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曲關系古今談

楊松河

星期五

我們現在所說的“詞”，是文學名詞，是根據詞譜填寫出來的一種“詩余”或“長短句”，隨唐之際稱為“曲子詞”，孔尚任稱為“曲之文”，說白了就是歌詞的意思。

其實，早在宋代，就有人把詞叫歌詞，如鲖陽居士把自己的詞集定為《鲖陽歌詞》。

我們現在學唱歌，一般要有歌譜。歌譜一般標明誰作詞，誰作曲。我們這里討論的“詞”，其原生態(tài)就是歌詞的詞，唱詞的詞。

詞作為別具一格的詩歌樣式，與音樂有著密切的關系，千百年來經歷了詞曲結合、詞曲分離到詞曲再度結合的發(fā)展過程，為詞譜曲很可能是當代詞創(chuàng)作的錦繡前程。

說到底，詞是詩的另一種樣式或別類。漢語把歷代詩詞歌謠統(tǒng)稱為詩歌。追根溯源，詩歌自古同根同源，是兄弟姐妹，是一家親。也就是說，自從有人類的社會活動就有了詩歌，最早詩與歌形影不離。詩歌來自民間，起源于民歌。民歌起源于勞動、戰(zhàn)斗、情愛、娛樂、宴飲、節(jié)慶、祭祀等活動。民歌有曲調，也有唱詞。曲調有號子、山歌、牧歌、漁歌、秧歌、情歌、酒歌、茶歌、兒歌、戰(zhàn)歌等等，這些民歌一般有相對穩(wěn)定的曲調，歌者往往根據不同的場景編詞演唱，曲調相對固定，而唱詞則可隨機應變，甚至脫口而出，千變萬化。這種詩與歌結合的說唱形式從遠古一直延續(xù)到當代。如今在邊遠山區(qū)、少數民族地區(qū)仍然保留有山歌調、民歌調、對歌對唱等原生態(tài)民歌與曲藝表演形式，甚至在當代舞臺上，依然也可以看到像花兒、二人轉等依曲填詞的歌唱形式，這些實際上就是口口相傳的最原始的詩歌傳統(tǒng)。

文字和筆墨紙張的發(fā)明與使用推動著社會文化不斷進步，歌詞開始從民歌中逐漸分離并獨立出來，詩應運而生了。中國的《詩經》就是脫離了曲調而獨立存在的文學體裁。民歌中的“詩”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和創(chuàng)作，便產生了“有知識產權”的署名詩作，如屈原的《楚辭》就是這類作品，因而也就出現了詩人的稱謂。與此同時，作為歌唱的詩歌依然在民間、市井、樂坊以及上流社會流傳，詩與歌一路互相幫襯，并行不悖。

后來，社會的文明進步推動官方不斷提高詩歌與音樂的社會地位，于是秦漢出現了專門收集、整理、制作、創(chuàng)作詩歌和音樂的官方機構“樂府”，樂府詩歌便應運而生了。樂府詩歌大量來自民間，也包括文人的詩作。漢代是樂府詩歌大發(fā)展的時期，出現了一批代表作。這一時期，既有獨立存在的詩，也有詞曲結合的歌，前者如《孔雀東南飛》，后者如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此歌就是在祭祀沛宮原廟時用楚聲演唱的。

雖然詩已成為獨立的文體，但民間的歌與詞依然不離不棄，不過在民間，悄然出現了按照曲調填詞的趨勢，即所謂“依聲填詞”，古代樂工依照曲譜填詞或找文人填詞成為時髦，同曲異詞大量出現。從技術上講，識別曲譜比記歌詞更專業(yè)因而也就更困難些，普通歌妓能演唱歌曲卻未必能識曲譜，為了適應日趨活躍的民間娛樂活動的需要，手本歌詞傳抄盛行起來，這就是敦煌存有大批手抄本唐、五代民間曲子詞的社會原因。敦煌發(fā)現手本曲子詞的同時，還發(fā)現有當時記錄曲譜的手寫卷本，這就充分說明，當時詞曲只是分卷抄寫而并沒有完全分家。但不管怎么說，歌詞已開始脫離曲譜而被收集整理成集，雖未注明編者和作者姓氏，但獨立的歌詞集應運而生了，敦煌發(fā)現的《云謠集雜曲》等就是最有說服力的見證。

