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以遺址發(fā)掘為主題的出土器物展覽,芝加哥藝術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現正舉辦的“吉金鑒古:皇室與文人的青銅器收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特展,乃是針對中國歷史上古銅器鑒藏文化現象進行多方探討。 圖1 展場入口,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展作豐富精彩,年代橫跨古今,除了包含館方自身藏品,更有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美國知名美術館和重要私人收藏的文物共180余件。 展覽宣傳片 本次策展人汪濤和張璐表示,希望借此展覽能向觀眾呈現古代青銅器的悠久賞鑒傳統,聚焦從中衍伸的復古運動與金石研究,并對關鍵人物及其社會環(huán)境進行闡釋。(圖1、2) 圖2 展場陳設現況,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本文通過考古、禮儀、禮樂、鑒古、畏友、墨拓、古今角度,選取本次世紀大展極具代表性的青銅重器,為諸位有的放矢的了解青銅提供可能。 本文大概 6399 字 精讀 共需 10 分鐘 考 古 根據考古報告顯示,早在夏文化時期,上古中國已經延續(xù)新石器時代的制陶傳統而進入青銅階段。此后青銅器具的種類、形制與紋飾都因時間、地域和族群的緣故產生不同變化歷程,進而彰顯出品項繁博、多元造型及裝飾各異的特點。 青銅,一般是指銅、錫和鉛的混合物,可包括銅鉛、銅錫或銅錫鉛等合金,且在中國境內的主要制造技術為塊范法(又稱陶范法)與失蠟法兩類。青銅器的原料色澤、形式組合、圖像紋飾、銘辭文字、類型功能以及生產工藝等面向,都是吾人鑒賞研究的切入點。 在本展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件造型出眾的商代晚期《鳥尊》(圖3)。該作品高15.9公分,是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品。其結構靈巧生動,紋飾繁復精美,展現典雅莊重的姿態(tài)。 圖3 商代晚期《鳥尊》,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這件器物原是當地知名藏家凱特.斯特奇斯.白金漢女士(Kate Sturges Buckingham,1858~1937)的舊藏。身為富豪名門之后,她很早就對東方古董產生熱愛,尤其對中國青銅、陶瓷與日本版畫情有獨鍾。從1921年至1938年間,她陸續(xù)向館方捐贈多達400余件的中國青銅器,以藉此紀念她的妹妹。這批文物便成為該館亞洲藝術的奠基收藏,文化影響力極其深遠。 1946年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查爾斯.法本斯.凱萊(Charles Fabens Kelley,1885~1960)與當時在芝加哥大學講學的中國學者陳夢家(1911~1966)共同合作,編撰一本《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錄(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內容收錄館藏42件從商至漢的青銅精品,可作為記錄流散海外文物的參考文獻。 書中凱萊關注器物的造型紋飾,同時涉及鑄造技術等特征;而陳氏則在概述與考釋篇章中,強調器形分類和定名方式,特別針對禮器概念和銘文解讀加以著墨,反映當時中西方對青銅時代考古的學術前沿。 禮 儀 若以功能用途區(qū)別,中國古代青銅制品可略分為容器(飪食器、酒器、盥水器)、樂器、兵器、農工具和其他生活雜器。當中容器和樂器主要使用于祭祀和宴會等禮儀場合,是專為統治階層所設計制作,通常也被稱為“禮器”。 依照往昔文獻記載,不同等級的王公貴族必須依其身分地位,使用與之相符合的禮器種類和數量。所謂的“列鼎制度”,就是這種儀式規(guī)范的具體表現,如同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和元士三鼎。此項措施不僅強化宗法制度和等級劃分,亦鞏固掌權者內部政經利益的秩序分配,成為“明貴賤,辨等列”的社會特征。 屬于傳世禮器的展品西周中期《師趛鬲》(圖4),現藏北京故宮。表面曾有打磨上蠟痕跡,顏色黑中透亮,器形精致美觀。外部紋飾以回形紋、夔龍紋和重環(huán)紋組成,形象線條寓動于靜,透露莊嚴肅穆的氣氛。 