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

從一九二一年十月由彼得格勒離開俄羅斯，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返回莫斯科，這七年光陰是十月革命后高爾基在國外連續(xù)生活最長的一段時間，也是他全部晚期生活的一個重要階段。但多種高爾基傳記都對他這一時期的文學活動語焉不詳。在這幾年內(nèi)，他究竟有哪些主要活動？他和那些同樣身在域外的俄羅斯作家是怎樣相處的？

讓我們一起回到那個時代，打開那些似乎已被淡忘的篇頁。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清晨，高爾基離開彼得格勒，乘火車從俄羅斯—芬蘭邊境出國。在赫爾辛基停留數(shù)日，又途經(jīng)斯德哥爾摩到達柏林。這個時期的柏林，已成為俄羅斯域外文學的中心。約有三十萬俄國人聚集在這里，他們先后建起了十七家俄文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三種俄文日報、五種俄文周刊和其他多種期刊。俄羅斯的劇團在這里演出。在柏林的侯爵咖啡館里，也仿照彼得格勒“藝術(shù)之家”的做法，定期舉行俄羅斯作家、藝術(shù)家和記者的聚會。但高爾基并未在柏林久住。一九二二年五月間，他在波羅的海岸邊的格林格斯道爾弗租下房屋度夏，九月底又遷至寧靜的沙羅夫小鎮(zhèn)。一九二三年，高爾基先后居住于另一個小鎮(zhèn)亨特爾斯塔爾、弗萊堡和柏林，十一月間又接受詩人霍達謝維奇夫婦的邀請，從柏林前往布拉格，在那里和他們相會，再一起遷居馬林巴德。

在這期間，為了促成俄羅斯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的聯(lián)合與團結(jié)，也為了“恢復(fù)俄羅斯和西方知識界的聯(lián)系”，高爾基提議創(chuàng)辦一份“讓俄國知識分子了解歐洲專門用于科學與文學發(fā)展的工作”的期刊。于是不久后《交談》（Беседа，1923—1925）雜志便得以問世，由設(shè)在柏林的時代出版社出版。參與雜志編輯工作的，有高爾基、別雷、霍達謝維奇以及德國學者布勞恩、阿德列爾等。雜志內(nèi)容廣泛涉及歐洲文學、哲學、科學、藝術(shù)和技術(shù)的成就與問題。從各期雜志的目錄中可以看出高爾基努力拆除俄羅斯和西方之間觀念上的壁障、恢復(fù)兩者間文化聯(lián)系的鮮明意向。他還致力于經(jīng)由該雜志溝通俄羅斯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的關(guān)系。在《交談》上發(fā)表過作品、譯作或評論的俄國作家，有勃洛克、別雷、高爾基、索洛古勃、霍達謝維奇、列米佐夫、倫茨、什克洛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別爾別洛娃、奧楚普、帕·穆拉托夫等“兩岸”作家。

霍達謝維奇

《交談》在俄羅斯域外作家中流傳甚廣，頗受歡迎。詩人、批評家霍達謝維奇在該雜志的編輯出版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二年六月底，他和新婚妻子、女詩人尼娜·別爾別洛娃一起到達柏林后，一直與高爾基相伴而居?；暨_謝維奇受高爾基之托，負責《交談》文學版塊的組稿和編輯，同時自己也在上面發(fā)表詩作、譯作和批評文章?；暨_謝維奇對俄羅斯古典詩歌傳統(tǒng)的繼承，對當代生活的卓越體現(xiàn)，對革命與戰(zhàn)爭年代人們復(fù)雜內(nèi)心體驗的藝術(shù)傳達，都令高爾基折服，被他稱為“震撼心靈的繆斯”?；暨_謝維奇作為批評家的才華和敏銳的觀察力同樣受到高爾基的贊賞。高爾基去世后，霍達謝維奇連續(xù)寫了多篇回憶性隨筆：除了廣為人知的《高爾基》（1937）之外，還有《關(guān)于高爾基（回憶錄片斷）》（1937）、《〈交談〉（回憶錄片斷）》（1938）、《高爾基之死》（1938），以及作者本人死后才發(fā)表出來的另一篇《高爾基》（1940）?；暨_謝維奇試圖通過這些文字系統(tǒng)梳理自己和高爾基交往的歷程，走近他那謎一般的心靈世界。

