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子毓

　　盡管在《史記》之前，已經出現(xiàn)了《尚書》《春秋》《國語》，甚至出現(xiàn)了成熟的編年體史書《左傳》，然而后世史家最崇奉的，卻不是這些更古老的作品；相反，是《史記》創(chuàng)立的紀傳體，成為歷代正史的標準體例。

　　之所以影響如此深遠，除了司馬遷超凡的史識和文筆之外，其創(chuàng)立的紀傳體體例，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如清儒章學誠所言：“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體例更為全面地包羅了人類歷史的諸多側面，適應了史學的發(fā)展。

　　首先，與早前出現(xiàn)的記言、紀事、國別、編年等以事為主的體例不同，《史記》的大部分“列傳”，以及部分“本紀”“世家”，皆以人為主。從哲學意義上講，這一體例突出了“人”的主體性，體現(xiàn)了“人”的歷史核心地位。

　　從文學意義上講，相較上述諸體以事為主，支離破碎的記錄，以人為中心的敘述前后連貫，可以更好地刻畫人物性格，大大增強了史書的文學性，使得《史記》贏得了“無韻之離騷”的美譽。

　　從史學意義上講，這一體例大大擴張了史學的研究視野。雖然舊有體例間或也記載文化、風俗等內容，然就其主體而言，能通過紀事表現(xiàn)的往往只能是政治、軍事人物。而在相對原始落后的社會里，值得記載且能夠流傳的歷史事件較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能被記下的往往只有政治、軍事這些大事。舊有體例與當時的社會發(fā)展水平是相適應的，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在非政治、非軍事領域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越來越多，將這些人物擯于史書之外是非常不合理的。此外，隨著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地區(qū)的交往日漸增多，其歷史自然也成為史學家需要記錄的內容。

　　紀傳體史書的出現(xiàn)解決了這些問題。像東周諸子這些學者，屈原、司馬相如這些文學家，扁鵲、倉公這些醫(yī)者，都得以進入史書；而分布在中原地區(qū)周圍的匈奴、兩越、西南夷等諸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也終于有了系統(tǒng)的記載。

　　事實上，即使是以紀事本末體為主的西方史學中，對于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這些對社會影響深遠但在政治上湮沒無聞的人物，往往也只能采取傳記的形式記錄。不論如何，司馬遷通過獨特體例呈現(xiàn)的歷史觀告訴后人，歷史學家面對史料也應有主體意識，歷史本身和如何敘述歷史并非一回事?！妒酚洝芬舱蔑@了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理想。

　　其次，典章制度以及社會風俗、思想文化，是舊有體例難以覆蓋的又一部分重要內容。盡管《左傳》《國語》也涉及了一些關于典章制度的內容，但皆浮光掠影，不成系統(tǒng)。畢竟史事雖與典章制度等有關，但想通過史事系統(tǒng)反映這些內容是不現(xiàn)實的。

　　《史記》所創(chuàng)造的“書”這一體例，完美地解決了這一問題。這些既難從事中反映、亦難在傳人時體現(xiàn)卻又無比重要的內容，終于在史書中有了依憑。盡管《史記》八書散佚了三篇，損失嚴重，然其體例為班固《漢書》繼承，改名為“志”，對后世正史影響極深遠。到后來“三通”與歷代會要的出現(xiàn)，更將典章制度等的研究發(fā)揚光大。到了現(xiàn)代，隨著社會科學的興起與“人”的淡出，這部分內容更成為當今史學研究的核心。由是觀之，“書”之設立可謂超越時代，體現(xiàn)了司馬遷深邃的史學眼光。

　　第三，紀傳體對編年體史書的優(yōu)點進行了合理吸收。如錢穆先生所言，編年體吸收了早期的記言、紀事體的優(yōu)點，而紀傳體亦吸收了編年體的優(yōu)點，“本紀”部分即是編年的。事實上，除了“本紀”以外，“表”也具有編年的要素，《史記》諸表皆依時敘事，更置“表”于“本紀”之后，其余諸體之前，其意甚明。書中的許多事件皆需依本紀與表來厘清脈絡?？上Ш髞淼氖芳覍Υ死斫獾貌⒉煌ㄍ?，繼承得并不好。

　　以《漢書》為例，昭、宣時期對西域的經營是關乎漢匈戰(zhàn)爭成敗的重事，其后匈奴降漢與此關系很大，然而在“紀”中竟幾乎看不到這方面的記載，與連篇累牘的祥瑞記載恰成對照。至于“表”，大約是因為其費時費力，又易散佚，除了承襲《史記》而來的《漢書》，后世史書竟長期擯之不用，直至宋人編纂《新唐書》時才得以恢復，然其中編年之意已甚淡漠。好在編年體史書新高峰《資治通鑒》適時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

　　第四，除編年體外，《史記》還吸收了《國語》《戰(zhàn)國策》這類國別體史書的優(yōu)點。這一點體現(xiàn)在“世家”這一體例上，對于敘述分封制下諸侯林立的情況，可謂不二之選。雖然自秦以后，分封制為帝制所代，以致此體例為班固《漢書》所棄，然在亂世之時，此體例又顯現(xiàn)出意義。后世《晉書》《新五代史》記敘割據(jù)政權時，使用了“載記”這一體例，追根溯源，此即“世家”之變體。

　　第五，由于紀傳體史書體例多樣，內容繁雜，方便了史家通過編排篇目、內容來展現(xiàn)微言大義。如司馬遷為項羽立“本紀”、為陳涉立“世家”，尊重他們的歷史地位，體現(xiàn)了其不因政治因素而篡改歷史事實的態(tài)度；為商人立《貨殖列傳》，體現(xiàn)了其重視商業(yè)的態(tài)度；《游俠列傳》的設立，更有一抒胸中塊壘之用意。后世班固等史家編排篇目亦多有此意。當然，此法不可用之太過，如后世歐陽修所著《新五代史》，即有重筆法而輕史實之譏。

　　《史記》創(chuàng)立了能夠包容人類社會各方面活動的史書體例，其劃時代意義難以估量。直到當代，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仍是參考紀傳體史書之體例而作。由是觀之，《史記》能夠“庶子奪嫡”，成為乙部之祖，為歷代正史所宗，自有其必然性。（安子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