圖4 西周中期《師趛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內壁刻鑄銘文五行29字:“唯九月初吉庚寅,師趛作文考圣公、文母圣姬尊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趛?!贝思髌吩瓕偾宕娜速M念慈(1855~1905)舊藏,他還因此取名字號為“趛齋”。 1950年代本器進入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因為是迄今為止所知青銅鬲器中最大型且最華麗的一件,遂有“天下第一鬲”之美譽,增加其作為國寶的歷史意義和美學價值。 另一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珍藏的西周《銅柉禁及酒器組》(圖5),也是本次展覽的明星展品。這是目前出土銅禁(盛放幾案)和共存13件九款酒器(觶、卣、盉、觚、斝,尊、爵、角、勺)均保存完整的唯一成套青銅器組,珍稀異常實屬罕見。 圖5 西周《銅柉禁及酒器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Courtes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作為祭祀之用的柉禁酒具,1901年出土于陜西寶雞,之后進入清末金石藏家端方(1861~1911)之手。1924年端方子孫透過加拿大籍美國傳教士暨鑒藏家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的中介,把此套文物出售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成為公認的鎮(zhèn)館之寶。1907年端方及其幕友曾在南京留下合影,照片中即包括《師趛鬲》和柉禁酒具。百年之后,兩件珍品再度聚首芝加哥,殊為難得的盛會。 崇 古 約在漢代之際,出現兩種類型的古物鑒藏者:皇帝與士大夫。前者視古銅器為天命瑞相,并象征倫理道德與體現政權的合法性。收藏對君王來說,并非只出于個人興趣,而更強調其對維系王朝的統治作用。后者則是透過搜羅和專研,企圖傳達新價值觀,并凸顯個人品味和身分認同。 到了宋代,時人力圖“追三代于鼎彝之間”,始從“考古”、“博古”,而趨向“仿古”與“玩古”,影響元明時期的金石賞鑒活動。其中要角包括屬于仕宦階層的劉敞 (1019~1068)、歐陽修(1007~1072)和呂大臨(1044~1091)等人以及宋徽宗趙佶(1082~1135)。尤其宋徽宗在1107年時設置議禮局,并“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且下令敕撰《宣和博古圖》,說明官方積極收藏、制作與整理青銅器。 《厚趠方鼎》(圖6)為西周早期飪食器,高21.3公分,重2.4公斤,現藏上海博物館。外腹裝飾獸面紋,內壁刻有銘文五行34字。 圖6 西周早期《厚趠方鼎》,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 內容記述成周年間,厚趠因受上司溓公賞賜,而制作此鼎來祭祀父親辛,希望日后子孫能永寶珍愛的紀念歷史事件。該器鑄作精細、紋飾罕見,其饕餮雙角特長而下垂,尖端之處又作勾曲卷狀,曾著錄于南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這條線索也透露這件方鼎,極有可能在宋代時就已現身于世,后來進入清末金石學家陳介祺(1813~1884)收藏里,流傳保存至今相當不易。 自宋之后,鐘鼎彝器成為專門學問,誠如王國維(1877~1927)所言:“宋人治此學,其于搜集、著錄、考訂應用各方面無不用力。”重要編著包括劉敞《先秦古器記》、歐陽修《集古錄》、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博古圖》、王厚之《鐘鼎款識》與王俅《嘯堂集古錄》等。 這股崇尚金石的復古運動,也影響日后藝文界之學風思潮。展品明代鄭重(活躍于約1612年至1648年間)《品古圖》和清代蕭晨(活躍于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東坡博古圖》,皆是描繪文人雅士鑒賞古物的聚會場景。兩位創(chuàng)作者都以精細用筆和清麗色調,生動地表現鑒賞雅集人士的儒雅風范和潛心品古的專注神態(tài)。 禮 樂 中國先秦時期的政治社會與禮樂制度密切相關,所化現的物質載體則是青銅禮器和樂器。若以三代樂器種類來說,主要有鈴、鐘、鎛、鐸、鐃、鉦、鼓、鉤鑃和錞于等。