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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本文是靳希平教授翻譯的Donn Welton 《另類胡塞爾》導論部分，“外國哲學研究”公眾號分上中下三期發(fā)表。感謝靳希平教授授權“外國哲學研究”公眾號推送，這里推送的文本為譯者的工作稿，與出版社最終出版的版本個別地方略有出入。 五、對胡塞爾的全面的解讀 針對上述情況，本書之目的乃是對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方法進行全方位的解讀，也就是說，通過分析胡塞爾對自己現(xiàn)象學研究計劃的無休止的重新表述，全方位地理解胡塞爾的方法。由于我們打算穿越對胡塞爾理論的淺層閱讀，深入到各種理論背后的內在邏輯、內部動機和各自的意向性結構中去，這就使我們的任務變得更為復雜。而且，如果我們讓自己被拖入汗牛充棟、差異繁復的胡塞爾研究文獻的辨析中，我擔心在這荊棘叢生的小路上，我們的工作就會變得步履緩慢，永遠也看不到研究對象的全貌。[i]本書的主要目標，并不是去重構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某些部分或者某些特殊領域；我們是要力圖對胡塞爾現(xiàn)象學方法進行整體的把握。我們這項工作是要公開對抗關于胡塞爾的“標準化圖像”，與其背道而馳。按照“標準化圖像”從事解讀的學者中的絕大部分學者，不是完全忽視整體把握，就是用他們的“標準化圖像”取代整體把握。我們這里所反對的并不是他們的研究細節(jié)；我們反對的是這些解讀的共同分享的理論框架；我們不是反對那些織錦的具體走線，而是反對整個織錦。如果用更接近一般工作過程的解釋性瑕疵的話來講，那么，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并不是對整體織錦的局部分析，而是不能同意，他們把某一部分的具體分析，當作整個織錦的基礎構圖。這種混淆導致的結果就是，不能理解這些局部、細部是如何能聯(lián)系在一起，不理解它們是如何構成了一幅完整的圖畫。抽出某幾根彩線，以此代替五彩紛紜的整體圖案，這完全是不公正的做法。我們的重構工作是試圖一步一步地來重新編制整個織錦，希望能夠發(fā)現(xiàn)它的力量、它的構圖、它的深度、甚至包括發(fā)現(xiàn)它的尚未完成的那個體系。從這一點出發(fā)，我們還可以提出另一點來說明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不僅要通過重構的嚴格性，恢復胡塞爾思想的本來面目，還要通過對通常所說的先驗現(xiàn)象學的內容的重要拓展，指出它持久的活力，以此來恢復哲學的正確形象。在我看來，“標準化圖像”頂多給我們提供一個胡塞爾現(xiàn)象學方法之視野的刪節(jié)本。我們的工作則是通過努力去開辟一個新的基地，使我們不僅能理解胡塞爾現(xiàn)象學方法的內在邏輯（本書第一部分內容），而且還可以理解它的合理性（本身第二部分內容），以及它的理論承諾（本身第三部分內容）。 我們這個研究的目的不是去駁斥關于胡塞爾的標準化圖像，而是提供另外一種胡塞爾的形象。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把整個胡塞爾思想作為一整幅作品來把握。這是一項難以置信的艱巨任務。因為胡塞爾是一位十分復雜的思想家，又是一位多產的思想家。我們的解讀只能是提綱挈領的。只有在處理胡塞爾現(xiàn)象學方法的更宏觀、更基本的問題極其需要時，我們才會涉及到一些十分具體的特殊問題。我們的這些工作并不是要表明，胡塞爾改變了他的理論的特殊的視角，擴大了他的時間觀念，或者改變了他對明證性的看法，等等。因為我們這里關心的不是個別的具體結論和具體原理。我們關心的是整個體系的建筑原則。我們的策略是要證明，胡塞爾對其方法的笛卡爾式的表述，只是“初次”表述，而不是最終的表述；而且，當胡塞爾在的理論中通過對現(xiàn)象學的“靜態(tài)”分析與現(xiàn)象學的“動態(tài)發(fā)生”分析做出成系統(tǒng)的區(qū)分，并用以拓展他方法的時候，胡塞爾已經走出了“笛卡爾式表述”的局限性之外。我將努力指明，“靜態(tài)”現(xiàn)象學與“動態(tài)發(fā)生”現(xiàn)象學的區(qū)分，為我們提供了關于胡塞爾的“另外”一個方法論來源。無論是胡塞爾的繼承者還是胡塞爾的批判者，在原則上都未觸及到這個方面。[ii]。 同時，我們的工作也是一種哲學的解讀：它關注的是先驗現(xiàn)象學的研究方案的能量與繁育能力（viability）問題。如果我們能夠俯瞰胡塞爾方法的真正的范圍和它的序列次序[iii]，我們也就可以開始看到其中的斷裂和張力[iv]。我們對它總圖的說明（本書第一部分）將引導我們去接觸胡塞爾自己的內在批判（本書第二部分），這些內容見之于胡塞爾大量的工作手稿，以及1920年代和1930年代無休止地工作中誕生的大量書稿中。我們要努力去發(fā)現(xiàn)，這些內在批判如何使得胡塞爾變成了他的“另外”一個自己。 我們這種研究的目的，是從范圍和局限性兩個方面，對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方法加以總結，將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并在這個過程中，利用它的特殊的力量，重新激活它的某些部分。這不僅僅涉及對胡塞爾的解讀的爭論。因為，我希望通過對胡塞爾方法的適當的重構，能夠為我們提供一條指導線索，讓它引導我們走出我們面臨的某些不確定性。隨著動態(tài)發(fā)生方法的提出，以及隨著成體系的現(xiàn)象學的形成，并且隨著他思想中最重要的關于“諸視域（horizons）”這一觀念的引入，胡塞爾就成為第一位直接面對“諸語境（contexts）”問題的先驗哲學家。當使用“諸語境”這個概念，重新對世界觀念作了結構調整之后，當重新整理出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在這一問題的上的關系之后，我們就有可能轉去研究，這個觀念對意義理論所能產生的結果（本書第三部分）。 