同樣曾為《交談》撰稿的列米佐夫，是一位享有盛譽的流亡作家。他在白銀時代就和高爾基建立了聯(lián)系，盡管高爾基當初并不喜歡他的獨樹一幟的風格。十月革命后，列米佐夫和高爾基、扎米亞京等人一起，為“謝拉皮翁兄弟”年輕作家群的崛起付出了辛勞。一九二一年夏天列米佐夫出國后，仍和高爾基同樣關(guān)心留在國內(nèi)的“謝拉皮翁兄弟”作家。一九二二年，列米佐夫的《火焰：彼得堡故事》、《寫在文字中的俄羅斯》（第一部）等作品相繼出版。高爾基在讀過列米佐夫的贈書后，在信中稱作者為“語言的魔法師”，后來又在一篇文章中說他是一位“獨出心裁的作家，罕見的俄羅斯語言行家”。高爾基注意到，列米佐夫和別雷一樣，對當代俄羅斯小說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毋庸置疑的影響；他甚至認為，從普里什文、索科洛夫-米基托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見出“列米佐夫流派”正在形成。因此高爾基努力吸引列米佐夫參與《交談》的工作，并在該刊上發(fā)表了他的《寫在文字中的俄羅斯》（第二部）片斷。在后來的流亡生活中，列米佐夫始終沒有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只是不懈地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取得了豐厚的成就，并對成長中的本土文學的年輕一代寄予希望。

安德烈·別雷

和高爾基及《交談》雜志密切聯(lián)系的另一重要作家安德烈·別雷，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三年秋曾生活于柏林。他與高爾基的友好關(guān)系也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峰。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別雷參加了柏林“藝術(shù)之家”舉行的紀念高爾基從事文學活動三十年報告會，并做了發(fā)言。同年，別雷寫了《馬克西姆·高爾基紀念日獻詞》和《馬克西姆·高爾基，為他創(chuàng)作三十周年而作》兩篇文章，高度評價高爾基的創(chuàng)作，強調(diào)他的個性對于現(xiàn)時代的巨大意義。十月二十四日，在看到別雷的這兩篇文章后，高爾基對作者表示感謝，同時邀請他到沙羅夫小住，探討文學問題。后來別雷曾多次前往沙羅夫，并接受高爾基的邀請，參與《交談》的編輯工作。別雷的《論在俄羅斯的“俄羅斯”和在柏林的“俄羅斯”》，他獻給自己的德國老師、哲學家施泰納的《回憶錄》等文章，都先后在《交談》上發(fā)表。別雷還高興地在高爾基那里和許多作家一起迎接了一九二三年新年的到來。一九二四年四月，已回到莫斯科的別雷在致高爾基的一封長信中，除了談到“命運把我?guī)У蕉砹_斯”以后的情況和文學界的人與事之外，還以充滿詩意的筆調(diào)深情回憶起在沙羅夫與高爾基相處的時日，稱“沙羅夫是我在柏林的曠野中最明朗的一塊綠洲”。別雷后來在他的《我為什么成為象征主義者》（1928）一文中，再次憶及那段美好時光。

一九二三年六月，高爾基與一九二二年秋出國的哲學家、批評家費·斯捷蓬在弗萊堡及附近的亨特爾斯塔爾鎮(zhèn)相見并多次交談，此后兩人便互有書信來往。斯捷蓬十分關(guān)注《交談》，特別是高爾基在上面發(fā)表的作品，如《初戀》《單戀》和《不平凡的故事》等，也頗重視高爾基的以《日記片斷·回憶錄》為總標題的一組作品。他曾在《現(xiàn)代紀事》雜志上撰文，評說高爾基的新作《我的大學》，還就作家寫于十月革命前的長篇小說《馬特維·科熱米亞金的一生》發(fā)表了評論。在致高爾基的信中，斯捷蓬也對《我的大學》和《初戀》做出了很高的評價。當時批評界普遍認為別雷和列米佐夫是“新俄羅斯散文的奠基者”，斯捷蓬并沒有否認這一點，但他認為，相比之下高爾基的作品更簡潔鮮明，親切自然，具有更多的、充滿愛和智慧的東西，甚至認為他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知道，斯捷蓬其實是俄羅斯域外文學中最主要的期刊《現(xiàn)代紀事》的文學編輯，因此十分重視他在這一刊物上發(fā)表的評論，特別是他論及本土文學的文章。

