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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維奇被譽為俄羅斯音樂史上，繼柴可夫斯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這兩位先后活躍于 19 、20 世紀的音樂大師，各自又代表了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兩端。 如果說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彌漫著詩意、憂郁，多愁善感，音樂語言精巧細膩，那么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則如曠野中的咆哮，對苦難的砥問凜冽如刀割。 Shostakovich，1906－1975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杰出的音樂家，一生卻都在斯大林紅色恐怖的暴政下，戰(zhàn)戰(zhàn)兢兢生存。晚年的肖斯塔科維奇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說：“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 伏爾科夫同情的看著這位蘇聯(lián)最負盛名的音樂家：圓圓的鏡片，蓬松的頭發(fā)，尷尬無措的眼神中，透露著一種畏懼。這張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長，而一個時代對一顆靈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擠壓，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xiàn)。 1. 當我們臟時愛我們 1934 年，肖斯塔科維奇 29 歲，已經(jīng)發(fā)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蘇聯(lián)音樂界最閃耀奪目的新星。這一年，他的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在列寧格勒舉行首演，好評如潮，不久開始在歐美各國公演。一時間他集萬千寵愛于一身，隱然已是蘇聯(lián)音樂第一人。 但這部紅極一時的歌劇卻惹惱了一個人。1936 年，斯大林出席觀看了該劇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還沒結(jié)束便憤然離場。1 月 28 日，一篇題為《不是音樂是混亂》的文章出現(xiàn)在《真理報》上，對這部歌劇及其作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所有人都知道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誰，風向一下轉(zhuǎn)變。各大報紙和樂評人紛紛對《真理報》利爪下的獵物口誅筆伐，各省的工人與農(nóng)民聚集在廣場上揚聲抗議。轉(zhuǎn)眼之間，肖斯塔科維奇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讀到這篇文章的，憤怒與恥辱令他透不了氣，不久他更悲哀的發(fā)現(xiàn)，昨日還對他笑臉相迎，贊不絕口的朋友們，突然一心要將他拉入地獄。 然而，就在憤怒過后，恐懼卻如潮水般襲來。這一年，蘇聯(lián)的大清洗進入高潮，2000 多萬知識分子被處決，或莫名其妙地失蹤。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或許也同樣在劫難逃。 不過所幸的是，最終他幸免于難。因為斯大林知道，這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對他的統(tǒng)治，是種有益的裝飾?！八勾罅窒矚g把一個人與死神面對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讓這個人按著自己的旋律跳舞?！彼f。 最終他選擇了屈服，公開做了檢討。一年后，作為贖罪，他完成了《第五交響樂》，將它獻給斯大林。這部作品為他贏回了一度失去的聲譽，令他正式成為蘇聯(lián)音樂界第一人。 這場風波使他后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時常問別人：“如果你處于我的位置，你會怎樣?”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列比亞德金上尉詩四首》中，主人公是一個可憐蟲，被人像狗一樣殺死。他為這個人配了充滿柔情的音樂，他說：“當我們臟時愛我們，別在我們干凈時愛我們。干凈的時候人人都愛我們?！?/span> 2. 做個渺小的提琴手 他本質(zhì)上是一個蔑視強權(quán)的人，卻不幸有著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無心成為極權(quán)之下的殉道士，于是便只有與當局保持表面的妥協(xié)與合作。 和俄羅斯歷史上許多呆在暴君身邊的文藝家一樣，他選擇成為一個癲僧。這是俄羅斯民族特有的族群，類似于中國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們用瘋癲的行為化解暴君的猜忌，偶爾甩出一兩句尖刻銳利的話語，投進黑暗如水的專制體制之中。 在令人窒息的高壓環(huán)境中，所有人都變得卑微而膽怯。他說：“那個時候，為了說個笑話，你就得把客人帶到浴室里去。你得把水龍頭開的大大的，然后把這個笑話低聲告訴他。甚至笑也得輕輕地笑，用手捂住嘴笑。” 他的兩位好友兼保護人，蘇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與先鋒派導演梅耶荷爾德，都在大清洗中被處決了。梅耶荷爾德被逮捕時，后悔自己沒有成為一個普通的小提琴手。而 44 歲的元帥，在被捕前居然有著相同的心愿。 “這種巧合使我感到驚訝和可怕。一位是名導演，一位是著名的將領(lǐng)——突然都希望做一個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只想坐在樂隊里拉拉小提琴。” 唯一高高在上的只有斯大林，他熱衷干預一切文藝創(chuàng)作。他被斯大林命令與另一位音樂家哈恰圖良合作，為新國歌譜曲?！斑@個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圖良和我風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們不得不服從?！?/span> 一共有四首新曲參加了評選，評判專家們認為他與哈恰圖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許修改。斯大林問他，需要用多少時間？他想說 5 分鐘，但怕這樣會被認為過于草率，于是改口說 5 個小時。 結(jié)果斯大林還是皺起了眉頭，最終他們的曲子落選了。哈恰圖良事后責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個月的時間，也許我們就勝了……”
3. 我的交響樂多數(shù)是墓碑 《第七交響樂》是他獲得世界性聲譽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對俄國人還是對美國人來說，二戰(zhàn)時蘇聯(lián)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寧格勒交響樂》——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 1941 年到 1944 年，是蘇聯(lián)抗擊納粹德國侵略的艱苦歲月。德軍將列寧格勒團團圍住，聲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將列寧格勒從地圖上抹去。”在被圍困的 900 天中，城內(nèi)饑餓倒斃者僅官方統(tǒng)計就有 60 萬人。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肖斯塔科維奇在被圍困的最初幾個月里創(chuàng)作了這部作品。