值得慶幸的是，對于胡塞爾已發(fā)表的著作和未發(fā)表的資料，許多思想家曾經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從多方面已經做過研究，并對被我稱之為胡塞爾“標準化圖像”發(fā)起過挑戰(zhàn)和批判。第一個在方法論問題上提出全新洞見、為我們的研究開拓了基地的是路德維?！ぬm德格里博（Ludwig Landgrebe）的文章“胡塞爾對笛卡爾主義的背離”。[v]這篇文章最初發(fā)表于1962年。該文對胡塞爾的《第一哲學》一書做了十分詳實的分析。《第一哲學》收入了胡塞爾于1923年至1924年作的關于論方法基本問題的一系列演講。蘭德格里博的文章發(fā)表之后，相繼有許多相關的重要研究成果問世。他們分別從胡塞爾晚期文本的視野出發(fā)，探討了胡塞爾思想的某些方面。比如Klaus Held關于時間性的研究，[vi]Elmar Holenstein關于聯(lián)想的著作，[vii]Paul Janssen和David Carr對歷史的總結，[viii]Vasquez Hoyos 對目的論的考查，[ix]Guido de Almeida感知理論的討論[x]等等。John Drummond就胡塞爾的“意向性”觀念提出了重要問題，通過這一問題而提出了他的基礎主義的綱領和研究計劃。[xi]Robert Sokolowski也對胡塞爾的方法問題的不同側面給出過十分清晰的分析，比如他對本質直觀的分析，對本質變換的分析，對方法論上的唯我論的作用的分析,盡管這一研究并沒有把討論的焦點放在動態(tài)發(fā)生分析本身上。這些研究豐富和突出了被胡塞爾視為其思想之核心那些內容。[xii]但是這些成果均被“標準化圖像”的支持者置于不顧。 但是上面提到的這些思想家僅就與他們研究的問題相關的方面，處理、討論了胡塞爾的方法論問題。就我所知，就直接討論方法論而言，自從Landgrebe的文章發(fā)表以來，只有4項研究充滿洞見，超出了“標準化圖像”的局限。但是其中三項研究都是導論性的。比較全面的研究只有Antonio Aguirre的工作。[xiii]導論性的工作是由David Carr提供的，[xiv]而較新的導論工作是Klaus Held做出的，[xv]最新的文獻是Ruldolf Bernet, Iso Kern以及Eduard Marbach的工作。[xvi]其中的每項工作都十分清晰明了。讀者將會在本書中看到，我們的討論對他們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鑒。從上述事實出發(fā)，可以大膽斷言，本書是英語世界中第一部專門重構胡塞爾的方法之整體的專著。正因為如此，我對問題的處理與上述各位學者均不相同。在本書中，我強調的是胡塞爾的方法的系統(tǒng)性，并努力論證，本構分析與動態(tài)發(fā)生分析的區(qū)別，而且進一步對胡塞爾的分析之一致性提出了挑戰(zhàn)。在本書殺青之際，一本新的、重要的、真正具有開拓新基礎的著作剛剛問世，這就是Anthorny Steinbock 清晰的研究：這本著作可以看作我的分析的補充。該書的工作的出發(fā)點與本書第一部分的結果相重合。[xvii]另外需要指出的還有Iso Kern的許多重要的歷史性的研究[xviii]，以及Karl Schuhmann的材料異常詳實、十分有幫助的年表[xix]——我在本書中經常將二者配合使用。他們的工作使我們有可能準確的追述1910年至1936年之間胡塞爾手稿中的思想的發(fā)展線索。Dorion Cairn同胡塞爾本人對話的回憶，對胡塞爾1931年和1932年思想的研究特別有用。[xx]最后還有Eugen Fink對《笛卡爾沉思》一書的加工工作，以及Ronald Bruzina對Fink和胡塞爾之間關系的杰出研究，在胡塞爾整體研究計劃的整理問題上提供了重要證據。[xxi] 六、文本依據 當然,任何對胡塞爾的解讀，我們都應該把公開出版的著作放在中心地位。但是同時，我們又得像胡塞爾本人評估這些公開出版的著作那樣來評價它們。讓我們舉幾個例子來具體說明，假如只用胡塞爾本人發(fā)表的著作的話，我們會在解讀胡塞爾的道路上造成什么樣的困難。假如我們只把《邏輯研究》(1900-1901)[xxii]，《大觀念（I）》（1913）[xxiii]，《形式與先驗邏輯》（1929）[xxiv]作為胡塞爾的發(fā)表的基本著作的話，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在它們之間——特別是在最后兩部著作之間——間隔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其中的每一部著作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現(xiàn)象學“導論”；每個“導論”都把對主體的一般性結構的特征刻畫，當作自己的基本目的；它們都是將主體性（subjectivity）理解為“邏輯理性(logical reason)”。[xxv]從這一點看，這些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基本理論框架，實際僅僅是被胡塞爾稱作“靜態(tài)現(xiàn)象學”的那些內容，這一點不會令人不感到奇怪。 但是，認真研究過胡塞爾的全部工作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這些公開發(fā)表的作品背后——經常是在這些研究的過程中，特別是后面那兩個著作的胡塞爾工作手稿里——胡塞爾對“動態(tài)發(fā)生”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他1905年與1910年之間關于空間與時間的涉及范圍廣泛的講座，是他的動態(tài)發(fā)生分析的前期準備工作。[xxvi]這些講稿寫于《大觀念（I）》發(fā)表之前?！洞笥^念（I）》發(fā)表之后，1918年到1920年，他又寫下兩份手稿，作為對上述講課稿的補充和深化。[xxvii]現(xiàn)在被收集在《被動綜合的分析》一書中的1918至1926年間寫作的講課稿和研究手稿也能證明了這一點。他第一次對感知的動態(tài)發(fā)生性說明和邏輯的生成論所作的持續(xù)嘗試的手稿，原來是準備放在《形式的與先驗邏輯學》中的準備性考察部分，[xxviii]但胡塞爾認為，這些研究內容可能是為大家公認的、顯而易見的想法，所以，將它們排除在該著作之外。最后，該書便集中于它的邏輯結構的分析工作。只是在附錄中，他才轉回到動態(tài)發(fā)生方面的內容。