《阿爾塔莫諾夫家的事業(yè)》

高爾基著，譯林出版社，2002年

一九二四年三月底，高爾基從馬林巴德起程，經(jīng)布拉格和維也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做短暫停留，然后和霍達謝維奇夫婦一起到達索倫托。這是一個位于那不勒斯海灣南端的小城，氣候溫暖濕潤，環(huán)境幽美靜謐，沒有大城市生活的那種喧嘩。在這里，高爾基完成了構(gòu)思已久的長篇小說《阿爾塔莫諾夫家的事業(yè)》，緊接著又開始搜集相關(guān)資料，準備進入總結(jié)性作品《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的寫作。造訪的客人絡(luò)繹不絕，既有來自蘇聯(lián)國內(nèi)的作家和其他知識分子，也有俄國流亡作家，包括象征主義著名理論家、大詩人維·伊凡諾夫等。高爾基認為，維·伊凡諾夫擁有廣博的知識和極高的語文學水平，應(yīng)當是蘇聯(lián)在西方人面前引以自豪的對象。意大利一家報紙曾把高爾基居住的索倫托和當年的托爾斯泰莊園相比較，稱其為“今日的新雅斯納亞·波里亞納”。

毋庸諱言，高爾基和俄羅斯域外文學的一些重要作家之間存在著思想分歧，但他并不否認他們的創(chuàng)作成就。當時他對俄羅斯域外文學的總體評價，集中體現(xiàn)在他的《作家的使命與當代俄羅斯文學》（1925）一文中。高爾基認為：“作為一個整體的俄羅斯文學，現(xiàn)今狀況是不確定的。一些最重要的文學家都遷居國外，分散于歐洲各地……”在列舉吉皮烏斯、巴爾蒙特、布寧、庫普林、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流亡作家的名字并予以扼要評說之后，高爾基接著寫道：“就這樣，俄羅斯文學的幾乎所有最有能力和才華的代表，都生活在俄羅斯境外。”他力求對俄羅斯域外文學做出客觀評價，既不為個人情緒所左右，也不抱任何偏見。

梅列日科夫斯基

高爾基心里很清楚，流亡作家中對他抱敵視態(tài)度的人并不多，其中首先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婦。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識”和高爾基的社會批判激情使他倆幾乎從一開始就有些格格不入。不過在白銀時代，他們多少還有些交往。如高爾基曾在自己主持的知識出版社出版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翻譯的古希臘悲劇作品，并認為對其文化修養(yǎng)水平應(yīng)給予應(yīng)有的評價。梅列日科夫斯基曾以《并不神圣的羅斯：高爾基的宗教》（1916）一文，對高爾基的《童年》做出了肯定性評價。吉皮烏斯也在一篇文章中稱贊過《童年》，還曾把自己的詩《沒有辯解》（1916）獻給高爾基。十月革命使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冷淡，高爾基的某些文章曾遭到吉皮烏斯的嘲弄。不過，她似乎覺得有些事情還非得找高爾基幫忙不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她寫信給高爾基，就作家羅贊諾夫已被槍決的傳言，措辭激烈地質(zhì)問高爾基。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參與過高爾基創(chuàng)建的世界文學出版社的工作。一九一九年二月，他還把自己的劇作《阿列克謝王子》寄給高爾基，請求他通過彼得格勒戲劇演出方面的負責人安排這部悲劇在國家劇院上演；四五月間，他又兩次致信高爾基，商談出版自己的長篇小說《亞歷山大一世》并預(yù)支稿費事宜。這一年十二月，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婦離開了俄羅斯，但由于此前他多次請求過高爾基，一九二〇年，他的劇作《阿列克謝王子》和《保羅一世》仍得以由蘇維埃俄羅斯國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出版。

