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政治始終沒能形成一個名實相符的【集權中心】，也即：皇帝名分與實際權柄始終是分離的。這種名實不合的不穩(wěn)定態(tài)，被田余慶先生概括為【東晉門閥政治】、【皇權政治的變態(tài)】。我們既可以把東晉政治視為魏晉皇權徹底崩解以后的“舊制度末世”，也可以把東晉政治視為南朝皇權孕育中的“新制度前傳”，總之，【東晉政治】是一個“名實不合”的不穩(wěn)定時代。

司馬睿本身名分的欠缺以及他創(chuàng)設建康朝廷時世家的鼎立支持，使得東晉諸帝在一開始就不是有著煌煌軍威的強力皇權，而是必須依靠世家大族軍政經文影響力方能維持其統(tǒng)治的政權。弱勢的皇帝始終希望重振皇權、強勢的門閥始終希望更加強勢、弱勢的世家始終希望維持均勢、流民武裝與土著豪族始終得不到應有的政治地位，整個東晉域內的各方勢力全部處于“欲求不滿”的狀態(tài)，比起“恢復北方”，在荊揚之間爭權奪利明顯更容易一些。

另外，想要“恢復北方”就必須調集足夠充足的資源，想要擁有足夠的資源，就必須集中充分的權力，但更愿意維持均勢的大多數(shù)門閥世家是不樂意這樣干的，無論是司馬氏皇室出面（元帝、孝武帝、會稽王）還是強勢門閥出頭（王敦、桓溫、桓玄），都難免遭到大多數(shù)門閥世家的反對。

王導與謝安，之所以被并舉為東晉名相，其實正是因為他倆的執(zhí)政方針就是更符合大多數(shù)門閥世家利益的美美與共。在各方勢力都更樂意在荊揚之間爭權奪利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下，“北伐”、“恢復”、“一統(tǒng)”等語詞，根本無法有效轉化為東晉政權上上下下的一致追求，只能淪為一個個不切實際的空洞口號。

靠著流民武裝與河南塢堡勢力北伐的祖逖，靠著荊州軍力北伐的桓溫，靠著東晉朝廷支持北伐的殷浩，他們所掌握的武裝力量，在為國北伐的同時卻也面臨后方不希望他們坐大的勢力牽制，瞻前顧后，怎能取得更持久而有效的成果？

何況較為成功的領軍人物桓溫與劉裕的數(shù)次北伐，基本上就不是為了統(tǒng)一，至少首要目標就不是統(tǒng)一，而是通過功勛積累來增加用于篡代的威望，行曹魏之事。東晉百年，無時無刻不處于最高權力的內部角逐狀態(tài)，強勢門閥、司馬皇室、南渡望族在權力上層相互拉扯，土著豪族、流民武裝在權力邊緣掙扎，上上下下凝合不到一塊兒，并且在荊揚之間進行著持續(xù)角逐，哪里還能騰出手來克復中原？

除了東晉內部的因素，北方間歇性誕生后趙、前秦兩大黃河流域強權，且前趙、前燕、后秦、北魏均是軍事實力不弱的政權，他們的存在也使得東晉很難獲得可以大踏步北伐的窗口期，再加上東晉自身的持續(xù)內耗，即便有窗口期也很難充分把握。

綜上，內部持續(xù)不穩(wěn)的狀態(tài)，使得東晉政權始終停留在表面上對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統(tǒng)一，實際上卻始終保持一種內耗嚴重的狀態(tài)，不是分裂，卻神似分裂。內部不統(tǒng)一，外部有強敵，自然實現(xiàn)不了統(tǒng)一大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