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在電梯中勸阻他人吸煙一案的二審判決結果，據筆者觀察，絕大多數人均表示歡迎。但也有少數人從程序上提出了質疑。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在一審被告未提起上訴的情況下削減其責任，在程序上無依據，因此二審法院改判屬于程序違法，并就此提出了一些理由。

        關于二審判決的實體問題，筆者己在“和稀泥”式的判決乃依法治國之大敵、“電梯中勸阻吸煙被判賠償案”二審判決的幾個問題兩文中闡述清楚?，F(xiàn)通過反駁質疑二審判決程序不合法者之理由，論述二審判決并無程序問題：

        一、質疑者常用的理由之一：參照刑事訴訟“上訴不加刑”原則，在只有一方當事人上訴的情況下，二審判決對上訴一方不能“加責減利”，對未上訴方則不能“減責加利”。

        但是，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在目的、意義、各方地位及能力等方面均有極大區(qū)別，不能簡單地類比。就雙方的法律地位而言，刑事被告人與公訴人在庭審過程中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并不一定平等，例如公訴機關認為需要補充偵查的，可隨時建議延期審理，并進行補充偵查。在審判之前的偵查、審查起訴程序中，偵查、公訴機關與犯罪嫌疑人就更不可能平等了。偵查、公訴機關擁有法律保障的偵查調查手段及相應的偵查調查資源（人員、經費等），而犯罪嫌疑人往往被采取了強制措施，人身自由受限，即使委托了律師擔任辯護人，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也有一定限制，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在能夠用于調查的費用也無法與由國家財力保障的偵查、公訴機關相比。因此，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上訴不加刑”等權利，乃是為保障其合法權利不被強大的國家機器所非法侵犯而制定出來的必要的防御措施。而民事訴訟中各方當事人無論訴訟地位還是舉證能力乃至法律水平都是平等的，即使因一方委托專業(yè)律師代理訴訟而另一方未委托，以致雙方在專業(yè)能力上出現(xiàn)差距，也是因為其中一方當事人自行放棄委托代理人的權利之故，自不應以相應程序制度對不委托代理人一方予以傾斜保護。故而絕不能想當然地將“上訴不加刑”原則類比或移植到民事訴訟中，搞個“(單方)上訴不加責、不減利'。

        二、在移植“上訴不加刑”原則的前提下，有人提出了本案的“解決辦法”即：二審判決在指出一審的法律適用錯誤后，基于被上訴人未上訴的行為，作出維持原判的判決，然后啟動審判監(jiān)督程序再審撤銷一二審判決。

        其實，此“解決辦法”并不新鮮，刑事訴訟中屢有發(fā)生。在只有被告人上訴而檢察機關未抗訴時，即使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量刑過輕，但囿于“上訴不加刑”原則，也不能增加被告人的刑罰。但某些情況下，比如二審法院認為一審法院定性有誤，于是二審改判，變更了被告人的罪名，但如果二審法院所定之罪的法定最低刑仍高于一審宣告刑時，遵循“上訴不加刑”原則作出的二審判決就有“硬傷”。在這種情況下就只能先維持一審宣告刑再通過審判監(jiān)督程序改判。顯然，這會導致司法效率降低與司法成本增加。但考慮到“上訴不加刑”原則在保護被告人合法權利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故為實施該原則而付出一些額外的成本與代價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民事訴訟中，并無傾斜保護一方當事人之必要，因此將二審直接改判拆分成“二審維持、再審改判”兩個程序，則只有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包括一審原、被告雙方及司法機關的成本)增加之憾而無任何積極意義或正面效果，故實不足取。

        三、有人稱：在一審被告未上訴的情況下二審直接作出對上訴人(一審原告)不利的改判，超出了二審審理范圍，有違“無訴不判”的原則。

        其實，此種說法似是而非。在只有一方當事人上訴的情況下，二審法院是否超出法定的審理范圍，應當看二審是否圍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及其理由進行審理。

        從本案具體情況看，上訴人上訴的理由為“認為一審法院適用公平原則錯誤，事實上楊某存在過錯，楊某的行為與段某某的死亡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相關規(guī)定，應當承擔一般侵權責任”。因此二審法院對過錯之有無、因果關系存否進行審理和判斷，正是為了確定“被上訴人應承擔一般侵權責任”這一上訴請求是否應予支持，故二審法院的判決并未違反“無訴不判”、“判如所請”的原則。因此二審法院也無須以“公共利益”作為審理范圍超出上訴請求的理由，因為其實審理范圍并未超出上訴人（一審原告）的上訴請求范圍。