吉皮烏斯

一九二四年，吉皮烏斯在巴黎的《現(xiàn)代紀事》上發(fā)表《飛向歐洲》一文。這本來是一篇關(guān)于現(xiàn)代俄羅斯文學的概觀性評論，但是她拒絕對高爾基的文學成就做出評價，只是對他進行政治抨擊。這篇文章在俄羅斯流亡知識分子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文化史家、《最新消息報》主編帕·米留科夫在該報發(fā)表文章，指出吉皮烏斯從自己的政治觀點出發(fā)把俄羅斯作家分為兩個陣營，而在評價他們時卻使用了雙重標準。作家尤什凱維奇也在同一報紙上撰文，認為吉皮烏斯寫了一篇思想貧乏、極為惡毒的文章，在美學旗號下偷運政治貨物。這些文章連續(xù)出現(xiàn)之后，《現(xiàn)代紀事》主編韋什尼亞克急忙以該刊編輯部的名義寫信給《最新消息報》，聲明道：本刊發(fā)表了吉皮烏斯的文章，但并不完全贊同這篇文章的觀點。

吉皮烏斯的回憶錄《活著的面影》（1925）中，有一篇關(guān)于羅贊諾夫的回憶《沉思的漂泊者》。作者在文中提及一九一八年她為了羅贊諾夫而寫信給高爾基的事。當時她聽說，羅贊諾夫一家住在莫斯科市郊的謝爾吉圣三一修道院，窮困到去火車站撿煙頭的地步；還有人說羅贊諾夫已被處決，并建議她給高爾基寫信。吉皮烏斯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極其厭惡給高爾基寫信……但我還是無精打采地拿出紙來。“親愛的……”？“尊敬的……”？難以下筆。就直接寫：“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

我寫了一些平常而觸目驚心的事，并補充說：您就是一名俄羅斯作家。您贊成友善待您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對待最優(yōu)秀的俄羅斯作家羅贊諾夫的行為嗎，如果他被槍決的傳言屬實的話？至少，您能否告知傳言是否屬實？我僅僅知道羅贊諾夫最近陷入了極度貧困的境地。他貧病交加，未必能夠危害你們的“政權(quán)”。您在某個時期保護過“文化”。羅贊諾夫作為作家的價值您大概是知道的。我以為，核實一下傳聞對您或許是有好處的……

大約就寫了這一類話，也許更尖銳些。反正不都一樣嗎？能有什么損失？沒有嫌棄給高爾基寫信。也沒用。

令人驚訝的是，并非完全沒用。高爾基是否曾施以舉手之勞找過契卡，我不記得，但似乎為羅贊諾夫這樣做了。也就是說，他委托自己的某位跟班調(diào)查了關(guān)于羅贊諾夫的傳言，在得知后者并未被處決時，便命令給他寄去少許錢款。

羅贊諾夫

對當時的情況一清二楚的詩人霍達謝維奇，在看到吉皮烏斯的這篇回憶錄后隨即寫信給高爾基，表示將說明事實真相。很快，他的《濟·吉皮烏斯，〈活著的面影〉》一文便在《現(xiàn)代紀事》上發(fā)表?；暨_謝維奇寫道：

說實在的，在我看來，他處理得很好：難道有必要回應(yīng)以荒謬的傳言為根據(jù)的侮辱性言辭嗎？問題在于，羅贊諾夫不僅沒有被處決，而且沒有被逮捕。接下來濟·尼·吉皮烏斯還寫道，似乎高爾基“委托自己的某位跟班調(diào)查了關(guān)于羅贊諾夫的傳言，在得知后者并未被處決時，便命令給他寄去少許錢款”。所有這些間接得知的說法都是不真實的。高爾基不曾這樣委托任何人，因為他知道羅贊諾夫是自由的。至于說寄錢，那么從濟·尼·吉皮烏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本人并沒有請高爾基這樣做。關(guān)心這件事的另有人在。而且，這里當然既沒有“跟班”，也沒有仆從，沒有任何通常所謂馬德里宮廷的秘密。簡單說來就是：已故的格爾申宗曾來找我，讓我給高爾基打電話，把羅贊諾夫的困難處境告訴他。我照辦了，就從世界文學出版社莫斯科分部打了直撥電話。為此，如今我們獲得了“跟班”的尊號。順便說說，“跟班”格爾申宗與高爾基并不熟悉……

