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劇照）

歷史上的重大改革舉措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緊密關(guān)聯(lián)，王莽經(jīng)濟法制改革也不例外。自漢文帝以來，漢代的商業(yè)經(jīng)濟得到較大的發(fā)展，商業(yè)資本就進入活躍期。商人兼并農(nóng)民而使農(nóng)民流亡的現(xiàn)象開始日益增多，當時豪族大賈經(jīng)營工商業(yè)，采礦、煮鹽、冶鐵，大都使用奴隸勞動。到了武帝時，商業(yè)資本更為發(fā)達，土地兼并之風，也隨朝代推進而日甚。

土地兼并使農(nóng)民失地現(xiàn)象突出，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或者選擇離開居住地，或者淪為地主的奴婢，兼并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由于勞動力不足的原因，而使治下土地大量閑置，制約了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從而嚴重影響了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各地起義活動頻頻爆發(fā)，社會處于不穩(wěn)定之中。人心思變，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王莽順應這一時代要求開始推進經(jīng)濟法制改革。

漢代農(nóng)民耕作圖（畫像石）

一、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內(nèi)容及命運

關(guān)于王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原因和內(nèi)容，見《漢書·王莽傳中》的一段記 載。始建國元年，王莽下詔曰：

“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繆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敢有非井田圣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這就是著名的“王田詔”。“王田詔”的核心內(nèi)容是禁止買賣田宅奴婢，其靈魂是均貧富，抑兼并。“王田詔”的出臺，不是偶然的。西漢中后期，土地兼并的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造成貧富分化，加劇了社會矛盾，抑制兼并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

武帝時董仲舒提議“限民名田”，未被采納；主父偃則建議“徙天下豪杰并兼之家茂陵”，被朝廷落實。之后，昭、宣、成帝時都有徙富豪于皇陵的記載。到哀帝時，曾有限田宅奴婢之議，遭到擱置?！巴跆镌t”中“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xiāng)黨”的出臺，是“限民名田”、限田宅奴婢的繼續(xù)；而禁止買賣田宅，則是前朝土地兼并屢抑而不可得后，王莽采取的最徹底的措施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王田詔”之前，王莽就對土地過度兼并引起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出過反應。據(jù)《漢書·平帝紀》載：

“ （元始二年）郡國大旱，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者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p>

漢代漁獵圖（畫像磚）

安漢公即是王莽。又據(jù)《漢書·王莽傳上》：“莽因上書，愿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nóng)助給貧民。公卿皆慕效焉?！?/strong>由此可知，元始二年向貧民捐獻田宅的活動，是王莽帶的頭。這是王莽對于土地兼并采取的第一次政治行動。顯然，這種措施不可能有大的作用。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yǎng)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梢姡趺τ谕恋丶娌⒉扇〉牡诙涡袆?，是“令天下公田口井”。其內(nèi)容是什么，則不得而知。

“王田詔”是王莽對于土地兼并采取的最后一次行動，顯示出王莽是真誠地想徹底解決土地過度兼并的問題。由于歷史的局限性，禁止買賣土地，不能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這個問題，只有交給偉大的時間去解決了。漢哀帝時曾議限奴婢，而王莽的“王田詔”禁止買賣奴婢。按王莽的理念，稱賣人妻子為“逆天心，悖人倫，繆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毫無疑問，這一點是有進步意義的。尤其是當時能這樣做，更是難能可貴。它深刻影響了東漢初年的法律制度，至漢光武帝時屢詔免奴。

“王田詔”頒布后，在實踐中遭遇了極大的阻力，“坐買賣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shù)”。于是三年后，始建國四年，中郎區(qū)博諫莽曰：“井田雖圣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今海內(nèi)未厭其弊......”

新莽：金匱直萬（金）

王莽知道民眾怨恨他的土地改革，所以作出退讓，下詔：“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strong>這樣，禁止買賣田宅奴婢的法律改革徹底失敗。然而王莽并不甘心失敗，天鳳四年，“一切調(diào)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采取經(jīng)濟制裁的手段懲罰擁有奴婢的富豪。錢穆先生在評價王莽的“王田詔”時說：“今世所倡土地國有、均產(chǎn)、廢奴諸說，莽已見及，此詔用意甚是。”而班固《漢書·食貨志上》則給了八個字的評價：“動欲慕古，不度時宜?！?/strong>班固的評價在當時是中肯的，但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一評價則過于簡單了。

二、貨幣法律制度改革的內(nèi)容及命運

王莽在位的十余年間，總共進行了四次貨幣制度變革，可謂頻繁。第一次貨幣制度的改革在王莽居攝二年五月，內(nèi)容是鑄造大錢、契刀和錯刀，與五銖錢四品并行。史稱：“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并行?！?/strong>所謂“一直五千”、“一直五百”、“一直五十”，指的都是值五銖錢的數(shù)額。至于這次幣制改革的原因，有兩個版本。據(jù)《漢書·食貨志下》，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quán)，乃更造貨幣”。而據(jù)《漢書·王莽傳中》，王莽曰：

“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厄，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shù)，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

從王莽的自白可以看出，王莽自己認為，這次幣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通過行金刀之利，以輔漢安劉。在改革貨幣的同時，“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這是對民眾財富赤裸裸的掠奪。

兩年以后，始建國元年，王莽進行了第二次貨幣法律制度的改革，罷錯刀、契刀和五銖錢。史稱：“乃更作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為二品并行?！?/strong>為了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對于此次貨幣改革的原因，見《漢書·王莽傳中》，王莽曰：

