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王船山作為明清之際偉大的思想家，憑著“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精神，以一己之力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梳理。他上承南宋湖湘學派所開創(chuàng)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建立了一個內(nèi)容豐富、思想深刻、規(guī)模宏大的思想體系，下啟近代湖湘文化，對近代湖南的各個人才群體、思想家、學者、政治家均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歷史影響。

◆尊崇王船山的公私義利之辨

從思想上而言，我們認為王船山的公私義利之辨，對彭玉麟的德行操守和出處大節(jié)影響最大。王夫之非常重視義利問題，甚至認為“義利之辨”是制約華夏夷狄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根本，是倫理價值觀的核心?！疤煜轮蠓蓝?，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迸c傳統(tǒng)義利學說一般性地界說義利概念有別，在總結(jié)歷史、審視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王夫之將“義”區(qū)分為三個層次：“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王夫之主張：“不可以一時廢古今，不可以一人廢天下?！币簿褪钦f，無論是一人之正義，還是一時之正義，都必須服從天下古今之通義。否則，“執(zhí)其一義以求伸，其義雖伸，而非萬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嚴，而義愈病。”

“天下古今之通義”，就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是“義”的最高層次，是真正的“道義”。“義利之辨莫切于取舍辭受，推之于進退存亡，亦此而已”，王夫之的話說明，湖湘士君子孜孜講求義利之辨，其目的仍然是為了指導日用倫常與現(xiàn)實人生。道義和公利的價值取向是湖湘義利之辨的主體精神。義利之辨作為湖湘文化精神的內(nèi)核，成為歷代湖湘士君子的為己之學。這一為己之學使得湖湘士君子能夠站在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民眾的根本利益的最高層次上，來看待和考慮個人的辭受取與，超越個人的功利和私利的局限，真正做到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并反對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個人私利和貪污行為，堅持潔身自好，清廉做人和為官。

在汲取船山思想精神的同時，彭玉麟同樣反哺船山，弘揚他的學術(shù)志節(jié)。在政治上為王船山正名，使王船山從“前明遺臣”轉(zhuǎn)變成為“我朝貞士”。王船山以前朝遺臣自居，至死未易其志而降心新朝。在清統(tǒng)治者的眼里仍然是反動人物，傳播他的思想學說存在一定的風險。因此，在政治上為王船山正名，在公眾場合極力宣傳船山學說，恢弘其志，張大其道，成了彭玉麟的首要任務。

彭玉麟在政治上為王船山正名由兩件事來完成：一是在其倡議和主持編纂的《衡陽縣志》里獨辟《王夫之列傳》，傳述王船山家世源淵、生平事跡、志節(jié)情操、學問根柢、著述流播諸多情況，并繼潘宗洛之后再推船山“以拒偽命為我朝貞士”。一是上書朝廷陳述王船山的事跡，為王船山辯白正名。光緒十一年三月（1885年4月），彭玉麟在《改建船山書院片》中，從最嚴肅和正式的途徑為王船山的政治身份辯白正名，稱王船山“為我朝貞士”，并請朝廷諭令湖南的官紳實力將船山書院辦好，以弘揚船山之學，并請諭允將船山書院在南城的舊址“改作船山祠宇，祀夫之栗主其中，飭有司春秋致祭，俾士民有所觀感而昭激勸”。

同時，創(chuàng)建船山書院，“期講明夫之之學”。衡陽縣令張憲和初議建船山書院于衡州城南的大碼頭橫街。光緒八年（1882年），彭玉麟和湖南學使朱逌然召集船山后人王之春，衡陽士紳楊概、程商霖、蔣霞初等人捐資，再議創(chuàng)立船山書院，將王船山出生地衡陽城內(nèi)王衙坪王氏宗祠辟為“船山書院”，書院內(nèi)祭祀船山神位。光緒十年（1844年），船山書院擇師主講，正式招收生徒，聘請李楊華為首任山長，衡陽知縣張憲和奉書院札，仿照廣東學海堂制訂書院章程。書院以“講明夫之之學”為宗旨，不重科舉之學，不課八股，授經(jīng)史詩賦，以實學造士，在教學中始終致力于弘揚船山思想。