無論如何，高爾基匯了款?！吧僭S”——濟·尼·吉皮烏斯是這么說的。這又是“傳言”。是我把這筆錢轉(zhuǎn)交給羅贊諾夫的女兒的。數(shù)額我肯定沒記住，因為我甚至記不清當時通行什么計算方法——是按百、按千還是按百萬來計算。我只記得羅贊諾夫的女兒說：“靠這筆錢我們（也即四口之家）可以生活三四個月了?！边@里所說的是私人捐助，這還少嗎？羅贊諾夫本人在給吉皮烏斯的信中也說“至今還感謝他”（即高爾基）。但濟·尼·吉皮烏斯卻加油添醋地說：“為了小恩小惠：夠買些土豆的了。”顯然，這也是道聽途說。

吉皮烏斯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寫給霍達謝維奇的信中仍然為自己辯護。不過她也承認：“把我那時對高爾基的‘憤懣’保留至今，這也許是不自然的；我不再保留了，而且，老實說，現(xiàn)在我已完全不關(guān)注高爾基了，哪怕是在‘審判’他的意義上……”

雖然吉皮烏斯曾多次抨擊和指責高爾基，但后者卻從未做出任何直接回應(yīng)。向來不對別人的批評乃至攻擊大動肝火，也決不諱莫如深、刻意遮蔽，這是高爾基的一貫作風。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高爾基寫信給精神病學家、《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譫妄》一文的作者伊·鮑·加蘭特，請他注意參考吉皮烏斯、阿爾志跋綏夫、庫普林等“令人尊敬的文學家”對他的評價。無獨有偶，當有人在作家誕辰六十周年之際打算選編一本高爾基評論文集時，也是他自己建議把上述三人關(guān)于他的評論收入其中。

平心而論，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婦對高爾基的評價往往是政治偏見妨礙了冷靜的眼光，政治上的抨擊代替了令人信服的文學評價。與此相反，高爾基對他們的評價則總能夠把政治與文學分開。他并不贊成他們的政治見解和宗教哲學觀點，但在一系列文章和書信中卻肯定了他們在俄羅斯文學中的地位。對于他們的創(chuàng)作，高爾基堅持從藝術(shù)視角進行評價，力求做到客觀公正。一九二四年八月，在看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歷史小說《諸神的誕生》手稿后，高爾基評價道：“他不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在他筆下既沒有形象，也沒有觀察力。我總認為他的知識是令人懷疑的。他沒有自己的思想，而是從才華橫溢的吉皮烏斯、瓦·瓦·羅贊諾夫和舍斯托夫那里攫取思想，從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也攫取過，不過總是攫取得不好?！边@部小說出版后，高爾基發(fā)現(xiàn)它具有概念化和反歷史主義的缺陷，并指出作品主人公雖然是古代埃及人，卻說著“莫斯科阿爾巴特街的語言”。流亡歷史學家亞·阿·基澤維捷爾、作家別雷對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說也有類似評價。但是對吉皮烏斯，高爾基的評價則完全不同。每當提到這位女詩人，高爾基總是強調(diào)她的天賦才華和敏銳的智慧，高度評價她的富有獨創(chuàng)性的詩歌。在為女作家奧·福爾什的長篇小說《以石作衣》（1925）寫的序言中，高爾基甚至認為吉皮烏斯在俄國詩歌史上占有和十九世紀大詩人丘特切夫相似的地位。