這些文物不僅反映古人對禮樂的認知思想和精神規(guī)范,也代表當時豐富的音樂文化。 透過演奏樂器、傳達聲音的方式,借以調節(jié)個人情感和行為,體現自然與眾生的和諧共存,企圖達到“天人合一”的極致境界?,F在對青銅樂器的研究,多側重在外觀形制和使用功能,以及其對音律結構發(fā)展的影響作用。 收藏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西周《鐃》(圖7),原是白金漢女士的舊藏。鐃是中國早期使用的青銅打擊樂器之一,經常出現于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多出土在河南南部、山東南部和陜西關中地區(qū)。 圖7 西周《鐃》,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其歷來形制變化不大,通常器形似鈴而稍大,口部呈凹弧狀,并附有中空與器腔相通的圓管短柄。使用時則手握把柄,鐃口朝上,并以棒槌敲擊中間部位。根據《說文》記載:“鐃,小鉦也。軍法,卒長執(zhí)鐃。”在《周禮.地官.鼓人》亦提及“以金鐃止鼓?!闭f明此器與軍旅戰(zhàn)事的關系。但是,鐃也可被用于祭祀和宴樂當中,搭配其他樂器而共同演奏。 以“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為己任的宋徽宗,極重視隆禮制樂。所謂“循聲以知音,循音以知樂,循樂以知政。”這位藝術家皇帝便試圖以音樂移風易俗,期冀達到美化治民的理想國度。他重訂音律樂制完成“大晟樂”,且下令鑄造與之相應的青銅編鐘。 公元1105年共 12套編鐘完成,總計336枚,鐘身刻有“大晟”二字,至此成為徽宗心目中的最佳雅樂,堪稱宋樂之始。但在靖康之難(1125~1127)后,這批大晟編鐘散落各地,至今流傳于世者約有25件。此次展出的鐘器(圖8)出自北京故宮,鐘紐鑄刻雙龍造型,鐘面制有蟠虺紋,器形典雅樸質,紋飾華美出色。 圖8 北宋徽宗朝《大晟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攝影╱周至偉。 鑒 古 清代鑒藏之風鼎盛,尤至乾隆朝(1736~1795)時更達高峰,可謂集歷代收藏之大成。1749年起,廷臣梁詩正(1697~1763)等人受命仿效宋代《宣和博古圖》體例,編撰《西清古鑒》四十卷,收入彼時內府所藏青銅器物1436件和鏡93面。每卷首名列器目,依器摹繪圖像,次附說明,另注方圓圍徑、高廣輕重及摹寫銘文與注釋,對于推動古銅器的研究進展甚大。 1779年乾隆再度敕編《寧壽鑒古》十六卷,共收青銅器物600件和鏡101面。從1781年至1793年間,王杰(1725~1805)等人又撰寫《西清續(xù)鑒》甲編與乙編共四十卷,前者收錄商周青銅器物844件及鏡100面,后者則有高古青銅器物798件與鏡100面。世人遂把這些著作合稱“西清四鑒”,為了解銅器鑒藏門類提供豐富文獻與圖像史料。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進一步把前述他敕編書籍內所收錄的古鏡實物,采行匠心獨運的收儲設計,珍藏于與圖譜同名的書冊式函匣中,且作為宮室收藏保存之用。本次展出的《西清古鑒銅鏡冊頁》共有三函,皆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每套鏡匣裝幀大方雅致,顯示乾隆對古代銅鏡收藏的重視喜愛。例如在第八函中(圖9),胎匣右側上方擺放漢代銅鏡,下方為唐代作品。 圖9 清代乾隆朝《西清古鑒銅鏡冊頁》第八函,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攝影╱周至偉。 左側部分則是一幅由宮廷畫家勵宗萬(1705~1759)繪制的山水畫,其上并對應一首五言絕句詩。而在第四十二函里,一樣安置漢唐古鏡二件,另有“漢明光鑒三”與“唐十二辰鑒二”的黃簽題記,以及所儲銅鏡的品名描述和寫真畫片。 乾隆皇帝對古物品評的深厚興趣,還可從《是一是二圖》中看到。畫面上皇帝身著漢服,正坐于榻上欣賞各類雅玩。此畫構圖原本仿自清宮舊藏的宋人冊頁,但宮廷畫家卻把圖中文士替換成乾隆本人,表現其愛慕古人風雅的情趣姿態(tài)。繪畫里出現的銅器和珍玩,應為當時皇家實際收藏的品項,可以想見日理萬機之君王的暇日嗜好場景。 除了帝王,宮苑女子亦參與文物賞鑒活動,一如康熙朝晚期《十二美人圖.博古幽思》(圖10)所示。圖中仕女側坐斑竹椅上低頭沉思,身旁環(huán)繞的多寶格架上陳設精美器物,如瓷洗、僧帽壺和青銅觚等,具有典型的宮廷富麗堂皇氣氛,顯示閨中女性欣賞博物的閑適情懷。 圖10 清代康熙朝晚期《十二美人圖.