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們接著講加繆的《局外人》。

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任何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都會在作品整體中起這種或那種作用，給作品帶來這種或那種效果，剩下來還需要考察的問題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是屬于何種性質(zhì)、何種類別。

我們已經(jīng)指出，默爾索這個人物與傳統(tǒng)文學(xué)中的人物頗為不同，似乎屬于“另類”，甚至可以說，他身上那種全然不在乎、全然無所謂的生活態(tài)度，在充滿了各種非常現(xiàn)實的問題與挑戰(zhàn)的現(xiàn)代社會中，似乎是不可能有的。于是，對這個人物仔細加以觀照時，人們不禁會問：這樣一個人物的現(xiàn)實性如何，典型性又如何？

在入世、進取心強的人看來，默爾索的性格與生活態(tài)度顯然是不足取的。說得好一點，是隨和溫順、好說話、不計較、安分、實在；說得不好一點，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作風(fēng)散漫、放浪形骸，庸庸碌碌、渾渾噩噩……總而言之是現(xiàn)代社會中沒有適應(yīng)能力與生存能力的人。但實際上，加繆幾乎是以肯定的態(tài)度來描寫這個人物的。

塞萊斯特在法庭上作證時把默爾索稱為“男子漢”、“不說廢話的人”，這個情節(jié)就反映出了加繆的態(tài)度。 后來，加繆又在《局外人》英譯本的序言中，對這個人物做出一連串的贊詞：“他不耍花招，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里的局外人”，“他拒絕說謊……是什么他就說是什么，他拒絕矯飾自己的感情，于是社會就感到受到了威脅”，“他是窮人，是坦誠的人，喜愛光明正大”，“一個無任何英雄行為而自愿為真理而死的人”。

加繆對這個人物可謂是愛護備至，他還針對批評家稱這個人物為“無動于衷”一事這樣說：“說他‘無動于衷’，這措詞不當(dāng)”，說他“‘善良寬和’則更為確切”。在加繆自己對這個人物做了這些肯定之后， 我們再來論證這個人物反面的積極性，就純系多余了。

默爾索這個人物不僅得到加繆的理性肯定，而且對加繆來說在感情上也是親近親切的，他是加繆以他身邊的不止一個朋友為原型而塑造出來的，其中還融入了他自己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某種感受與體驗。根據(jù)加繆的好友羅杰?格勒尼埃所寫的加繆評傳中的記敘，默爾索這個人物身上主要有兩個人的影子：

一個是巴斯卡爾?比阿，另一個是被他稱為皮埃爾的朋友，而兩個朋友身上的共同特點都是“絕望”。

巴斯卡爾?比阿是來自巴黎的職業(yè)記者，當(dāng)時在阿爾及爾主持《阿爾及爾共和報》，是加繆的領(lǐng)路人與頂頭上司，他酷愛文學(xué)，富于才情， 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頗有成績，也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yè)，其中包括不那么高尚的職業(yè)如出盜版書等；他具有獨特的精神與人格，自外于時俗，輕視現(xiàn)實利益與聲名功利，只求忠于自己，自得其樂，有那么一點超凡脫俗的味道；關(guān)于默爾索的另一個原型皮埃爾，加繆曾經(jīng)這樣說：“在他身上，放浪淫逸，其實是絕望的一種形式?！笨梢娂涌妼@兩個原型，都有一個共同的著眼點，那便是“虛無”、“絕望”。

從成分結(jié)構(gòu)與定性分析來看，虛無、絕望、陌生感、異己感，所有這些正是 20 世紀“荒誕”這一個總的哲理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從法國 20 世紀文學(xué)的走脈來看，馬爾羅、加繆們又都曾受到巴斯卡爾?比阿這樣一個作為“極端虛無主義者”、“最安靜的絕望者”影響，并且以“荒誕”哲理為經(jīng)緯形成了一個脈絡(luò)，在這個脈絡(luò)、這個族群中，《局外人》顯然算是一個亮點，自有其特殊的意義。

應(yīng)該注意，1940 年 5 月《局外人》一完稿，加繆只隔 4 個月就開始寫他的《西西弗神話》，并且 4 個月后，也就是于 1941 年 2 月即完成了這一部名著?！毒滞馊恕放c《西西弗神話》同屬加繆的前期創(chuàng)作，兩者的創(chuàng)作僅相隔幾個月，一個是形象描繪，一個是哲理概括，兩者的血肉聯(lián)系 是不言而喻的。從哲理內(nèi)涵來說，《局外人》顯然是屬于《西西弗神話》的范疇，在默爾索這個頗為費解的人物身上，正可以看見《西西弗神話》中的某些思緒。

在這方面，《局外人》最后一章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十分精彩地寫出了默爾索最后拒絕懺悔、拒絕皈依上帝而與神父進行的對抗與辯論，在這里，他求生的愿望、刑前的絕望、對司法不公正的憤憤不平、對死亡的達觀與無奈、對宗教謊言的輕蔑、對眼前這位神父的厭煩以及長久監(jiān)禁生活所郁積起來的焦躁都混合在一起，像火山一樣爆發(fā)，迸射出像熔巖一樣灼熱的語言之流，使人得以看到他平時那冷漠的“地殼”下的“地核”狀態(tài)。

他的“地核”也許有不少成分，但最主要的就是一種看透了一切的徹悟意識。他看透了宗教的虛妄性與神職人員的誘導(dǎo)伎倆，他的思想與其說是認定“上帝已經(jīng)死亡”，不如說是認定它“純屬虛構(gòu)”，“世人的痛苦不能寄希望于這個不存在的救世主”。 他也看透了整個的人生，他認識到“所有的人無一例外都會被判處死刑，幸免不了”；他喊出的這句話幾乎跟巴斯喀在《思想集》中、馬爾羅在《西方的誘惑》中關(guān)于人的生存荒誕性的思想如出一轍；他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驗與所見所聞，深知“世人活著不勝其煩”，“幾千年來活法都是這個樣子”，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尷尬與無奈有清醒的意識；他甚至質(zhì)問道：“他這個也判了死刑的神父，他懂嗎？”

有了這樣的認知，他自然就剝?nèi)チ松浪绬栴}上一切浪漫的、感傷的、悲喜的、夸張的感情飾物，而保持了最冷靜不過、看起來是冷漠而無動于衷的情態(tài)，但他卻“只因在母親葬禮上沒有哭而被判死刑”，于是，默爾索在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誕性的同時，又面臨著人類世俗與社會意識形態(tài)荒誕的致命壓力。這是他雙重悲劇的要害。

不可否認，默爾索整個的存在狀況與全部的意義僅限于感受、認知與徹悟，他畢竟是一個消極的、被動的、無為的形象。思想的發(fā)展使加繆在 5 年后（1946 年）的長篇小說《鼠疫》里，讓一群積極的、行動的、有為的人物成為小說的主人公，寫出他們對命運、對荒誕、對惡的抗?fàn)?。而且加繆又緊接著于 1950 年完成了他另一部哲理巨著《反抗者》，闡述人對抗荒誕的哲理，探討在精神上、現(xiàn)實中、社會中進行這種反抗與超越的方式與道路，從而在理論闡述與形象表現(xiàn)兩個方面使他“荒誕——反抗”的哲理體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成為法國 20 世紀精神領(lǐng)域里與薩特的“存在——自我選擇”哲理、馬爾羅的“人的狀況——超越”哲理交相輝映的三大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