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稱，首見于西周初期。1963年，陜西省寶雞縣賈村出土的何尊，為周成王時期的青銅器，其銘文記載：

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辟民?！?/span>

銘文中“中或”的“或”，《說文解字》解釋道：“或，邦也，從□，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從土?！倍斡癫米ⅲ骸吧w或、國在周時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復制國字。”據(jù)此可知“或”即“國”。周武王世稱“中國”，可以得到證明。若再進一步追溯，則殷商卜辭中可以見到商人稱其國為“中商”，故胡厚宣先生認為：“商而稱中商者，當即后世中國稱謂的起源?！本C合起來看，“中國”稱謂最遲已見于周武王時代。

根據(jù)何尊銘文，“中國”指的是在商舊地建設的洛邑，為周的直轄地。

《詩經(jīng)》中也有多處“中國”的記載，例如《大雅·民勞》詩的每一段起始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荽酥袊?，以綏四方。”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荽酥袊詾槊皴??！?/span>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span>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荽酥袊?，國無有殘?！?/span>

其中一段的首句為“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蓖厦娴木渥樱绕涫堑谝痪湎鄬φ?，即可明白詩句中的“中國”也就是“京師”。故其注解釋：“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贝送?，諸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瓋?nèi)奰于中國，覃及鬼方?！?/span>（《大雅·蕩之什·蕩》）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大雅·蕩之什·桑柔》）

此二處的“中國”，亦為“京師”。和“中國”相對的是“四方”，亦即“諸夏”。不論“中國”指的是鎬京還是洛邑，都是周直轄的政治中心地。

春秋以后，文獻里“中國”的稱呼大量增多?！蹲髠鳌酚涊d：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成公七年正月”條）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昭公九年”條）

中國夏王朝宮殿

“中國”和“蠻夷”、“戎”相對，已經(jīng)從原來的“京師”擴大到周王朝的中原封國，故《史記·張儀附犀首傳》記載：“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碧扑抉R貞《索隱》解釋“中國”道：“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大國等?！碧茝埵毓?jié)《正義》說：“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隨著文化統(tǒng)一的進程，“中國”的范圍也在空間上不斷擴大。戰(zhàn)國時代，實行周制而獲得中原諸侯國認同的國家逐漸融入“中國”，例如西方的秦，南方的吳、越和楚等都先后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中國”成為全國的稱謂，《史記·天官書》記載：“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p>

然而，以中原為“中國”的觀念根深蒂固，影響久遠。《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赤壁之戰(zhàn)前夕，諸葛亮力勸孫權抗魏，說道：“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边@里的“中國”指曹魏政權，即中原國家。有趣的是，西晉滅亡后，徒遷江南的東晉以正統(tǒng)自居，但是，《晉書·周處附周勰傳》在記載北人南渡時說：“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憋@然，南方一般還是以北方為“中國”，這種情況在南北分裂的時期十分常見。唐朝之后，稱北方為“中國”的現(xiàn)象逐漸稀少。

“中國”不僅是地域的概念，它和“夏”、“華”一樣，具有文化的含義。司馬遷在論中國同夷狄的區(qū)分時說：“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nèi)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眱?nèi)外之別，標準在于“冠帶”，也就是禮儀制度。更加清楚而具體的表述，見于《史記·秦本紀》的記載，秦繆公問由余道：“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亦即在古人心目中“中國”是“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的國家，對于周邊民族具有文化上的優(yōu)越感。春秋趙武靈王時代，趙公子成曾經(jīng)用頗具民族主義色彩的口吻對“中國”所蘊含的文化特點概括道：

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禹跡圖（北宋）

正是在“中國”國家形成的同時，也逐步確立起了以“天下”觀為主體的國家認同，在這一觀念中，高居于民族和國家之上的是“天”，“明明上天，照臨下土”。上天通過“天子”來管理小民和國家，故《尚書·召誥》說：“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蓖醮煨姓紫纫⒌?，其統(tǒng)治下的民眾才會遵守法度。此句中的“天下”指的是周天子的統(tǒng)治地區(qū)。《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條記載了富辰勸諫周襄王的話：

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周之“天下”，及于所封建的諸侯國，其外則有蠻夷，故周天子要團結(jié)諸侯，共御“外侮”。