高爾基和布寧的關(guān)系，是他域外文學生涯的不可忽略的方面。從二十世紀初他倆結(jié)識時起，在高爾基心目中，布寧幾乎就是一位“活著的古典作家”、俄羅斯傳統(tǒng)文學當之無愧的繼承者。他們共同參與的“星期三”文學小組和知識出版社的活動、《知識》叢刊的編輯出版，以及后來《年鑒》雜志和帆出版社的籌劃與運轉(zhuǎn)，不僅造就了二十世紀初期俄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發(fā)展的一段鼎盛與輝煌，也構(gòu)成彼此關(guān)系史上的黃金時期。一九一七年四月，布寧還曾應(yīng)高爾基之邀，到彼得格勒參加“發(fā)展與普及精密科學自由協(xié)會”籌備會議。然而，十月革命的爆發(fā)卻使他們之間的交往幾乎完全中斷。

布寧

一九二〇年，布寧永遠地離開了俄羅斯，僑居巴黎。出國之初，他一度放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更多地以政論家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他曾連續(xù)發(fā)表《筆記（關(guān)于高爾基）》（1920）、《筆記》（1921）等短文，譴責高爾基的“兩面性”，列舉他自二月革命后隨著社會政治局勢的變化而不斷表現(xiàn)出的信仰和情緒上的搖擺，并認為他參與了“毀滅俄羅斯”的過程，因此是有罪的。一九二一年，流亡作家契里科夫的抨擊性小冊子《俄國革命的斯麥爾佳科夫》在索非亞出版。高爾基在這位知識出版社前同人筆下，被描繪成《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那個殺人兇手。之后不久，在高爾基已到達柏林后，布寧又發(fā)表短文《高爾基論布爾什維克》（1922），說明高爾基在評價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時有前后矛盾之處，贊同契里科夫?qū)Ω郀柣脑u判。

高爾基對布寧的這些攻擊性言論并未給予任何回應(yīng)。相反，他始終強調(diào)布寧的藝術(shù)成就，肯定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甚至還為他辯護。在出版于柏林的小冊子《論俄國農(nóng)民》（1922）中，高爾基寫道：

在二十世紀初期，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俄國最優(yōu)秀的語言藝術(shù)家伊萬·布寧的小說。

他的《夜話》和另一部就其語言的精美和嚴峻的真實性而言都很卓越的中篇小說《鄉(xiāng)村》，確立了對俄國農(nóng)民的新的、批判的態(tài)度。

國內(nèi)有人說，作為一個貴族，布寧對農(nóng)民的態(tài)度是有偏見的，甚至是敵視的。這種說法，不用說，是不正確的。布寧是一位卓越的藝術(shù)家，僅此而已。

在高爾基看來，布寧是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文學中出現(xiàn)的一個重要流脈的代表作家之一，這一流脈突破了十九世紀晚期民粹派作家把農(nóng)民理想化的舊有框架，提供了對農(nóng)民的真實而清醒的描寫。在這方面，柯羅連科和契訶夫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而布寧則緊隨其后，接著又出現(xiàn)了謝苗·波德亞切夫、伊萬·沃爾洛夫等在同一方向上努力的作家。在《謝苗·波德亞切夫》（1923）這篇為這位作家的作品《莊稼漢的生活》所寫的序言中，高爾基重提他在《論俄國農(nóng)民》中已表達過的上述見解，再次指出：“繼契訶夫之后，伊·阿·布寧開始更加明確地從負面描寫農(nóng)村；在《夜話》《一百零八》《扎哈爾·沃羅比約夫》等短篇小說和大型中篇小說《鄉(xiāng)村》中，他對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的態(tài)度特別嚴厲?！币痪哦晔露?，高爾基寫信給《交談》的編輯布勞恩，提議在該刊發(fā)表英國學者和讀者對布寧《鄉(xiāng)村》的評價。于是，隨后就有一篇《關(guān)于布寧〈鄉(xiāng)村〉的英國評論》在《交談》第四期上登出。在上文已經(jīng)提到過的《作家的使命與當代俄羅斯文學》中，高爾基稱布寧為杰出的文體家，認為他的中篇小說《鄉(xiāng)村》提供了關(guān)于俄國農(nóng)村生活的一幅最為真實的圖畫。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布勞恩為德國一家準備出版俄國文學作品的出版社選擇書目而求助于高爾基時，高爾基特別指出應(yīng)出版布寧的《扎哈爾·沃羅比約夫》《百年間》《教袍》等作品。在那前后，高爾基還多次在寫給俄羅斯年輕作家的書信中建議他們認真學習布寧的文學語言。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巴黎作家俱樂部舉行報告會，布寧出席并做了發(fā)言。他以粗鄙的言辭指責蘇聯(lián)文壇出現(xiàn)了文學語言的衰敗、文理不通的現(xiàn)象和色盲癥。二月二十五日的《最新消息報》發(fā)表了會議紀要?？吹讲紝幍陌l(fā)言內(nèi)容后，高爾基在給多人的書信中做出了反應(yīng)，驚嘆布寧竟然變得如此粗野而失去理智。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高爾基仍然只是在私人通信的范圍內(nèi)表達自己對于布寧的批評意見，他同時也反對蘇聯(lián)國內(nèi)報刊公開發(fā)表文章批判布寧。