“……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

原來，王莽認為“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給他以天下，而漢王朝氣數(shù)已盡，罷錯刀、契刀可以順應天心，快百姓意。在這次幣制改革中，王莽政府碰到極大的阻力，史稱：

“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shù)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p>

新莽：契刀五百

王莽于是采取了非常嚴厲的法律制裁措施，下詔：“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結(jié)果是“農(nóng)商失業(yè)，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shù)”。王莽的第二次貨幣法律制度的改革，在社會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經(jīng)濟秩序遭到很大破壞，民眾在改革中遭受了很大的損失。

僅僅一年以后，王莽又進行了第三次貨幣法律制度的改革。始建國二年，王莽政府造寶貨五品，實行寶貨制。為什么又要改呢？據(jù)《漢書·王莽傳中》，王莽下詔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strong>原來王莽認為，寶貨制的推行可以“用便而民樂”。

寶貨制實行后，“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眾私下里則以五銖錢交易，王莽下詔：“敢非井田、攜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夷以御魑魅?！?/strong>寶貨制實行后，盜鑄錢者不可禁，王莽加大了打擊盜鑄錢的力度，“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以連坐法打擊盜鑄金錢，必然傷及無辜，打擊面過寬了。而沒入為奴婢，則違背了王莽自己“天地之性人為貴”的信念。

雖然王莽采取了不少措施推行其寶貨制度，但是難以改變它的失敗命運。因為寶貨制過于復雜，所以百姓不愿遵行寶貨。王莽無奈，只好下令“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并行，龜、貝、布屬且寢”。始建國五年，由于犯挾銅者多，始建國元年頒布的禁民不得挾銅炭的法律也被廢除。

新莽：一刀平五千

第四次幣制改革的內(nèi)容，是改大小錢為貨泉、貨布二品并行。貨布一枚值貨泉二十五枚，貨布重二十五銖，貨泉重五銖，原來的大錢五十與貨泉等值。六年以后，停止使用。同時，“復審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這次幣制改革的原因不是很清楚，但結(jié)果非常清楚，“每一易錢，民用破業(yè)，而大陷刑”，國家從中掠奪了大量的民財。這次幣制改革，將第三次幣制改革時“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的規(guī)定，改為“伍人知不發(fā)舉者，與同罪，沒入為官奴婢”?！稘h書·食貨志下》對盜鑄錢的法律制裁及其執(zhí)行情況作了概括：“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strong>由于犯法者多，罰不勝罰，法律制裁被迫減輕：

“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官為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p>

執(zhí)行情況又如何呢？據(jù)《漢書·王莽傳下》載：

“（王莽地皇二年）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瑯當其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shù)。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p>

真是一幅生動而悲慘的人間活劇。錢穆先生評價王莽的幣制改革為“始終擾民一大端也”在人們深信漢五銖錢的形勢下，王莽八年間四改貨幣，出爾反爾，失信于民。王莽頻繁的幣制改革，在實踐中給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三、工商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及命運

王莽工商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六筦制度。關(guān)于六筦的立法目的，體現(xiàn)于王莽的兩次詔令。始建國二年，王莽下詔曰：

“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p>

這個詔令說得很明確，六筦的目的在于“齊眾庶，抑并兼”。天鳳四年，王莽再次下詔：

“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shù)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p>

新莽青銅衡桿

此次詔令解釋，國家實施六筦，可以使普通百姓免于富商大賈之剝削，減輕貧苦百姓的負擔，從而達到“齊眾庶，抑并兼”的目的。根據(jù)天鳳四年詔令，“六筦”是指由國家壟斷，經(jīng)營管理鹽、鐵、酒、名山大澤、五均賒貸、鐵布銅冶。筦鹽、酒、鐵、名山大澤、錢布銅冶，與漢武帝時相同，只不過武帝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而王莽是為了“齊眾庶，抑并兼”。

什么是五均賒貸制度呢？五均之名，見于《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王莽對它進行了繼承和改造。始建國二年，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實行五均。長安有東、西兩市，東市稱京市，西市稱畿市；稱洛陽中市，其余四城市分別為東、西、南、北市。各城市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下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司市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市場，據(jù)《漢書·食貨志下》：

“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p>

河北邢臺龍華村“王莽陵”碑頭

可見，司市的主要職責，第一是評定物價，稱為“市平”；第二是收滯貨；第三是物價上漲過市平一錢時，平價賣出商品。五均制度的設計，是通過平抑物價而“齊眾庶，抑并兼”，是有利于百姓的。

五均制度里有錢府的設置，錢府的主要職責是賒貸。據(jù)《漢書·食貨志下》：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chǎn)業(yè)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

除六筦制度外，王莽還實行了一些奇特的稅收制度。據(jù)《漢書·食貨志下》：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p>

對田不耕、宅不樹藝、浮游無事之人進行征稅，寓禁于征。王莽的六筦制度，實際執(zhí)行的又如何呢？史稱：“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眾庶各不安生?！?/strong> 可見，六筦制度由于所用非人，奸吏猾民交相侵民，因而成為擾民之政。

劉秀（劇照）

天鳳五年，大司馬司允費興謂王莽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yè)。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 ”王莽怒，免興官。王莽一再拒諫飾非，使他坐失糾正六筦制度弊端的時機。地皇三年，王莽看見天下潰叛，感覺鎮(zhèn)壓力不從心，“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管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于民者皆收還之”。然而已經(jīng)太晚了，由于各地造反風起云涌，這次議論并未得到實施。地皇四年，王莽政權(quán)覆滅。

參考文獻：《史記》、《漢書》、《后漢書》、《資治通鑒》、《秦漢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