《尚書·立政》記載：“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薄渡袝x》引《釋地》解釋道：“‘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１怼^‘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薄疤煜隆迸c“夷狄戎蠻”所居之“海表”對舉，顯然是周的領地。

然而，圣王應該超越華夏，德被四裔，使得華夷無不靡從。因此，天子之德有如陽光雨露，廣被四野。隨著德化的進程，天下的范圍自然也在逐步擴大。賈誼《過秦論》說：“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贝呵飸?zhàn)國時代說的“天下”，還只是實行周制的地區(qū)，多用于指山東六國。

秦統(tǒng)一中國之后，“天下”的稱謂顯著增多，從下面引用《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多條記載，可以看到秦始皇君臣喜歡使用“天下”一詞來指新統(tǒng)一的全國，令人感受到秦人對統(tǒng)一六國空前功業(yè)的自負。秦始皇說：“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狈Q統(tǒng)一六國為“平定天下”，不是司馬遷的創(chuàng)造，秦朝君臣都如此言說，《史記·秦始皇本紀》所收秦始皇登泰山碑文稱：“初并天下，罔不賓服”；登之罘東觀碑文稱：“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皆為明證。

秦之天下，囊括周分封的諸侯國，但實際要更加廣袤，故大臣李斯等人不無驕傲地說道：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nèi)為郡縣，法令由一統(tǒng)，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秦的“天下”遠比周廣，包括實行郡縣制度，法令統(tǒng)一的地區(qū)，也就是秦朝政令所及之地。秦二世說：“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痹谇卣钔ㄐ械摹疤煜隆蓖?，則是四夷的地區(qū)。故此處所言，應是狹義的“天下”。

此外，在秦始皇于瑯琊所立碑文中提到“天下”的范圍：

皇帝之德，存定四極……六合之內(nèi)，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這個“天下”的范圍，與仆射周青所言相呼應：“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圣，平定海內(nèi)，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這里的“天下”涵蓋了夷狄，是廣義的“天下”。然而，夷狄地區(qū)并非秦實際控制的區(qū)域，只表明秦朝的雄心，要讓皇帝的威德像陽光一般照耀夷狄之地，讓他們“莫不受德，各安其宇”，這一點且留待下面分析。這里只想指出一點，即所謂的“天下”更加凸顯出文化的優(yōu)越，秦朝廣義的“天下”觀，繼承了向夷狄推行中朝文化以改變他們的理念。

由此，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中，就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四周皆為“蠻夷”，融合華夷等級世界的“天下”觀，或者說是國家認同，這是早期國家建構(gòu)和塑造的觀念基礎，從殷商時期就以東西南北方位來建構(gòu)世界，將自己居中作為四方的統(tǒng)治者。西周繼承這個傳統(tǒng)，以周王朝為中心，周圍封建諸侯，形成周的天下。春秋戰(zhàn)國時代，周王權威失墜，中原諸侯起而尊王攘夷，成為華夏的中心，周邊分布著不同于中原文明制度的“夷狄”。無論是西周的諸侯，還是春秋戰(zhàn)國的中原霸主，都以禮制文明相高尚，作為天下的中心，在他們眼里，越往外走，文明程度越低，孔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庇纱水a(chǎn)生具有中國的特色的天下觀和華夷觀念。

燕下都西墻遺址

在中國的天下觀里，天子居于中心地位，由里向外，不同的民族國家，都有各自應有的位置?！渡袝び碡暋氛f：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國語》卷一《周語上·祭公諫穆王征犬戎》說道：

夫先王之制：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 戎狄荒服。

也就是說天子所轄畿內(nèi)之地為“甸服”，畿外五百里之地為親近諸侯的“侯服”，再外一圈為賓貢朝見的“綏服”或者“賓服”，再往外就是蠻夷所在的“要服”，最外一圈屬于戎狄居住的“荒服”。華夏與蠻夷戎狄由內(nèi)及外分別處在不同的地域，共同構(gòu)成一個完整的“天下”世界。