布寧(左)和高爾基

一九三〇年，布寧在一次回憶俄羅斯作家的報告會上，也談及高爾基。他的報告的內(nèi)容，后來幾乎原封不動地刊登在里加的《今天報》上。關(guān)于高爾基，布寧承認他有才華，但又認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正確說出他具有怎樣的、哪一類才華。接下來，布寧憶起一八九九年他和高爾基在雅爾塔的初次會面、高爾基和契訶夫的關(guān)系，講述了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前若干經(jīng)歷的片斷。布寧演講的主觀色彩和情緒化特征過于明顯，以至于俄羅斯域外文學中的“年輕一代”作家維·伊·塔林感覺到他對高爾基有一種毫不掩飾的憎恨。但高爾基后來卻把載有布寧報告的《今天報》寄給了他的傳記作者格魯茲杰夫，請后者參考。對于布寧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的《筆記》中，關(guān)于《在底層》當初在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演出后某些情景的描述，高爾基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一九三六年，高爾基在去世前不久，決定發(fā)表布寧多年來寫給自己的五十封信。他顯然是想以這些信件本身來糾正布寧在回憶往事時有意無意發(fā)生的一些偏差，并證明在過去長時間內(nèi)他們之間的友誼是真誠的。這些信件很快就被收入當年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同時出版的《馬·高爾基：資料與研究》（第二輯）中，得以面世。布寧在得知高爾基去世的消息后，如他自己所說，產(chǎn)生了某種“非常復(fù)雜的感情”。在隨后的幾天里，他補充、改寫了一九三〇年報告會上關(guān)于高爾基的回憶。在這篇新的回憶錄中，布寧試圖指出高爾基身上某種人性化的、溫柔的特征，特別提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倆分手時高爾基追到走廊上和他緊緊擁抱和吻別的情景，并坦言從那時起他“突然成了讓我長期感到恐懼和憤怒的敵人”，而如今，“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感情已然消失”。

高爾基在國外期間，曾給予多位俄羅斯域外作家以多方面的幫助，其中包括在白銀時代即已相識、由知識出版社出版過其三卷本文集的作家尤什凱維奇，在西伯利亞長大的作家格·格列賓希科夫，屬于流亡作家中“年輕一代”的羅曼·古里等。白銀時代阿克梅派詩人尼·奧楚普，二十年代初期在柏林也曾和霍達謝維奇一起參與了《交談》雜志詩歌欄的編輯工作，并發(fā)表有自己的詩作和散文。他的隨筆《馬拉格羅塔游記》，是他在聽取高爾基針對其初稿提出一系列具體意見并認真修改之后才發(fā)表的。遷居巴黎后，奧楚普不贊同某些流亡作家對高爾基的誹謗，在一九二七年寫下《世界文學出版社與薔薇》一文，充分肯定高爾基在革命后創(chuàng)建這家出版機構(gòu)對于弘揚文化遺產(chǎn)和救助知識分子的雙重意義。在他后來陸續(xù)完成的《詩體日記》中，也有一些詩行同樣贊揚了在那個特殊年代高爾基的文化活動和社會活動所起的巨大作用。三十年代，奧楚普在評價高爾基晚期的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的文章中，聯(lián)系作家的歷史觀和藝術(shù)觀進行評說，也頗有見地。