書院創(chuàng)立時，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將家藏所刻《船山遺書》322卷板片捐置書院”，作為鎮(zhèn)院寶典。船山書院初建以后，彭玉麟即慮及南城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囂塵，殊不足以安弦誦”，決定將書院改建于湘水中流之東洲島上。光緒九年（1883年），彭玉麟捐資12000兩白銀巨款。經(jīng)過近三年的努力，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新的船山書院在美麗的東洲島上竣工成典。彭玉麟聞此喜訊，欣然命筆為書院題聯(lián)，以船山學行與師生共勉。彭玉麟隨即將船山書院改建峻工之事鄭重入告朝廷，并言自己創(chuàng)立書院以造就人才，用能匡時濟世之動機與苦心。

◆“寒士”精神的當代價值

“以寒士來以寒士歸”“以寒士始以寒士終”，彭玉麟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不忘初心、不變初心的故事?！安煌跣模降檬冀K”，這句賦于禪門智慧的哲言，是自我反省，也是提醒他者，找回歧路亡羊的一劑良方。彭玉麟的故事雖已成歷史，但其精神仍然活在當下，仍然具有其當代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彭玉麟給我們樹立了一個不忘本來、不改本色的典范，給我們提出一個強烈的問題意識，使我們能夠嚴肅審視自己和捫心自問：我們的初心是什么？我們當初刻苦努力，發(fā)奮讀書，是抱著一份報效祖國的美好理想，何以今天卻陷于個人的名利場而迷失了方向，不可自拔？我們最初嘔心瀝血，精心培育，原本是為了給國家輸送棟梁之才，卻為何最后培養(yǎng)了一幫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群自私自利者？我們當官的初心是什么？不是為人民服務嗎？為什么有的官員就忘了本、變了質(zhì)，置黨紀國法、道德良知兩不顧呢？

當初，以彭玉麟為代表的湖湘士子以道義相召，為挽救清王朝的危機組建湘軍。他們艱苦卓絕，互相砥礪，以儒將之效引領(lǐng)風氣，塑造了湘軍集團忠義、廉潔的集體人格，從而挽救了清朝將要覆滅的命運，開創(chuàng)出“同光中興”的局面。之后，曾國藩裁撤湘軍，李鴻章的淮軍代興。李鴻章以利祿驅(qū)人，導致淮系集團的集體腐化。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淮軍一敗涂地，北洋水師全軍覆滅，清王朝的中興之路斷絕，并很快走向滅亡。湘淮兩個集團集體人格的轉(zhuǎn)變，決定了晚清王朝的命運，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發(fā)生了巨大作用和影響，今天這仍然能夠給我們國家提供一個歷史的鏡鑒。

彭玉麟的故事也給我們今天的黨員領(lǐng)導干部一個警示，即保持初心，是在官場保全自己最好的辦法，最高的智慧。彭玉麟若不是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在腐敗齷蹉的晚清官場又怎樣做得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呢？若沒有甘做寒士的風骨，他怎么能夠在名韁利鎖的層層羈絆中來去自如，最終在兇險無比的封建官場善終，并為當時和后世所敬仰尊重？而與他同時代的貪官污吏們，不知有多少人卻深陷牢獄，命喪黃泉。

我們再看看今天，那些大大小小的老虎蒼蠅何曾生來就是貪官污吏的??？他們也曾有一個廉潔有為，為國為民建功立業(yè)，受黨嘉許，為人民愛戴的光輝經(jīng)歷?？上ё罱K他們忘了初心，改了素志，在背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路上越走越遠，最后回不了頭，最終身敗名裂?！敖鹩駶M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我們的社會應該多敲一敲富貴危機的警鐘，喚醒那些忘記初心、變異初心的人。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三十余年過去，經(jīng)過貧賤富貴的蒸煎燒烤，名利場中的此起彼落，喧囂背后的岑寂蕭索，最終要從瘋狂回歸理性，從失魂落魄中尋找精神的家園。不忘初心，回到原點，似乎正在成為我們時代的共識。

（來源：第91期《清風》雜志 文：謝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