其實，早在先秦時代，華夏族人只是稱其周邊民族為“蠻夷戎狄”以示區(qū)別。當然這種區(qū)別基本上是標識部族意義上的， 但從春秋時代開始已經(jīng)逐漸形成歧視夷狄的華夷觀念?！蹲髠鳌贰伴h公元年”條記載，管仲對齊侯說：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左傳》“襄公四年八月”條也記載魏絳稱：“戎，禽獸也?！睘槭裁词乔莴F呢？晉悼公認為：“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薄盁o親”正是上述對親緣倫理的違背。“貪”指的是戎夷襲擾邊疆經(jīng)常是為了搶掠財貨，猶如草原上動物捕獵食物?！蹲髠鳌贰百夜哪耆隆睏l有更加清楚的表述，富辰對周襄王說：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jīng)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四奸具矣。

實際上，戎狄對于音樂、繪畫的水平并不比漢族低，胡樂在中國的流行都說明了這一點。至于忠義，則各民族有各自的忠義觀。所以，富辰的話顯然是以華夏族的藝術倫理標準去衡量外族，而產(chǎn)生對異質(zhì)文化乃至其民族的歧視。后人沒有認識這點，反而造成華夏族在藝術文化各個方面都優(yōu)于夷狄的錯誤觀念。

唐敦煌絹畫“樂舞”

造成誤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最主要?！蹲髠鳌贰跋骞哪臧嗽隆睏l記載魏絳勸晉悼公說：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故輕土重貨，相反，農(nóng)耕民族則視土地為命根子，所以，在華夏族看來，戎狄重貨乃“貪”。這其實是生產(chǎn)方式所決定的不同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上述對夷狄的歧視，可以區(qū)分為兩種情況：第一類如“戎狄豺狼”等，屬于種族的歧視，即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第二類屬于文化上的歧視，上引富辰和晉悼公的話是典型的表現(xiàn)。兩類歧視之間并非毫無關聯(lián)，而是存在內(nèi)在的聯(lián)系?！秶Z》卷二《周語中·定王論不用全烝之故》記載，周定王對范武子說：

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

在周王看來，戎狄猶如禽獸，是由于“血氣不治”的緣故。反過來說，其“血氣”是可以調(diào)治的，因此存在著改造轉(zhuǎn)化的余地。顯然，兩類種族歧視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其中，文化歧視是主要的，而種族歧視則是次要的、較低層次的方面。

如何調(diào)治“血氣”呢？上引魏絳論“和戎五利”中提出“以德綏戎”，也就是用文德教化夷狄，這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蹲髠鳌贰百夜迥晁脑隆睏l記載，倉葛對晉宣言：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

春秋時代已經(jīng)形成以文德治理“諸夏”，用“刑”威鎮(zhèn)四夷的兩手政策。所謂的“刑”，乃“大刑用甲兵”，也就是征伐。然而，對華夏與對夷狄的不同政策，自然引起被視為夷狄者的不滿，故倉葛公開表示不服。前引《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繆公曾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可以看出，夷狄也希望采用“中國”的文化制度來治理其國家。夷狄實現(xiàn)文治，就消除了同“中國”的差異，也就轉(zhuǎn)化為“諸夏”，秦、楚、吳、越都是明顯的例證。

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即是各部族之間融合的過程。根據(jù)古史的記載，居于中部地區(qū)的炎帝族曾經(jīng)同黃帝族在阪泉發(fā)生三次沖突，黃帝族戰(zhàn)勝炎帝族進入中原，然而，其結(jié)果卻是黃帝族與炎帝族的融合；炎帝族和黃帝族的聯(lián)合，戰(zhàn)勝了自南方北上的九黎族，結(jié)果是北方部族與南方部族的融合。遠古國家形成的傳說，都顯示出中國的特點，也就是早期國家是通過民族的融合而形成的，這個融合過程伴隨著激烈的戰(zhàn)爭，但是，戰(zhàn)爭的結(jié)果并不是勝利部族對失敗部族的征服和奴役，而是歸于融合，這是中國國家形成史上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周戰(zhàn)勝殷（商），卻分封殷人，形成以周天子為共主的周朝。

炎帝與黃帝

由此可知，中國自古是一個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國家，在此過程中，更受重視的是民族的融合而不是征服。這就是中國古代沒有出現(xiàn)西方式的奴隸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反映在對外關系上，就是強調(diào)對不同民族（部族）的懷柔，而不是奴役。這是中國古代對外關系理論的第一個基礎，它是由多民族國家及其形成的歷史特點所決定的。