        二審法院在判斷出無因果關系后，如果只是簡單地駁回上訴請求而不對一審法院按“公平責任”的相關規(guī)定作出的判決進行更正(適用“公平責任”原則的前提是有因果關系)，將使審級監(jiān)督失去意義。另外先維持一審判決，然后再審改判，雖然可以實現(xiàn)審級監(jiān)督目的，但如前所述，此種做法實不足取。

        四、還有人聲稱，“一審被告并沒有上訴，這可以理解為被告對其處分權的行使，對此法院應該尊重?，F(xiàn)在二審不僅駁回原告上訴，而且在被告沒有上訴的情況下判決撤銷原判決，明顯違反了民事訴訟的處分原則”。

       此為最具迷惑性的一種說法。但其實這種觀點有偷換概之嫌。

        關于處分原則，《民事訴訟法》第13條第2規(guī)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據此，在適用該原則時，必須注意兩個問題：一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究竟是處分自己的什么權利？二是法律規(guī)定范圍的邊界在何處？

        比如，某人被他人侵犯了人身或財產權，其在訴訟時效內不起訴，也不通過其他任何方式向對方主張權利，可以認為該人處分(放棄)了獲得賠償這一實體權利；但如果在一審程序中，被告經依法傳喚拒不到庭，則只能認為其放棄了出庭提出反駁主張以及提出該反駁主張所依據的事實、證據及闡明相應理由、與對方進行辯論等權利，而不能直接認為被告承認了對方的訴訟請求和認可對方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事實上被告不出庭，有可能是在收到起訴狀副本后，認為對方的訴訟請求明顯不能成立，不值一駁，故沒有必要出庭。對于此種情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四十一條明確規(guī)定:“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應當按期開庭或者繼續(xù)開庭審理，對到庭的當事人訴訟請求、雙方的訴辯理由以及已經提交的證據及其他訴訟材料進行審理后，可以依法缺席判決”。此即意味著，被告不出庭，法院也應當進行審理而非徑行支持原告訴訟請求。如果經審理，認為原告的訴訟請求無法律依據，或者提交的證據不能證明其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則不能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而只能駁回。

        再具體到本案。首先，因一審己經判決被告承擔一定責任(補償原告15000元)，因此被告并無實體權利可處分(放棄)，因為其只有實體上的義務。只有一審判決被告不承擔責任而原告不上訴，才能認為原告處分(放棄)了實體上獲得賠償的權利(如果該確實存在該權利的話)。故即使根據“被告不提起上訴”推定“被告認可一審判決”，那么認為二審判決有違“處分原則”的觀點也存在將“認可一審判決”偷換為“處分(實體)權利”的錯誤。

        其次，也不應僅根據“一審被告被判承擔責任后未提起上訴”的事實推定“被告認可一審判決”。因為事實上存在多種可能性。比如被告得知原告己經(因為一審判決被告承擔的責任程度、范圍等未達預期而)上訴，遂決定自己不上訴但參與二審庭審，并提出反駁對方上訴請求以及要求撤銷一審判決的主張及相應的事實、依據、理由，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能認為被告認可了一審判決。另外，還有可能是被告雖不認可一審判決，但認為上訴沒有用處(改判的可能性小)，或者認為為上訴投入時間、精力不劃算，不如多掙些錢，等等。

        再次，雖然雙方均不上訴則一審判決將發(fā)生法律效力，但也不宜認為只有一審原告上訴時，只能“要么駁回其上訴請求維持原判，要么支持其上訴請求加重一審被告責任”。如前所述，二審法院對上訴人(一審原告)的上訴請求及理由進行審理后，認為不存在因果關系，但又維持一審“公平責任”的判決，顯然認定的事實與判決結論相互矛盾，即使參照“處分原則”的規(guī)定，并姑且認為一審被告不上訴就表示認可一審判決，那么二審法院是否遵從一審被告的認可不予改判，也要受“處分原則”中“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限制。由于在認定因果關系不成立的情況下不予改判，將導致判決違法，即超出了“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之限制，故二審法院不應被一審被告之認可所束縛。

        綜上所述，二審法院的判決在程序上并無違法之處。倒是有些欲論證二審法院程序違法的文章，反而出現(xiàn)自相矛盾之處。比如一篇這種文章中，前面說：對于一審判決法律適用錯誤，二審法院可不待當事提出而徑行審理；后面又說，因為一審原告未上訴，所以二審法院削減（因為一審法院錯誤適用法律而給予的）一審原告的利益不對。完全是邏輯混亂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