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麗（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儒家仁學的主題是人，主旨是愛人。愛是普遍的人類情感，屬于儒家重視的七情之一。儒家認為，愛以及仁愛的對象，大而言之，有人、物之分，儒家依其價值而認定人“最為天下貴”，所以將人列為仁愛的首要對象；就人而言，人有親疏遠近的差異，儒家認為愛的施與不宜平均分配，施與親者、近者的愛自然多一些，施與疏者、遠者的愛理應少一些。這是以往多數(shù)儒者以仁說愛的大致思路。

　　在此思路中，只見仁愛的對象，不見仁愛的主體，似乎將仁愛的主體與仁愛的對象分裂成一隱一顯的對列格局。仁愛的主體處于“潛龍勿用”的狀態(tài)，不經(jīng)意看是缺席了，實際上，每一位仁者、君子乃至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作為仁愛的主體，時時處處都在發(fā)揮著支配性、決定性的樞紐作用。然而，能夠看出這一點的并不多，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的孔門似乎只有顏淵一人，在孔子的循循善誘之下，看出了仁愛主體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倡導一種自愛的仁學。

　　據(jù)《荀子》《孔子家語》等記載，孔子與弟子顏淵、子路、子貢三人有過一段關(guān)于仁愛的教學，我們選取《荀子·子道》篇的記載來看一看：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弊釉唬骸翱芍^士矣?！?/p>

　　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弊釉唬骸翱芍^明君子矣?！?/p>

　　在這夫子教學的場景中，關(guān)于仁者如何愛，亦即將愛施與誰的問題，子路、子貢、顏淵三位弟子分別代表了三種觀點，而無一例外都受到了孔子的肯定。然而，孔子并非對這三種觀點等量齊觀，他對子路、子貢、顏淵三人分別給予了“士”“士君子”“明君子”的差異化評價，顯然，視顏淵為“明君子”是更高一些的評價。

　　“仁者自愛”究竟是顏淵的獨出心裁，還是他對孔門仁學更進一步的領(lǐng)悟呢？1973年甘肅省金塔縣肩水金關(guān)遺址出土的漢簡《論語》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該《論語》中有這樣的語句：“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知之至也?！庇纱丝芍鬃右褜ⅰ白詯邸币暈槿实膬?nèi)涵，并許以“仁之至”，亦即最高的仁。顏淵追隨孔子亦步亦趨，有“聞一知十”的領(lǐng)悟力，自然會有先聞而后發(fā)的表現(xiàn)。

　　在顏淵看來，“自愛”先于“愛人”，為什么？這是因為顏淵深刻領(lǐng)悟孔門倡導的推己及人的倫理原則，深知個體在人己關(guān)系中的重要性?？鬃狱c撥顏淵：“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這相當于告訴顏淵如何為仁應該在人己關(guān)系中來考慮討論。孔子特別重視“修己”，要求弟子從“德”和“學”兩方面加強“修己”。一個人如果“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品行有虧，見識短淺，不能自立自達，怎么可能立人達人。所以，當孔子說“修己以安人”的時候，隱含著一個不言自明的推己及人的邏輯思路：先“修己”后“安人”；“修己”成了預設(shè)在先的前提，“修己”缺位則不能“安人”。這就把“為仁由己”的己推向了正確處理人己關(guān)系的起點。沒有這個起點，一切都無從談起。顏淵深明此理，他在回答孔子的提問“仁者若何”時，何嘗不知子貢已經(jīng)回答了“仁者愛人”。他之所以另辟蹊徑，獨樹“仁者自愛”的旗幟，是因為仁愛呈現(xiàn)于人己關(guān)系，必以“自愛”為起點。

　　“為仁由己”，不“由人”，在人己關(guān)系上，己才是一種具有支配性或決定性意義的仁或仁愛的主體。己是仁愛的主體，人是仁愛的對象化客體，相應地，己是仁愛的施與者，人是仁愛的享受者。仁愛上的這種人己關(guān)系的格局，決定了己所需要面對的是所有的人——他熟知的家庭、鄉(xiāng)黨，乃至于他可知的邦國、天下所有的人。子夏說的“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顯然表達了一種胸懷天下的仁愛情懷。

　　人己關(guān)系中的己，只是仁愛主體的代稱，無論何人，哪怕是小人，也可以效法君子：“我欲仁，斯仁至矣?！睆亩蔀槿蕫鄣闹黧w。正因為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仁愛的主體，面向眾人施與其愛，即“泛愛眾”，自然他也可以反躬自愛，而且也必須反躬自愛。為什么呢？至少有三點理由：

　　一、一個人能否施與愛，施與何種愛，施與多少愛，完全取決于他本人的愛心與愛的能力。愛心即人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不等于人皆操心、盡心。不操心，愛心亡失；不盡心，愛心微弱，這都決定著仁愛主體能否施與愛、施與多少愛的問題。至于施與何種愛，則又決定于仁愛主體的智慧。舉例來說，授人以魚是愛，授人以漁也是愛。前者滿足人的口腹之欲，后者滿足人對知識與能力的追求，兩者的效果完全不同。顯然，仁愛主體的道德、智慧、境界、素養(yǎng)決定了其施與愛的質(zhì)量與水平。一個人反躬自愛，無非就是在道德與智慧上充實自己，在境界與素養(yǎng)上提升自己。

　　二、一個人如何施與愛？是平等地給予，還是居高臨下地賜予？施與愛的同時，是否考慮被施與者的內(nèi)心感受？這檢驗著施與者有無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仁愛情懷。孟子曾經(jīng)說過，一簞食，一豆羹，對饑餓瀕死的路人來說，“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如果施與者缺乏對路人的基本尊重，“呼爾而與之”，則路人寧愿餓死也不接受這嗟來之食。愛的施與包含著對人的尊重，施與尊重就是施與愛。

　　三、一個人當其“泛愛眾”，即面向眾人施與其愛的時候，還有一個公正的問題。這里所說的公正，是指仁愛的施與，必須遵循自然生成的次序而做到不偏不倚。仁愛是通過施與而滿足他人的需求，使人由此產(chǎn)生幸福感。在孟子那里，孔子的“誨人不倦”就是仁愛，因為孔子的教誨滿足了人們追求道德與智慧的需求。而在孔門之中，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如何一視同仁予以教誨？孔子一則因材施教，根據(jù)弟子們不同的個性施以不同的教學；一則做到公正而無偏私，即使是自己的兒子孔鯉也和其他弟子同等對待，從不單獨“開小灶”，以至于弟子陳亢感嘆孔子仁愛的示范效應：“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痹谒枷胧飞希驗槿视小坝H親為大”一說，又有“立愛自親始”一說，不少人批評儒家仁愛有差等，從孔子教學“遠其子”的個案可知，這一批評值得商榷。

　　正因為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仁愛主體的自愛變得十分必要而迫切。自愛不是卑劣的自私、自利、自肥、自厚，而是高尚的良心自在、德性自尊、智慧自信、能力自強，一言以蔽之，是仁愛主體“有諸己”的自我充實與提升。

　　《光明日報》（ 2019年07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