原生態(tài)歌詞貼近普通人的生活，受到廣泛的歡迎，但也有粗俗野浪的一面，歌伎或樂工為了迎合文人、富人和官人的趣味，除了收集整理大量民間歌詞外，還請文人雅士為舊曲填新詞，而不少詩人竟樂此不疲，于是大批文人雅詞流行起來，由于李白、劉禹錫、白居易、溫庭筠等大詩人的推波助瀾，他們的歌詞雅俗共賞，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追捧，甚至成為宮廷音樂的新寵，于是唐五代文人雅詞專輯《花間集》出版了，這就是我國第一部有編、作者署名的詞集。敦煌手本詞集和印本《花間集》的問世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有劃時代的意義，標志著歌詞創(chuàng)作從民間走上文壇，從粗俗走向高雅。但嚴格來說，不論是民間詞還是文人詞，依然沒有脫離曲調，依然沒有超越“依聲填詞”的發(fā)展階段。這個階段直到宋末尚未見收尾。

如果說唐代是律詩的鼎盛時期，那么宋朝則是格律詞發(fā)展的黃金時代。北宋時期，文人依聲填詞成為時尚，創(chuàng)作了大批高水平的詞作，從而也成就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大詞人。

宋代文人創(chuàng)作歌詞有三種辦法：一是依照舊曲譜填新詞，這是大量的，如柳永浪跡于秦樓楚館，經常應歌妓邀請?zhí)钤~，一經名妓傳唱，于是聲傳一世，牢籠萬方，“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以至于當時學詞文人“十之八九效柳永”，因此出現了第二種詞創(chuàng)作辦法，就是照名人范詞填詞；三是懂音律的文人索性自己創(chuàng)作新詞曲，即所謂自度曲。自度曲又以慢詞為盛，先聲奪人，別開生面。

南宋時有一部《樂府混成集》，又稱《樂府大全》，據史料記載，該書為官修刊本，共105冊，是古詞曲譜集大成之作，是當時演出和創(chuàng)作的重要模本，可惜在明清之際失傳，致使大批古曲從此無蹤可循，實為中國音樂文學史的重大損失。

就在古曲譜莫名其妙失傳之際，卻在明中葉產生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有使用價值的詞譜，那就是江蘇高郵人張綖（1487-1543）創(chuàng)制的《詩馀圖譜》，圖譜開“依詞譜填詞”之先河，固定了詞調正格和詞牌名，詞創(chuàng)作從此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韻律、聲律皆開始定型。張綖圖譜還別出心裁，開創(chuàng)了詞譜新標識，平仄、句讀、葉韻形象分明、一目了然，為后來精制詞譜提供了先例，有篳路藍縷之功。《詩馀圖譜》的刻印和傳播標志著中華詞創(chuàng)作開始進入完全脫離曲譜而按照詞譜來填詞的時代。在《詩馀圖譜》基礎上，清代先后出版了萬樹《詞律》（1687）和《欽定詞譜》（1715年）等權威性工具書，中華詞創(chuàng)作從此有章可依，走上了規(guī)范化的道路。“欽定詞譜”簡稱為《詞譜》，因是康熙皇帝錘定，于是就成了填詞的“鐵律”。也就是說，填詞必須靠譜，不能離譜。這既是約定俗成，也是官制的游戲規(guī)則。后人填詞，盡管有種種異議，也有許多實際的突破，但至今無人能撼動《詞譜》的權威性。

但這是不是說《欽定詞譜》已經盡善盡美了，詞律可以一成不變了呢？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習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規(guī)矩。語言在發(fā)展，語言的聲律也在發(fā)展，文學理念也在發(fā)展，詞的創(chuàng)作實踐也在發(fā)展，詞譜自然也要與時俱進，也有必要在發(fā)展中進行修訂。

首先，古今漢語的聲律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古入聲在普通話中已經消失，分別演變?yōu)槠缴先ヂ暎袢死首x古詩詞時，平仄律必然隨之發(fā)生變化。例如，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首句：“我失驕楊君失柳”中的“失”字，古讀入聲，是仄；今讀平聲。按照古漢語朗讀現代人接受不了，若按照現代漢語讀音又不合欽定詞譜格律，怎么辦？從古還是從今？

再如，古人制作《水調歌頭》，多少與水有關，而后人作水調，則可以與水毫不相干。詞牌與內容毫無關系，純粹是一種詞調的格式，一種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