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的女兒在翁丁佤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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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靜謐、古樸的村寨，就是被稱為“中國最后的原始部落”的翁丁佤寨，以前，這樣傳統(tǒng)的佤族村寨在中緬邊境縣份滄源佤族自治縣比比皆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這樣的傳統(tǒng)村寨一個個變化、消失。翁丁能夠完整保留至今，是佤族的幸運、是中華民族文化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幸運，它不僅完整保留了佤族的傳統(tǒng)建筑等硬件，還把佤族“生下來會走路就會跳舞、會說話就會唱歌”的文化特質(zhì)很好地保留、傳承下來。

這種幸運，與一個人有關(guān)。他就是我18年前結(jié)識的佤族大哥茶紅明。

18年前，我第一次來到滄源，茶紅明大哥率領(lǐng)著他創(chuàng)辦的佤族司崗里藝術(shù)團的300多個黝黑的姑娘小伙，用佤族最傳統(tǒng)的篝火打跳為我們接風。我很清楚地記得那個夜晚，一首首粗獷彪悍的佤族歌曲、和著“呦呦”的口號，伴著哨棒撞擊地面和赤腳踏地的節(jié)奏，讓我一下子就血脈噴張，茶紅明整理傳承的那首粗獷豪放的“加令賽”，比我少年時聽到的“阿佤人民唱新歌”不知好聽多少倍。認識一個地方、記住一個民族，往往是從一個人開始的。黑阿佤的形象一下子就深深烙在腦海里了。

茶紅明挖掘整理的千人打歌，氣勢宏大，參與性強，迅速普及佤山地區(qū)

時隔18年，我再回到滄源，茶紅明大哥又組織千人打歌團為我們接風，相比起當年司崗里年輕氣盛的少年先鋒隊和青年義勇軍，今天的打歌團都是退休年齡的夕陽健身團。兩相對比，讓我心中無限感慨。

這些年，全國各地興起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民族文化景區(qū)，無論在北京的中華民族村、昆明的民族村，深圳的錦繡中華，還是濟南的九鼎塔，在一堆民族中，黑阿佤總是最搶眼的。而只要問這些佤族朋友的來歷，十有八九是茶紅明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從20多年前創(chuàng)辦“司崗里藝術(shù)團”，茶紅明培訓(xùn)、向外輸送了不下2000多個佤族藝術(shù)人才。這對于20多年籍籍無名相對貧窮的滄源來說，其意義自不必說。

如果說18年前茶紅明創(chuàng)辦司崗里品牌，更多是為了弘揚、傳播佤族文化，那么今天他還在以一已之力組織創(chuàng)辦“百人佤歌健身團”“火塘酒歌”“千人打歌”等民族文化團體，更多的是出于對民族文化深深的危機感和憂慮感的自覺保護。

茶紅明的民族文化情結(jié)，他以個人之力做的這些保護傳承工作，并不能都得到理解和支持，近40年的保護傳承實踐中，他遭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但他還是像個傻子、瘋子一樣堅持下來，自己搭精力、搭錢，深入到各個鄉(xiāng)村，深入挖掘整理那些精彩的、瀕于失傳的佤歌和佤族舞蹈，再組織各種民間文藝團隊，一句一句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教那些沒接觸過藝術(shù)的農(nóng)民們。說實話，當聽到那些兩腳泥的農(nóng)民們唱出這些美如天籟的民歌，我真是很感動，也很激動。

茶紅明在立新佤寨用了四年多的時間，把這幫農(nóng)村婦女培養(yǎng)得比專業(yè)合唱團還專業(yè)，這些古老的佤歌通過她們保護傳承下來

但是，不得不承認，在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今天，民族文化的式微和淡化，是很難阻擋的趨勢。文化的極度娛樂化，使得年輕人對這些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形式提不起興趣。茶紅明也在千方百計變通。他的千人打歌團就是方便善巧的變通，他把那些精彩的瀕危的歌舞植入到廣場舞、健身操中，普及推廣，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樂于參與的文化活動，在娛樂、健身中不知不覺就完成了對佤族文化的學(xué)習(xí)、傳承與保護。

18年來，我十數(shù)次來到翁丁，眼看著它在浮燥和變化的社會中保持著沉靜，一點點被認可、走紅。茶紅明告訴我，翁丁佤寨原來不光物質(zhì)貧窮，文化也很貧窮。他幾乎是從零開始，對翁丁村的村民進行文化培訓(xùn)，從加令賽的迎賓曲的整理、到拉木鼓、剽牛祭天等民俗活動，到最后整理出一臺完整的佤族情景劇目，這一切的努力正在結(jié)出豐碩的果實，現(xiàn)在翁丁是中國佤族文化展示的最具名氣的樣板和基地，通過它，世界了解了佤族。

茶紅明挖掘傳承的佤族傳統(tǒng)《火塘酒歌》

我想，民族文化的傳承，從來不是單靠紅頭文件能夠完成的，民間自覺生發(fā)的力量是最強大的力量。我走過中國每一個民族，深切感受到這種力量的強大。如果每個縣都有一個茶紅明，中國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還用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