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月二十八日，寶雞市作協(xié)主席景斌邀請我去寶雞參加《寶雞文學》六十年首發(fā)式，因為和景斌是多年朋友，并非只是官方活動，于是，就和徐岳老師一同前往。在路上，我們倆人議論的是陳忠實老師的健康，議論的是折磨他的疾病。我和徐老師都曾去醫(yī)院看望過，都目睹了忠實老師忍受著極大痛苦的樣子，都感嘆他那驚人的意志力，都擔心能否捱過難熬的日子。四月二十八日夜晚，我突然失眠，連續(xù)吃了兩次安眠藥，而且吃過量了，可是，到凌晨四時還未入睡。清早起來，給妻打電話，妻也說，她失眠了，三點才睡著，七點半又猛的醒來了。農(nóng)村人有句話說，人不知道心知道。果然，我剛走進徐岳老師房間，莫伸就告訴我，陳老師走了。我一聽，立時木然了，眼淚幾乎止不住，趕緊擰身回到自己的房間，流了一會兒眼淚，方才下樓去吃早餐。我的動作變得遲鈍而機械，思維仿佛停留在一個點上：這是真的嗎？不一會兒，全國各地的朋友打電話問我：這是真的嗎？真的，恩師真的走了。兩天來，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流。四月二十九日，我去陳老師家吊唁，當我和妻子共同抱住陳老師的老伴王翠英失聲痛哭時，我的心在顫抖。我給朋友們發(fā)短信說，你們不可理解我和陳忠實老師之間的感情的。他的善良、真誠、正直、敢說敢怒甚至敢罵的真性情，只有他的朋友們，他的弟子們，他的同行者才會感同身受。他的人格的光芒照亮了中國文學。不要說他的名字鑲嵌在中國文學的殿堂，從個人的情感上來說，他的名字永遠在我和我們一家人的心里。時間，將把一些人的名字無情的埋藏；時間，將把陳忠實的名字越擦越亮。

（二）

    我和陳忠實老師的初識于1985年。那一年，省作協(xié)召開創(chuàng)作座談會，我應邀出席了那次會議，作為一個年輕的農(nóng)民，我是第二次走進省作協(xié)參加這樣的會議，面對那些大作家，我瑟瑟縮縮，坐在會場的角落里，不敢說一句話。輪到了陳忠實老師發(fā)言，他談到了作品的立意和主題的開掘，話語雖然不多，但對于一個業(yè)余作者來說，是十分受用的。陳老師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那雙犀利但不失溫和的目光，是爽朗而坦然的笑聲。

     1988年4月，我再次走進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的大門，受聘于徐岳老師主編的《中外紀實文學》雜志當編輯，那時候，陳老師住在白鹿原下他的故鄉(xiāng)西蔣村正在寫《白鹿原》，我們很少見面。那年夏天，陳老師戴著一頂顏色灰白的草帽，走進作協(xié)院子，我們只是相互打了個招呼。后來，我才知道，他除非有什么重要會議，平日里，不到作協(xié)來。有一年冬天，徐岳老師邀請陳忠實老師去鄉(xiāng)下給一個村支書寫一篇文章。陳老師從鄉(xiāng)下回來后，來到了編輯部，給徐岳老師說，事情沒弄成。徐老師問他是咋回事。陳老師抽了兩口雪茄，爽朗地一笑：我在人家的房子里等了半早晨，人家睡著不起來，把人凍得不行，我就走了。陳老師短短地嘆息了一聲，說，現(xiàn)在的村支書“牛逼”的很，他隨之點上了雪茄，沒再說什么。他并沒有惱怒村支書的無禮。到了1994年夏天，我已經(jīng)在省作協(xié)干了七年臨時。由于徐岳老師和陳忠實老師的努力，作協(xié)黨組決定給我解決進入體制問題。我記得，那是夏收之后沒多久，那天的太陽很大，陳老師領著我去省政府人事廳，面見廳長。到了省政府院子，只見一個人在水泥地面上把曬好的麥子收攏，正在揚場。我隨口問陳老師：你會不會揚場?陳老師一笑：看這小伙，咱是農(nóng)民，啥農(nóng)活兒不會？揚場、犁地、撒種子，樣樣活兒打不住手。在后來的日子里，我和陳老師閑聊，他告訴我，他和我一樣，吃了好多苦。天還沒亮透，他就拉著架子車去大雁塔那邊買酒糟，回去喂豬。一架子車酒糟幾百斤重，他一個人拉著要走五六十里路，才能到西蔣村。他在公社里當半脫產(chǎn)副書記那時候，和農(nóng)民一塊兒砌水渠，他站在泥地里，把七八十斤重的石頭端上端下，一干就是好多天。我做過十幾年的農(nóng)民，對陳老師人生歷程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有深切的感受。