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1925年胡塞爾作的關于《第一哲學》的講演，其中涉及到對方法論廣泛的反思。有意思的是，胡塞爾從來沒有出版他的《笛卡爾沉思》一書的德文版。[xxix]胡塞爾一直在對該書的德文稿進行廣泛、全面的修改，但最終未能完成，被置于一旁。最后他把進一步加工的工作交給Fink去做，[xxx]以便自己集中時間加工他的另一手稿。這里所說的另一手稿，就是今天眾所周知的《危機》一書。所以，不管有多少困難，也不管有多復雜，只要我們希望占領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全部領域，我們必須深入到這些手稿中去。 胡塞爾把上述他的那三本書全都稱之為“導論”，其中的緣故是三個很長的故事?！洞笥^念（I）》是在緊張而倉促的工作中完成的，前后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xxxi]他把該書作為晉升教職的墊腳石。1921年在給羅曼·英嘎登的信中，胡塞爾說，他很惋惜，英嘎登來弗賴堡太早了,[xxxii]英嘎登如果晚一些時候來,就可以參加他 四個學期的緊湊講課了,那樣，你就會對我的整個視野有更全面了解。的確，我的工作有了長足進展，盡管我沒有拋棄《大觀念（I）》，（只是其中許多具體的分析，遠遠低于我的手稿的水平），但是我在體系方面的工作有了更大的進展，在所有原則性問題上都更加完善了。[xxxiii] 胡塞爾這里提到的這一時期講授的課程，指的很顯然是關于先驗邏輯的課程。首先是1920／21年冬季學期的講稿，后來部分發(fā)表于《被動綜合分析》一書中。這個文本對于我們的方法重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將在本書第二章里介紹他的這項工作。無論如何，胡塞爾本人的這些評論以及本書第二、五、六章中所引用的支持這些評論的其他引文，足以警示我們，任何胡塞爾的分析解釋者企圖只依靠《大觀念（I）》來得出關于胡塞爾方法的最終論斷，都是不正確的做法。 順便還要談一談1928年發(fā)表的《內在時間意識現(xiàn)象學》一書的類似情況。這是德里達把胡塞爾的哲學批判為“當下哲學”的文本依據。這是一本討論具體原理的著作，并不直接關涉方法論問題，而且，這也是一個較早期的文本。它幾乎完全是從1905年到1910年的講課稿中抽取出來、編輯而成。1917年由Edith Stein的編輯成為一個獨立文本，1926年又經海德格爾之手而成定本[xxxiv]，Bernet就這個文本編輯困難做了杰出的考據工作。他的工作向我們指出：①該書在第一部分中，過去使用的Urimpression（原始印象）這一概念，在1910年的文本中已經被改正過來，而且，后者已經超越了發(fā)表的文本，應該把1910年的文本加入到發(fā)表的文本中去。②這個關于時間性的文本的表述，經歷了從1893年到1917年這一段時間的發(fā)展，有一個十分明確的發(fā)展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在已發(fā)表的文本并沒有得到任何反映。[xxxv]胡塞爾準備交付出版的著名的“貝爾瑙（Bernau）手稿”也是論時間性的。這是胡塞爾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xxxvi]最后，胡塞爾對于海德格爾的編輯工作以及他寫的導論十分不滿。Cairn根據他同胡塞爾的個人談話，報告說，胡塞爾對該編輯工作的態(tài)度是： 已發(fā)表的文本很難看出早期講演錄在整個體系中的位置，再加上發(fā)表時用了海德格爾那很不充分的導論，這是胡塞爾對該書出版十分不滿的主要原因。[xxxvii] 胡塞爾對于他的時間講演錄以現(xiàn)在這個樣子出版，感到十分遺憾。假如Fink還在任他的助手的話，他們將合作、加工后期的時間講演錄。[xxxviii] 《形式與先驗邏輯》一書（1929年）是胡塞爾在2－3個月內完成的。1928年11月或12月開始動手，1929年的一月就已經完稿。[xxxix]也許由于他急于準備我們今天稱之為“巴黎手稿”的工作（這是1929年2月23日和25日在巴黎Sorbonne作的兩次報告），使他未能像平時那樣，回頭再次審讀、修訂《形式與先驗邏輯》一書，便直接交付出版。而按照以往胡塞爾的習慣，在未經認真修訂之前，他從來不會將書稿交出印刷的。但是，還有一種更好的解釋：這是一個胡塞爾更滿意的導論，而且，他使用的一些觀念——比如批判、興趣、交互主體性等概念——是他成熟思想的核心概念。但是令人驚奇的事實是，分析家、解釋家、批判理論家對此書很少予以關注。 另外一種看待胡塞爾本人發(fā)表的作品的視角是，把它們看作胡塞爾持續(xù)不斷的工作的許多片斷。它們或者是有幸被收集在一起，加以修飾，在胡塞爾對它們重新構想之前，交給出版社；或者他決定把它們看作導論，因此，僅作為導論而對它們感到滿足。如果真是這種情況，我們就無法在已發(fā)表的著作和未發(fā)表的手稿之間劃一條固定的界限，盡管我們想要關注不同手稿的各種不同的質量時亦是如此。 1929年的巴黎講演就沒有《形式與先驗邏輯》那么幸運了，盡管胡塞爾決定出版它，準備了一個高度擴展的、多處修改的稿本，交人去譯成法文，該文本在1931年以《笛卡爾式的沉思 (Méditationscartésiennes) 》為題問世，但胡塞爾很快就對該版本感到不滿，開始了新稿的寫作。但是《笛卡爾式的沉思》從來沒有獲準用德文出版。[xl]也就是說，被稱之為《笛卡爾式的沉思》的文本是胡塞爾決定不予發(fā)表的稿本，盡管他從未猶豫過，建議初學者去讀法文版《笛卡爾式的沉思》。 胡塞爾本人對手稿的評估，是強調胡塞爾手稿的重要性的更強有力的根據。從《大觀念（I）》（1913年）到《形式與先驗邏輯》之間相距十六年。這十六年是胡塞爾最多產的時期。在這期間他寫作量之巨大，讓人難以置信。但所有這些創(chuàng)造性成果，都只是以手稿的形式保留下來。這個時期的文本中，最重要的是其中那些細心加工過的講稿：就它們消耗過的胡塞爾超常的精力和寶貴的時間來看，一點不亞于已發(fā)表的著作，有的時候甚至更多。如果不注意這些文本，就是忽略了胡塞爾研究工作的最富創(chuàng)造的成果。當然，這個時期也是一個最令人沮喪的時期。胡塞爾反反復復地草擬出版計劃，但是這些計劃都被他所看到的新問題所破壞。