作家米·奧索爾金在俄羅斯域外作家中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不依傍任何流行思潮，始終維護精神自由與個性獨立。這種思想特點吸引了高爾基，于是約請他為《交談》供稿。一九二四年秋，奧索爾金把自己的長篇小說《西弗采夫·弗拉熱克》的部分章節(jié)寄到了索倫托。保存至今的高爾基檔案中，還留有作家當年分析這部小說的哲理思想和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的草稿。高爾基很快就決定在《交談》上發(fā)表這部作品的若干章節(jié)。一九二八年《西弗采夫·弗拉熱克》的單行本出版后，高爾基高度評價這部作品。在高爾基已經(jīng)去世后的一九三九年，奧索爾金為瑞典一家報紙寫了《馬克西姆·高爾基》一文，盛贊他的精神世界之豐富、他對藝術(shù)的敏感和對年輕一代作家的無私幫助。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

一九二二年出國的女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雖然很早就知道高爾基并尊敬他，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直接聯(lián)系。高爾基在國外時曾讀過茨維塔耶娃的詩集、散文和回憶錄，但似乎都未給予贊許性的評價。一九二七年夏，女詩人的妹妹阿納斯塔霞和朋友到索倫托拜訪高爾基。為感謝高爾基對阿納斯塔霞一行的接待，茨維塔耶娃把自己的兩部新作寄給高爾基，并寫了熱情洋溢的感謝信，其中提到她在童年時代的珍貴記憶和對高爾基最初的了解。高爾基曾經(jīng)想請熟知德國文學特別是德國浪漫主義詩歌的茨維塔耶娃為自己講講詩人荷爾德林，不久后就得到了她簡潔而富有個性特色的答復(fù)。從這封信和阿納斯塔霞的講述中，高爾基了解到茨維塔耶娃的經(jīng)濟拮據(jù)和她在流亡生活中的孤獨感，于是決定幫助她。考慮到女詩人的自尊，高爾基打算經(jīng)由阿納斯塔霞和帕斯捷爾納克來達成這一幫助，只是由于彼此之間聯(lián)系上的一系列差失，這一良好愿望最終未能實現(xiàn)。一九三三年，高爾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布寧三位俄羅斯作家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茨維塔耶娃首推高爾基。在得知瑞典皇家學院決定授獎給布寧后，茨維塔耶娃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寫給安·安·捷斯科娃的信中表示：“諾貝爾獎。二十六號我將坐到主席臺上，為布寧慶賀。逃避即表示抗議。我不表示抗議，而只是不贊同，因為高爾基遠遠高于布寧，比他更偉大，更人道，更具有獨創(chuàng)性，更加不可或缺。高爾基是一個時代，而布寧則是一個時代的終結(jié)。然而，因為這是政治，因為瑞典國王不可能給共產(chǎn)主義者高爾基掛上勛章……關(guān)于這一切，當然不得不保持沉默?！痹诙砹_斯域外作家中，持有類似看法的顯然不僅僅茨維塔耶娃一人。

顯而易見，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間，高爾基與俄羅斯域外作家有著廣泛的聯(lián)系。他力圖通過多方面的交往，在“兩岸”文學之間架設(shè)橋梁。在俄國流亡知識分子圈中，馬克·斯洛尼姆、達·盧托欣等都曾發(fā)表評論，充分肯定高爾基的創(chuàng)作和他在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地位。高爾基去世后，扎米亞京、阿達莫維奇、格·費多托夫、別爾別洛娃、尼·瓦連京諾夫、瓦·亞諾夫斯基等人也陸續(xù)在域外俄語報刊上發(fā)表評論或撰寫回憶錄，對高爾基及其文學活動進行評說，這些文章大都涉及作家在二十年代從柏林到索倫托的文學生涯。從高爾基這一方面來說，他不僅在域外生活的七年中與流亡作家們頻繁交往，一九二八年初回國后也依然在一定范圍內(nèi)與他們保持著聯(lián)系。

原文載于《世界文學》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