頸部高浮雕八只臥羊，現(xiàn)存七只。杯身在莨苕葉紋之上承托一男性頭像，葉紋間有手持器物的女性形象，衣飾輕薄，兩足交叉站立。另一件鎏金鑲嵌銀高足杯，口沿下飾一周卷草紋帶，帶緣飾兩周聯(lián)珠紋。這是薩珊波斯常用的紋飾。腹部高浮雕四組卷葉紋，紋飾間嵌紅綠寶石。上述三件高足杯是具有強烈的希臘化風格的薩珊王朝器具，是北魏時期輸入中國的西亞或中亞產(chǎn)品。

▲鎏金人物動物紋銀高足杯

1988年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9出土一件鎏金人物紋銀高足杯，口沿下和上腹部各有聯(lián)珠紋一周。莨苕葉紋將杯外壁分成四等分，葉紋之間有一圓環(huán)。環(huán)內(nèi)錘揲出一頭像，深目高鼻，頭戴圓帽，著圓領衣。杯身近底部有弦紋一周，外圍環(huán)繞忍冬紋。杯足呈腰鼓狀，杯底為圓形，類似倒扣的盤子，周圍飾有忍冬紋。該器上半部與該墓群M107所出的銀碗紋飾相同。

▲鎏金人物紋銀高足杯

大同軸承廠北魏窖藏遺址和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各出土一件鎏金人物紋銀碗，均為敞口，口下微內(nèi)收，弧腹，圜底?？谘丶吧细垢黠椧恢苈?lián)珠紋，腹部以莨苕葉紋分為四等分。每等分之間有一圓環(huán)，內(nèi)飾一半身側面像，頭戴圓形帽，深目高鼻。碗底鏨刻兩道同心圓。

▲鎏金人物紋銀碗

▲鎏金人物紋銀碗

這兩件銀碗在形制上相同，碗壁上錘揲出凸凹起伏的裝飾紋，這種植物葉紋和圓形帽的人物特征是波斯薩珊和中亞藝術中常見的紋樣，但圓形帽的人物特征屬于中亞樣式，在嚈噠貨幣上屬常見裝飾，故推斷其產(chǎn)地應在中亞，為嚈噠銀器制品。

2013年在大同東信家居廣場工地北魏墓出土嵌寶石銀戒指一枚，戒面和戒托為銀質，上飾螺紋，戒圈為中間粗兩端細的圓環(huán)。戒托中央鑲嵌一枚寶石，上陰刻女王頭像，深目高鼻，頭發(fā)卷曲，應為西方舶來品。

▲嵌寶石銀戒指

2013年在大同東信家居廣場工地北魏墓出土

北魏時期是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活躍時期，這在大同地區(qū)出土的金銀器上最能得以體現(xiàn)。具有濃郁的鮮卑民族特色的器物和具有明顯的異域風格的器物，既有外來金銀器物的直接輸入，也有外來金銀工藝的引進與發(fā)展。無論是裝飾題材及審美觀念的更新，還是鏨刻、錘揲等金銀制作工藝的汲取，均影響深遠，為唐代金銀器制作的發(fā)展與興盛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