胡塞爾的精力被新問題所吸引：已經寫了上百頁的手稿被置于一旁?？磥碇挥小缎问脚c先驗邏輯》（1929年）是一氣呵成、直接出版的著作。頂多加上蘭德格里博從胡塞爾無數份討論邏輯學問題的手稿中快速編輯而成、最后于1938年出版《經驗與判斷》一書。只有這兩本書打破了這個怪圈。但它們的出版均在胡塞爾從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之后。后來，于1931年在給Alexander Pfaender的信中，胡塞爾談到這些極端困難的年代時寫到： 從1912年秋天開始，我就著手修訂我的《大觀念（二）、（三）》的初稿。但是嘗試中，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不足，于是便形成了各種新的問題。這些視域開放在那里，它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具體的樣式。我開始被新的、具有高度理論性的研究所吸引，（個人（person）現(xiàn)象學和高階的人格性（personality）現(xiàn)象學；文化現(xiàn)象學；一般的人類及周圍世界現(xiàn)象學；關于“同情（empathy）”先驗現(xiàn)象學；先驗交互主體性的理論；先驗感覺論；把世界純粹作為經驗的、時間的、個體化的世界之關于世界的現(xiàn)象學；關于被動性之構成成果的理論，即聯(lián)想現(xiàn)象學；邏格斯現(xiàn)象學；“形而上學”的現(xiàn)象學問題，如此等等。）這些問題的研究一直貫穿著整個弗賴堡時期(1916-1928年)。這個時期充滿了緊張的勞作；手稿堆積如山，很少得到進一步整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顧慮也不斷增長：如今我這個年紀，不知還能否完成我所面臨的所有這些任務，以便得出結論。充滿激情的工作，不斷給我機會，讓我重新審視，讓我重新消沉。最后，留下來的是一種普遍的、消沉的基本情緒，一種危險的自信的失落。[xli] 毫無疑問，他是在異常陌生的領域中不斷開拓新途徑的先驅，這使得胡塞爾標準嚴格，永無休止地進行探索。陌生的領域和新的途徑這二者使得胡塞爾不斷對他的工作成果重新進行表述，迫使他不斷回到新的開端。他生活于其中，在其中痛苦掙扎。1922年，當對成體系的現(xiàn)象學進行加工時，在胡塞爾給那托普的信中，這一點看得再清楚不過了。 我比你的處境更糟，因為我的絕大部分工作都被淹沒在我大量的手稿中。我無力完成我的工作，對此我?guī)缀醺械浇^望。我很晚才——一部分是直到今天才——達到全面、成體系的思想——雖然這種成體系的思想是以前的具體的研究所要求的——，但是現(xiàn)在(成體系的思想)要求我對以前的工作做全面的加工。一切都處于重新結晶的階段。我就是竭盡人力之所能，也只能是為我身后的遺著工作而已。[xlii] 在“標準化”的胡塞爾解釋中，人們幾乎從來沒有考慮過，在完全忽略手稿的情況下，能否對胡塞爾方法做出恰如其分的評論。1931年胡塞爾給Adolphe Grimme信中的說法，對這個問題給出了最終的答案：“確實，我的確認為，我一生絕大部分的最重要的工作，仍然躺在我的手稿中，難以加工處理，因為它們太過龐大。”[xliii] 但在最近十幾年中，隨著《胡塞爾全集》又有幾卷出版， 1918－1930年間這些成果豐厚時期的重要文本相繼問世，使得它們得以被研究者們加以利用。10卷書信也已面世。這些書信對我們的分析特別重要。這些書信可以幫助人們確定胡塞爾這段時間手稿地位[xliv]。我們將在分析重構胡塞爾的“成體系的現(xiàn)象學”計劃的形成過程中，充分利用這些信中的信息。 在認識到胡塞爾手稿重要性的學者中，有些傾向于認為，胡塞爾的靜態(tài)分析和動態(tài)發(fā)生分析的區(qū)別，反映的是早期胡塞爾與晚期胡塞爾思想之間的對立。毫無疑問，在胡塞爾的第一批著作中，動態(tài)發(fā)生分析的思想并未得到清楚地表達。但是，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做出這類區(qū)分的蛛絲馬跡，盡管十分不完整、經常十分含混。但就像我們已經指出的，動態(tài)發(fā)生分析在1920年代才被明確提出，但是當胡塞爾談及這些觀點的時候，總會提及更早些時候的工作。比如在《大觀念（I）》中，胡塞爾之所以完全排除任何時間性問題，并不是因為胡塞爾的這類研究尚不存在，而是因為他的靜態(tài)方法是對問題進行共時性的、結構性的處理，所以，是建立在將所有時間性機制的思考均懸置起來的基礎之上的。在本書中，我們將把早期著作中的這種區(qū)別和對時間問題的排除，理解為動態(tài)發(fā)生研究的儲備。我們認為，在這些早期著作中，胡塞爾已經開始草擬動態(tài)發(fā)生方法，它們是這一方法誕生的基地。在早期，他已經勾畫了這類研究的草圖，然后加以擴大；到二十年代全面展開。我們認為，不應該把后期的新文本中的研究工作同早期工作對立起來。實際上這些后期工作在不斷發(fā)生轉變的過程中，不斷開辟著新的深度，盡管如此，它們仍然都是以胡塞爾已發(fā)表著作的工作為基礎、為領域的，而且還是對早期工作的支持。 我們是在對胡塞爾的深度解讀中，理解胡塞爾的思想發(fā)展。但是這里講得發(fā)展并非指時序上的發(fā)展，而是理解為邏輯上、體系上的發(fā)展。[xlv]如果愿意的話，我們也可以說，從他的方法的發(fā)展的系統(tǒng)性上，來理解他思想的歷時發(fā)展。我們做的這種探查工作，并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簡單地把重要的文本的分析羅列在一起是于事無補的。正如Dummett所指出的，“概念的歷史是充滿了發(fā)展的，是不可以依靠通常意義上的歷史研究來完成的?！?sup>[xlvi]我們所從事的工作應具有胡塞爾后期自己開始考慮的“深度測度誌（depth history）”的形式。這項方法要求我們一層一層的將胡塞爾的綜述撥離開，顯示其中不同的層次。胡塞爾在講到自己如何將自己的思想編制在一起時，他經常喜歡使用的形象化的說法是，不同層次的層層積淀(stratifiction)。大多數情況下，不同的層次（strata）熔在一起，或者混合在一塊，就像大多數的地質地層一樣：早期地層常常隆起，或裸露而出，成了表層，成了基原層。有時候我們能發(fā)現(xiàn)很長的一個早期片斷，如果它們被分離得十分清楚，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的區(qū)別。