    到了省人事廳，見到了廳長鄧理。鄧廳長招呼陳老師坐下。陳老師坐也沒坐，他說，找廳長有一件事，這小伙叫馮積岐，小說寫的不錯，是個人才，就是公職問題沒解決，材料已經(jīng)報到省廳，你能不能給解決？鄧廳長把我的名字記在了他的臺歷上，說，陳主席放心。陳老師沒再多說一句，和我一起下了樓。八月份，省人事廳發(fā)文，將我特招為省作協(xié)干部。

    后來，我當了專業(yè)作家，辦公室和陳老師在同一棟樓同一層。每逢周六和周日，一棟樓上，只有我和陳老師依舊照?！吧习唷?，每年的“五一”和國慶節(jié)長假或者正月初一到初七，只有我和陳老師守在辦公室，不是讀書就是寫作。于是，我們聊天的機會也多了。下班前，我總是要到陳老師的辦公室去坐一坐。每一次到他的房間，他不要我接水泡茶，他把茶水泡好，遞到我跟前，吩咐我抽煙。有一次，我進去的時候，他正在看一本《小說選刊》雜志。我說，你還有時間讀當代作家的作品？陳老師說，讀一讀就知道現(xiàn)在的年輕人在寫什么？我和陳老師談起了一篇被評論界抬得很高的中篇小說，我對這篇小說提出了異議，陳老師說，小說我看了，是寫干部弄虛作假的，就這種題材，五十年代的那些“右派”作家早已寫透了，現(xiàn)在還在寫，能寫出啥新意來？陳老師談起了作品的思想性。他說，不論啥題材，只要思想深邃，就會出新意，思想蒼白，你玩的花樣再多，也不頂啥。對陜西的作家和作品陳老師都有獨到的、很有洞察力的見解，決不人云他云。和陳老師每一次交談，都對我有啟示。

    1992年，我動筆寫第一部長篇小說之前，到陳老師家里去，想討一些“秘法”，我知道，他剛寫完《白鹿原》。陳老師說，寫長篇之前，要準備充分，這就看你準備的啥，你準備的磚瓦水泥，就蓋大瓦房；你準備的是土坯，就蓋土廈房。陳老師的說法和許多大師的說法是一樣的；有什么樣的生活體驗和生命體驗，就寫什么樣的作品。陳老師的話語不多，但使我茅塞頓開。我不再猶豫，開始寫我的第一部長篇《沉默的季節(jié)》。

     2007年元月，我的長篇小說《村子》出版，我給陳老師送了一本。那天，我出了作協(xié)，去大差市郵局發(fā)稿。剛走到建國路口，電話響了，我沒聽清是誰，就問了一聲：誰呀？電話中傳來了陳老師干脆爽快的聲音：我，忠實。我說，陳老師有啥事？陳老師說，沒有啥事，我正在讀你的《村子》讀到第100頁，忍不住，給你打個電話，寫的好，真好，確實好。我說，謝謝陳老師夸獎。陳老師只說了一句，好好寫，就掛了電話。過了不久，陳老師又和我談起了《村子》，談起了那天打電話的事，他說，他從來沒有給任何人打過這樣的電話。他說，你寫的那一段生活我也經(jīng)歷過，我也想寫，我沒有寫，你寫出來了。作為一個文學大家，他的謙恭使我感動，他對一個學生的贊賞，使我感受到了一個大作家的坦誠、直爽和對藝術(shù)作品的真知灼見，我不是愛聽好話的淺薄之人，我感動的是，陳老師對我的作品的理解，對一個晚輩作家的理解。他那如炬的目光能穿透厚重的霧霾，看清人和事的真相。2012年，陳老師在接受《陜西日報》記者采訪時，再一次說，就馮積岐創(chuàng)作成就來說，沒有取得應有的聲譽和地位。只有象陳老師這樣的具有博大胸襟的大家才會給他的弟子鼓與呼。

     一個人要使別人畏怯、害怕你并不難，可是，一個人要使別人尊敬你卻不容易。陳忠實老師的為人和為文使我十分尊敬。他的人格和他的作品一樣，在中國文壇樹立了一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