1942 年 3 月 5 日，他出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劇院樂團一起，在空襲警報中完成了《第七交響樂》的首演。5 個月以后，樂譜被裝入戰(zhàn)斗機，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將它投入列寧格勒。 此時餓殍滿城的列寧格勒，已經(jīng)湊不齊一支完整的樂隊。首次排練時只來了 20 個人，一半的樂手都是被擔架抬來的，骨瘦如柴的指揮甚至揮不動指揮棒。
僅經(jīng)過一次 15 分鐘的排練后，《第七交響樂》在列寧格勒大劇場首演了，饑餓的人們從四處聚攏進來，在德軍的隆隆炮聲中，樂團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許多樂手在結(jié)束的一剎那暈厥過去。 《第七交響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對蘇聯(lián)軍民士氣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將它宣傳為反法西斯的頌歌，并得到了盟國的好評。
1942 年 7 月 19 日，數(shù)百萬美國人在電臺里第一次聽到了這首氣勢恢弘的音樂，《時代》雜志將作曲家身著消防制服、頭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在他留守列寧格勒的日子里，他還是一個稱職的民兵。 這也是他最富爭議的一部作品，蘇聯(lián)官方宣揚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后發(fā)表的自傳中，他推翻了這一說法：“《第七交響曲》是戰(zhàn)前設(shè)計的，所以，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勒進攻下有感而發(fā)。侵犯的主題與希特勒的進攻無關(guān)。我在創(chuàng)作這個主題時，想到的是人類的另一些敵人?！?/span>
“我毫不反對把《第七》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樂》，但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壞，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毀掉的列寧格勒?！?/span> 音樂藝術(shù)本身的多義性，幫他隱藏了這個秘密。在他一生創(chuàng)作的 15 部交響樂中，多部作品都埋藏著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認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響樂》。
官方對它的定義是充滿歡欣與光明，但與他處境近似的作協(xié)主席法捷耶夫聽出了異聲，他在私人日記中寫道：“《第五交響曲》的終曲是無可挽回的悲劇?！?/span> 他說：“我的交響樂多數(shù)是墓碑……我愿意為每個受害者寫一首樂曲，但是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nèi)w?！?/span>
4. 俄羅斯的良心 1948 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壓。2 月，蘇共中央對他作了嚴厲批評，他已寫成的第一小提琴協(xié)奏曲，被認為含有“形式主義的危害”而未能公演，從此他中斷交響樂寫作達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彎曲著身子順從權(quán)力，除了傀儡樣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寫像“森林之歌”和“陽光照耀祖國”一類的音樂。 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卻不時迸發(fā)出鋒利的光芒。他和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兩大御用文人，但他嘲笑這位蘇聯(lián)第一詩人：“在他的詩中，他蔑視巴黎和美國，但是他卻喜歡去巴黎買襯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揀到一支美國鋼筆的話，他也愿意爬的?！?/span>
終其一生，他都不愿與來蘇聯(lián)訪問的左翼知識分子們交往，不管這人是蕭伯納，還是羅曼·羅蘭。他不信任這些西方人道主義者，盡管他們宣稱喜愛他的音樂。 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俄羅斯的良心”。他欣賞斯特拉文斯基，贊美他的傲慢：“斯特拉文斯基對這些偽君子（蘇聯(lián)文化官員）中的一個人，沒有伸出手讓他去握，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這個偽君子只得去握手杖，證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span>
但他始終是斯大林粉飾太平的工具。1949 年，他被派到紐約市，以蘇聯(lián)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與科學會議。在會場上，一個翻譯為他代讀發(fā)言稿，既攻擊美國窮兵黷武，又對蘇聯(lián)的文藝成就大唱頌歌。 然后，表演進入高潮部分，一個蘇聯(lián)官員當眾問他：“你是否認為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反動透頂？”他的嘴角和面頰開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說：“是?！?/span>
13 年后，“帝國主義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蘇聯(lián)，立刻來看望他。兩人四目相對，卻無話可說。好一會兒，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我不喜歡普契尼。你呢？”“我也不?！彼卮?。 這是談話的開端，也是終結(jié)。就是最沒想像力的人，也不難揣測他那一刻的心情，那被人逼著向自己所敬佩的無辜者身上潑臟水的痛苦……
5. 回頭看，只有尸骨成山 晚年的他漸漸感到，束縛在自己身上的網(wǎng)越收越緊。站在蘇聯(lián)音樂界榮耀的峰巔，他卻禁不住害怕。作為一個時代的幸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擔心死后的形狀。 在他生命的最后 4 年，他與年輕的音樂家伏爾科夫成為密友。在伏爾科夫的鼓勵下，他決定秘密口述一部回憶錄，將真實的自己和真實的歷史告訴大眾，從而糾正那個“令人心碎的奴顏卑膝的形象”。
他為伏爾科夫提供材料，講述往事，肆意評價那些曾經(jīng)的風云人物。在伏爾科夫完成寫作后，他通讀了全書，并逐章簽名確認，同意在他死后將書稿送西方出版。 1975 年 9 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東西方陣營各取所需，大卸八塊。蘇聯(lián)宣稱他是“國家最忠實的兒子”，西方國家則稱他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蘇維埃政權(quán)堅定的信徒。”
一切仿佛蓋棺論定，但他的幽靈卻從強權(quán)與意識形態(tài)的銅墻鐵壁中鉆了出來，并順手打了它們一記響亮的耳光——1976 年，他的回憶錄被伏爾科夫帶到了國外。幾年后，回憶錄面世，題名《見證》。 這是他一生哀樂的見證，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往事已然如煙，生靈早已涂炭，回首前塵，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悵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爾科夫講述往事的時候，時常忍不住說的那樣：“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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