但是這一切都由于下述的情況而變得復雜：胡塞爾思想的發(fā)展過程是一個反向的層層積淀過程，不是從早期出發(fā)向上，逐步積淀建立后期的層次，而是從“上部”、從晚期出發(fā)，“向下”，滲透式的重新構建較早期的層次的過程。所以，我們從事的重建活動不是向上組建（Aufbauen），不是從一個不變的基礎出發(fā)，逐步構建一個穩(wěn)穩(wěn)站于基礎之上的安全的高大建筑。我們進行的是向下組建（Abbauen）的工作： 有秩序地去披露出在下面起著支撐作用的基礎本身，那些層次本身，也可以說，去尋找使基礎得以成立的基底。如果依據我們的建議從事這項工作，那么動態(tài)發(fā)生現(xiàn)象學的引入就不是拒斥靜態(tài)工作框架，也不是一種企圖把原來編織物的碎片重新拼湊成篇的拼綴工作，而是系統(tǒng)地、深入的分析那些胡塞爾的“導論性的”靜態(tài)分析立于其上的真正基礎的分析工作。如果我們是正確的話，那么我們發(fā)現(xiàn)的是一個分析哲學的胡塞爾解釋者根本沒有看到的胡塞爾現(xiàn)象學方法的領域，而且我們還會在胡塞爾的先驗分析中發(fā)現(xiàn)某些解構主義者認為不可能存在的深度。我們將發(fā)現(xiàn)一種方法，對這種方法的范圍和生命力，我們只不過剛剛開始有些理解而已。 注釋 [i]由于附錄內容回復了原稿的位置，所以此處刪去以下文字“當然，做這種限制還有另外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我把對胡塞爾解讀中的“標準化圖像”放到了附錄中，除了個別例外，我們在本研究的正文中不再仔細論及它們?！?-譯者注 [ii]我們正在處理的是胡塞爾的描述策略，或說明策略，并用它來理解胡塞爾進入現(xiàn)象學分析的眾多不同的途徑。我們必須等到第六章才能討論這一問題。我確信，關于這靜態(tài)分析和動態(tài)發(fā)生分析之間的對立是非常基本的；由此出發(fā)，我們便可能深化其方法；這一深化使我們得以回到關于“發(fā)出點”的問題的討論。關于胡塞爾進入先驗分析之路的最重要的研究，是Iso Kern的《胡塞爾與康德：關于胡塞爾與康德及新康德主義的關系之研究》，見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第16卷（The Hagne，MartonusNijhoff,1964）192－245頁。該書“胡塞爾哲學中先驗現(xiàn)象學還原的三條途徑” 這一章在略加修飾后，又發(fā)表在《哲學雜志（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上，見24卷（1962年）303－349頁。英譯見于：F。E。Histon和P.McCormick主編的《胡塞爾：解說與評價（Husserl: Expositions and Appraisals）》一書（Notre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77）126－149頁。 [iii]詳見本書第一部分。 [iv]詳見本書第二部分。 [v] Ludwig Landgrebe的“胡塞爾對笛卡兒主義的背離”一文是從胡塞爾本人的文本出發(fā)，指出胡塞爾的思想運動如何超越《大觀念（I）》中笛卡爾式研究綱領的第一篇文章。參見他發(fā)表在《Philosophische Rundschau》,第 9卷 （1962年），133－177頁的文章；該文后重印于他的文集《現(xiàn)象學之路（Der Weg der Ph?nomenologie ）》（Gütersloh: Gerd Mohn，1967），163－206頁；該文英譯見于Donn Welton主編的《胡塞爾現(xiàn)象學：六篇論文（The Phenomenology of EdmundHusserl: Six Essays）》（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1），66－121頁。 [vi] Klaus Held：《活生生的當下：胡塞爾對先驗自我的存在形式的追問——根據時間問題研究發(fā)展出來的思 想（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entwickelt am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見于《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第23卷（The Haque:Martinus Nijhoff,1966） [vii] Elmar Holenstein：《聯(lián)想現(xiàn)象學：論胡塞爾的被動起源的基本原則的結構和功能（Ph?nomenologie derAssoziation: Zu Struktur und Funktion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第44卷，1972年。 [viii] Paul Janssen：《歷史與生活世界：晚期胡塞爾思想研究之論文（Geschicte und Lebenswelt: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von HusserlsSp?twerk）》《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第35卷。David Carr：《現(xiàn)象學與歷史問題（Phenomenology and theProblem of History）》（Evanston Ill:NorthwesternUniversity Press,1974）。 [ix] Vasquez Hoyos:《作為責任性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t als Verantwortung）》《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67卷1976年。 [x] Guido Antiono de Almeida：《胡塞爾發(fā)生現(xiàn)象學的意義和內容（Sinn und Inhalt in dergenetischen Ph?nomenologie E. Husserls）》，《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第47卷，1972年。 [xi] John Drummond：《胡塞爾式的意向性和非基礎主義的實在論：意向對象與客體（Husserlian Intentionalityand Non-foundational Realism: Noema and Object）》（Dordrecht:KluwerAcsdemic Publishers,1990） [xii] Robert Sokolowski的《胡塞爾的構造觀念（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18卷1964年，以及《胡塞爾式的沉思：語詞是如何表象事物的（Husserlian Meditations: How Words Present Things）》（Evanston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 [xiii] Antonio Aguirre：《發(fā)生現(xiàn)象學和還原（Genetische Ph?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38卷，1970年。 [xiv] David Carr，“發(fā)生現(xiàn)象學（Genetic Phenomenology）”《現(xiàn)象學與歷史問題（Phenomen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第三章。 [xv]胡塞爾《現(xiàn)象學方法：文選（一）（Die ph?nomenologische Methode: Ausgew?lte Texte I）》一書的“導論（一）（Einleitung [I]）”（ Klaus Held主編，Stuttgart: Phillip Reclam，1985，5－51頁。）胡塞爾《生活現(xiàn)象學：文選（二）（Klaus Held主編Stuttgart: Phillip Reclam，1986， 5－53頁）一書的“導論（二）”。 [xvi] Rudolf Bernet，Iso Kern，and Eduard Marbach：《胡塞爾：其思想的描述（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漢堡：Felix Meiner Verlag，1989） 。英譯：An Introduction toHusserlian Phenomenology，（Evanston，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其中第七章關于“靜態(tài)方法與動態(tài)起源方法的關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c and genetic method）”是Kern所寫。 [xvii] Anthony Steinbock：《家里與家外（Home and Beyond）》（Evanston，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年）。 [xviii] Iso Kern編輯了由胡塞爾關于主觀際間性的相關文本組成的三卷本文集。他的文章見于為該文集寫的三篇長篇導論：《主觀際間性（Intersubjektivit?t）》第一卷“編者導論一（Einleitung[I] des Herausgebers）”xvii－xlviii?！吨饔^際間性（Intersubjektivit?t）》第二卷“編者導論二（Einleitung[II] des Herausgebers）”， xvii－xxxv；《主觀際間性（Intersubjektivit?t）》第三卷“編者導論三（“Einleitung[III] der Herausgebers） ”xv－lxx。。Kern的早期研究（也是這個主題方面的最優(yōu)秀的著作）在討論手稿材料方面也是不可多得的有用工具。見Iso Kern的《胡塞爾與康德:關于胡塞爾與康德及新康德主義的關系之研究（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über Husserls Verh?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一書。《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Vol，16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4）。 [xix] Karl Schuhmann：《胡塞爾年表：胡塞爾思想與生活的路（Husserl－Chronik: Denk－ und Lebensweg Husserls）》見《胡塞爾全集：文檔（Husserliana：Dokumente）》第一卷（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77年） [xx]DorionCairns《與胡塞爾和芬克的談話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由RichardZaner編輯，見《現(xiàn)象學叢書（Phaenomenologica）》，66卷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76） [xxi] Eugen Fink,《笛卡爾沉思（六）》第一部分“一種先驗方法論的觀念”，第二部分“補遣卷”，見于《胡塞爾全集，文檔（Husserliana，Dokumente）》卷2/1 和卷 2/2 （Vols. 2/1 & 2/2）（Boston: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Eugen Fink，《第六個笛卡爾式的沉思（VI. CartesianischeMeditation）》，第一部分（Part I），先驗方法論的觀念（Die Idee einer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第二部分（Part II），補充卷（Erg?nzungsband）。