其次，隨著國家的建立，出現(xiàn)了居于中心地位的民族，其周圍分布著各種民族，南方的民族被統(tǒng)稱作“蠻”，東方的民族稱統(tǒng)作“夷”，北方的民族統(tǒng)稱作“戎”，西方的民族被統(tǒng)稱作“狄”。由此稱呼可以看出，早期國家無時不刻不同周邊民族發(fā)生關系，在與他們的戰(zhàn)和關系中逐步擴大國家疆域。在此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各個部族在國家的擴大的過程中逐漸消失了，他們并不是被滅絕，而是融入中國主體民族，國家正是隨著這些民族的加入而得到擴大。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

我們可以看到，多民族融合的過程，基本上是周邊向中心的融合，這個中心沿著黃河一線分布。盡管中國的文明是多起源的，例如南方長江下游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文明發(fā)源地，良渚古城也證明這里是遠古國家所在地，但是，在后來的發(fā)展中，北方顯然居于優(yōu)勢地位。這個現(xiàn)象可以從地理學上得到解釋。古代文明起源于黃土地帶，松軟易于開墾的黃土地，尤其有利于使用石器時代粗陋工具進行開發(fā)，這就使得分布于黃土地帶的古文明得到迅速發(fā)展，壓倒其他地區(qū)。居于優(yōu)勢的文明無論在生產(chǎn)生活方式、國家制度、社會成熟與文化發(fā)達程度都明顯高于周邊民族，因而形成一種吸引力，促使周邊民族向它靠攏看齊，從而形成文化的優(yōu)勢，并以此形成強大的吸引力，吸收同化周邊民族。

新石器時代文化期石錛、石箭簇等石制工具5件

中國古代特別注重通過建立文化優(yōu)勢來處理同周邊民族（國家）的關系，孔子提出一個著名的原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庇梦幕瘍?yōu)勢來吸引和改造周邊民族是中國古代對外關系理論的第二個基礎。

建立于先進地區(qū)的古代國家。形成一套倫理道德與行為準則，在相同國家制度和道德規(guī)范下，中心區(qū)域形成共同的文化基礎，造成相同的民族心理，這既是中國統(tǒng)一的文化要素，也是國家在與周邊民族國家相比較時，形成民族認同與共同的對外思想觀念、由此構(gòu)成中華民族的文化核心。

因此，在多民族并存的狀態(tài)下，判別中國與否的標準，是以生產(chǎn)、生活和道德、禮儀所構(gòu)成的文化為依歸的。也就是說，判定是否屬于中國的標準，主要不是根據(jù)種族的血統(tǒng)的原則，而是根據(jù)文化的原則。接受并融入主流文化，便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違背主流文化，便屬于異族。文化的標準，是中華民族不斷發(fā)展與擴大的特點，也是古代對外關系理論的第三個基礎。

中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共同構(gòu)成中華民族。遠在夏、商、周三代，華夏族就與周邊不同民族頻繁接觸，并在共同的生產(chǎn)斗爭中，相互影響，彼此交融，從而不斷融入新的文化和種族因素。由于漢族較為發(fā)達的生產(chǎn)方式及由此產(chǎn)生的文化，帶動其他民族的發(fā)展，促使他們不斷地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春秋戰(zhàn)國時代，西方的秦國和南方的吳國、越國，在中原國家的幫助下實現(xiàn)文化上的改變，從而被中原諸侯所承認和接納的歷史，就是生動的事例。

因此，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第一，是由其多民族性特點而產(chǎn)生，并隨著中國的發(fā)展而不斷加深；第二，對其他民族的認識，是從文化習俗的對比而形成的；第三，民族融合的傳統(tǒng)和對擴大文化影響的態(tài)度，使得中原王朝對周邊民族關系的基本點不在于民族的征服，而注重包容、交流、同化和融合，這與羅馬帝國通過民族征服來構(gòu)建世界帝國的思想，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第四，中國統(tǒng)一王朝建立之后，其實行的對外政策是在以往處理民族關系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指出這一傳統(tǒng)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