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隸書名家輩出，書林盛世，唯隸最尊。早期有傅山，貶帖揚碑，開清隸創(chuàng)新之先河；鄭簠，遍臨古碑，參以行草筆法，為清隸變革第一人；二人均以行醫(yī)謀生，而擅書法。朱彝尊，以詞名世，專攻《曹全碑》，秀逸一時。這三個人開啟了清隸的創(chuàng)新風尚。中期最為隆盛，大家濟濟，而且身兼多能。有印人隸，如"西泠八家"，有畫家隸，如"揚州八怪"，有學者隸，如桂馥、阮元、翁方綱、焦循、厲鶚、惠棟、錢大昕、孫星衍等，這些人都是考據學大家，兼擅隸書。當然還有專業(yè)書家，鄧石如、伊秉綬（工山水、梅花）。晚期衰落，卓然大家者寥寥。此時甲骨文發(fā)現，鐘鼎文出土，給篆書開了新門徑，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隸書開新。如吳讓之和楊沂孫，雖在篆書上卓然稱家，然隸書卻跳不出鄧石如的法度。當然此時卓然一家的也有，如何紹基，吳昌碩，趙之謙，也能別開新面。據統計，清隸名家達五百之多，可謂盛極一時。這么多的隸書名家，從哪家入手學習，是后學者最關注的事。

        我以為清隸大家主學兩家，輔學三家——鄧石如，吳昌碩；伊秉綬，桂馥，趙之謙。為什么那么多大家，非要學這五家？

      首先，他們的隸書最具有代表性。一方面，觀賞性和實用性很和諧。學起來容易上手，學會了容易欣賞。有的大家如何紹基和金農，觀賞性就大于實用性，學起來也不容易上手。另一方面，他們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刻苦功夫在眾多隸書名家里也出類拔萃。這不僅啟迪了后學者學清隸的創(chuàng)新意識，而且身體力行地昭示給后學者一種觀念——創(chuàng)新來自傳承。

        其次，他們的隸書創(chuàng)新精神最突出。在清代以前，篆隸楷和行草用筆有較嚴格地界限，前者正而靜，多中鋒行筆；后者簡而動，多側鋒行筆。但清人打破了書體界限，更突破了筆法界限。在書體創(chuàng)新上，鄧石如以篆籀入隸，吳昌碩以石鼓寫隸，伊秉綬以顏法寫隸，趙之謙以魏碑入隸，鄭簠以行草入隸，金農以《天發(fā)神讖碑》入隸，張燕昌以飛白作隸，桂馥善長蠅頭小隸。在筆法創(chuàng)新上，中鋒得力，一般用于寫正書，側鋒取勢，多用于行草，清人突破了中鋒寫篆隸楷的禁區(qū)，在隸書大量用側鋒，而且出神入化，如鄧石如，金農，趙之謙都善用側鋒寫隸，而且妙趣橫生。

        最后他們都是刻苦攻書的典范。清代隸書大家個個都下過苦功，權以這幾位作為代表，為后學樹立苦學攻書的典范。鄧石如篆隸列為神品，清代第一，可謂毫無愧色。這得益于他的深厚功力。鄧石如早年在在江寧梅繆家學篆五年，學隸三年。臨《史晨前后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合50本，三年隸成?？涤袨檎f他"所見博，所臨多，熟古今之體變，通源流之分合，盡得于目，盡存于心，盡應于手，如蜂采花，醞釀之久變化縱橫，自有成效"。在刻苦臨碑，精熟各的體基礎上自成一家。伊秉綬隸書自《夏承》《華山》《禮器》入手，后遍臨所見漢碑，尤得力于《衡方》，曾臨百遍。在遍臨漢碑基礎上，以顏體寫隸，自開新徑，卓然成家。趙之謙制印取法廣泛，鏡銘，詔版，錢幣，磚文皆取其長，勢必影響到其隸書。又臨及漢碑，魏碑和吳碑，參北魏筆法，以靈動側鋒，寫出了自家面目。吳昌碩隸書得益于《石鼓》和漢碑，自謂"曾讀百漢碑，曾抱十石鼓"。桂馥自謂"一枝沉醉羊毫筆，寫遍人間兩漢碑。不遇中郎識焦尾，白頭心力有誰知"？可見桂馥也是拼盡全力寫字的，盡管他主要精力用在治學上。其隸得力于《禮器》《乙瑛》《史晨》等工整典雅一路。除了這幾家，其余書家也異常勤奮，如何紹基，遍臨漢碑，于《張遷》《禮器》用功尤深，各臨百通，又自創(chuàng)回腕法，寫出的隸書別具風格。鄭簠沉浸漢碑三十余年，溯流窮源，醇而后肆。楊峴于漢碑無所不窺，形樸韻雋。這些人脫帖法碑，用功深勤，用心開創(chuàng)，所以都能自立門戶，拔萃眾家。

        清代隸書之繁榮，超越了漢隸。因為這里有了人的覺醒，有了韻的生動，有了墨的靈秀。這是一個隸書大家輩出，名家涌現的時代，各家都爭先創(chuàng)造，都著意開新?？梢哉f，在清代，隨隨便便點將書林，都會點出一個隸書名家。物以稀為貴，名家多了也就不稀罕了，同時也更凸顯了大家的重要性。大家也不少，鄭簠，何紹基，金農都算大家，只不過字太個性，不好入手，如詩中李白，天賦高，效法難。鄧石如，吳昌碩，伊秉綬，趙之謙，桂馥這幾位大家，更像字中杜甫，字好看，也易學，也就更具有取法的典型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