參見Ronald Bruzina，'譯者導論（Translator’s Introduction）,”英譯見：Eugen Fink，SixthCartesian Meditation:the Idea of a Transcendental Theory of Method，譯者為 Ronald Bruzina （Bloomington，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94），vii－xcii頁。也可參見 Ronald Bruzina，“讀Eugen Fink對胡塞爾‘笛卡爾式沉思’之加工改寫稿的筆記（Die Notizen Eugen Finks zurUmarbeitung von Edmund Husserls “Cartesianischen Meditationen）,” Husserl Studies，6 （1989），97－128頁;以及 Ronald Bruzina，“哲學工作中的孤獨與合作：胡塞爾與Fink（Solitudeand Community in the Work of Philosohy: Husserl and Fink），1928－1938,”見于 Man and World，Vol 22 （1989），287－314頁 [xxii]胡塞爾《邏輯研究》版本情況如下：《邏輯研究》，兩卷。 （Halle: MaxNiemeyer，1900 and 1901）；《邏輯研究》[修訂第二版]；《邏輯研究》，第一卷: 純粹邏輯導論（Prolegomena zur reinenLogik），Elmar Holenstein編輯,《胡塞爾全集》第18卷 （The Hague: Nijhoff，1975）;第二卷: 對知識之理論和現(xiàn)象學的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Ph?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第一部分，U. Panzer編輯：《胡塞爾全集》第19卷， （The Hague: Nijhoff，1984）；第二部分， U. Panzer編輯：《胡塞爾全集》第20卷 （The Hague: Nijhoff，1984）;依據習慣和方便查找，本文的引文均引自Niemeyer 出版社出版的Logische Untersuchugen（《邏輯研究》）第二版，并給出第二版頁碼。該頁碼也就是《胡塞爾全集》版的邊碼。 [xxiii]胡塞爾《大觀念（I）》的版本情況如下： 首次問世的題目為 《一種純粹現(xiàn)象學和現(xiàn)象學哲學的觀念們（Ideen zu einer reinenPh?nomenologie und ph?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第一卷: 《純粹現(xiàn)象學通》論（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nomenologie），見《哲學與現(xiàn)象學研究年鑒（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Halle: Niemeyer，1913），1－323頁。 第一次《胡塞爾全集 （Husserliana）》版為《一種純粹現(xiàn)象學和現(xiàn)象學哲學的觀念們（ Ideen zu einer reinenPh?nomenologie und ph?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第一卷: 純粹現(xiàn)象學通導論（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nomenologie）， 由 Walter Biemel,編輯， 《胡塞爾全集》 第 3卷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50）。 但是這一卷全集被后來由Karl Schuhmann 編輯的分為a, b兩卷的新的《胡塞爾全集》 第 3卷所取代：《一種純粹現(xiàn)象學和現(xiàn)象學哲學的觀念們（Ideen zu einer reinen Ph?nomenologie und ph?nomenologischenPhilosophie）》，第一卷：《純粹現(xiàn)象學通導論（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nomenologie）》，第二卷：《補充性文本（Erg?nzende Texte） （1912－1929）》，Karl Schuhmann編輯：《胡塞爾全集》，第 3/a 卷和第 3/b卷 （The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最好的英譯本是：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Vol 1: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Phenomenology， 由 F. Kersten翻譯，Collected Works,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Nijhoff, 1983）。鑒于《胡塞爾全集》有不同版本，我們的引文均根據Ideen I的原版頁碼引用。第一個英譯本是： Husserl,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由 W. R. Boyce Gibson翻譯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31）。由于Kersten 英譯要好的多，所以，英文翻譯均引自該譯本。 [xxiv]見前面腳注1。 [xxv]見書名：《形式與先驗的邏輯：邏輯理性批判的嘗試（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 [xxvi]見胡塞爾《 時間意識（Zeitbewusstsein）》；以及《物與空間（Ding und Raum）》。 [xxvii]它們就是著名的Bernauer手稿：論時間?，F(xiàn)在編為《胡塞爾全集》第33卷。關于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時間觀的比較研究，參見 Rudolf Bernet的文章，“胡塞爾和海德格爾論時間與時間性（Zeit und Zeitlichkeit beiHusserl und Heidegger）”，見于《現(xiàn)象學研究（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第14卷（Freiburg: Alber Verlag, 1983）。 [xxviii]參見我的文章 “胡塞爾現(xiàn)象學中的意向性和語言（Inten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見于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7 （1973），261－297頁。 [xxix]這個問題我將在本書第五、六章中仔細進行討論。 [xxx]這個文本一般被稱為“第六沉思”，它是由胡塞爾同Eugen Fink共同工作的結果。這個文本以及相關文件見Fink, VI. CartesianischeMeditation。 [xxxi]按照Cairns的報告，當胡塞爾被問及，他是如何寫作時，他給出了下述回答：“當需要寫某本書的時候，他就把所有的手稿推到一邊，在短時間內，不間斷的自由寫作?！洞笥^念（I）》和《形式與先驗的邏輯》就是分別在6周之內寫成的。在審讀校樣的時候，又對《大觀念（I）》做了某些補充。胡塞爾認為，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些補充的質量不及正文。”見Cairns的, 《談話（Conversations）》，61頁。 [xxxii] Ingarden 從 1912年夏季學期到1914年夏季學期在G?ttingen從胡塞爾學習。1915年夏季學期又一次來G?ttingen從胡塞爾學習；1916年夏季學期以及1916/17年冬季學期最后幾個月，他也同胡塞爾在一起。參見Schuhmann 在胡塞爾《書信集Briefwechsel》，3/3，175頁的注釋。 [xxxiii]見胡塞爾1921年12月24日給Ingarden的信，胡塞爾《書信集Briefwechsel》，3/3，215頁。 [xxxiv]見 Rudolf Boehm，“導論（Einleitung）,” 在Husserl, Zeitbewusstsein, xxxii－xxxiii頁。 [xxxv]見Rudolf Bernet, “導論（Einleitung）” and “編者的報道（Editorischer Bericht）,” 在Edmund Husserl的, 《關于內在時間意識現(xiàn)象學的文本（Texte zur Ph?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1893－1917）》，Rudolf Bernet 編輯的《內在時間意識現(xiàn)象學（Ph?nomenologie des innerenZeitbewusstseins） （1893－1917）》（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 1985），xi－lxvii頁，lxix－lxxiii頁。 [xxxvi]該手稿今天已經出版，見《胡塞爾全集》XXXIII卷。 [xxxvii] Cairns,《談話（ Conversations）》, August 17, 1931, 16頁。 [xxxviii] Cairns,同上, August 28, 1931, 28頁。 [xxxix]見 Ludwig Landgrebe的《經驗與判斷（Erfahrung und Urteil）》的“前言” 'Vorwort', v－xii頁；英譯：'Editor's Forward,'英譯本，3－8頁。 也見于Kern，的“導論（Einleitung） [III],” xvi頁。Cairns 的報告對此的記錄很有意思：“我剛到不久，胡塞爾就問我，我干了些什么。我回答說，我正在研讀《邏輯［指，《形式與先驗的邏輯》］》的第一部分。他問我遇到什么困難沒有。我告訴他沒有。他說，那么你已經有相當高的水平。他又繼續(xù)說，他已經記不得那里寫了些什么，他總是需要Fink告訴他，他以前的書里寫了些什么?！币奀airns: 《談話（Conversations）》, September 17, 1931, 32頁。這是《形式與先驗的邏輯》出版僅三年之后的事。 [xl]我在本書第五、六章里將對此做詳細的分析。 [xli]胡塞爾1931年1月6日給Pf?nder的信，見《通信集》，3/2，180頁。 [xlii]胡塞爾1922年2月22日給Paul Natorp的信，見《通信集》3/5，151－152頁。 [xliii]胡塞爾1931年3月5日給Adolphe Grimme 的信，見《通信集》，3/3，90頁。 [xliv]見他的《通信集》的腳注2，或者其中的書目。 [xlv]關于胡塞爾思想發(fā)展的關鍵階段的歷史重構，參見我的《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發(fā)展（The Development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該文是為我編輯《胡塞爾精讀：先驗現(xiàn)象學基本著作（The Essential Husserl:Basic Writings in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Bloomington，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時所寫的導論。該文可作為此處的簡要分析的補充。 [xlvi] Michael Dummett：《分析哲學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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