博古幽思》,北京故宮博物院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畏 友 對于歷代文人藏家來說,青銅器鑒藏本身就是一件高尚的智力活動與學術興趣。若與帝王相較,這些古物的政治性功能與象征,并非文人藏家關注的焦點。相反地,他們更熱衷于專研器物的形制內容和如何解釋銘文,借以證明古代圖書內容的真?zhèn)?、勘正文獻的誤謬以及增補典籍的缺失。 經由鑒賞古物一事,各類的文會雅集得以成形,不僅眾人可發(fā)展出深厚友誼,也觸發(fā)彼此的良性競爭。正如上述提及,從宋代之始,士大夫群體便透過感性欣賞與知性探索,出版相關青銅器收藏目錄,使得三代鐘鼎彝器成為他們共同的對話語言與收藏崇尚的目標。藉此進而在社會與文化階層中,得以和他人區(qū)隔開來,以塑造優(yōu)越身分地位與累積更多文化資本。 清代乾嘉之際,當皇室典藏文物的規(guī)模日正當中時,仕宦文人也不遑多讓。1796年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攷》與1804年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著錄出版,堪稱是晚清金石學崛起的前導。在1840年至1911年間,曾出現大量編撰的古銅器圖錄與參考書目,例如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劉喜海《長安獲古編》、吳云《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恒軒所見藏吉金錄》、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與端方《陶齋吉金錄》等。這些鑒藏家互稱師徒學友,密集交換拓本以便利比較,他們成為清末青銅器鑒藏界的中堅分子。 這股在藝文學界掀起的金石熱潮,頗能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畫作《吳大澂愙齋集古圖》中反映出來。此作共分上、下兩卷,各自長度為1462公分與1696公分。卷前皆繪有吳大澂(1835~1902)肖像及藏器,并以墨拓和繪畫的表現形式,展示其金石收藏和學術考證的熱忱與成就。上卷圖像為任薰(1835~1893)所作,而下卷肖像則由胡琴涵(生卒年不詳)完成,其余背景和器物都出自擅長摹古的陸恢(1851~1920)之手(圖11)。 圖11 晚清《吳大澂愙齋集古圖.下卷》,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圖為局部之一。 在畫卷之后則有吳氏所藏部分古銅原器全形拓及銘文拓片(圖12),兩卷共含102件從商至漢的古文物。圖中有數件器形與銘文從未出現于往昔著錄中,能夠提供新的研究材料。此外,由于畫卷保存了器物的外觀型態(tài),得以彌補之前缺失器形訊息的遺憾。 圖12 晚清《吳大澂愙齋集古圖.下卷》,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圖為局部之二。 墨 拓 墨拓是中國古代經常使用的一種復制方式,過程是把紙張覆蓋在有文字或圖案的器物或碑版之上,再用墨色將其打拓出來,以便于長久保存與流傳遞送。然而,約在清代乾嘉時期,為了進一步精確掌握器形外觀,遂出現“全形拓”的專門技術。全形拓,亦稱圖形拓、器形拓或立體拓,乃是一套應用裱拓、素描與剪紙等手工門類之綜合技藝。 除了上述《吳大澂愙齋集古圖》里存有眾多范例,在晚清畫壇里也出現不少名為“金石博古花卉”的新興畫題,這類結合傳統博古與清供圖繪的作品,傳遞出如“吉金樂石”或“金石延年”的吉祥寓意,特別博得江南城市居民的喜好。受到清代考據學和金石學的啟發(fā),此種風行于書法和繪畫藝術中的金石趣味,當時便成為最出色的創(chuàng)作變革。 古 今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舊體制遭逢巨變,開始逐步邁向現代化的姿態(tài)與世界展開對話。昔日的清宮帝王舊藏一分為二,成為現今兩岸故宮的基礎原型。更多的民間私人收藏則流散全球,無論是在倫敦、紐約、巴黎、柏林或東京,皆可探尋到精湛的名品佳作。 進入21世紀后,中國青銅器鑒藏領域展開新氣象。在大學院校中,已有設立專門師資,并展開教學、培育人才。在文博機構里,三代古銅器則為各大館方收藏與征集的重點,并視為是華夏古代文明之代表。 而在古董市場上,鐘鼎彝器更是收藏家與投資客的熱門選項,尤其在近年來的拍賣場次內更可見到此一現象。由此看來,古青銅器依然持續(xù)吸引和激勵今日群眾,呈現活力十足的傳統能量。 若要挑選一件作品總結本展的話,那應該就是《小臣系卣》(圖13)。這件方卣完成于商代晚期,屬盛酒禮器之一。高49.2公分,重14.9公斤,紋飾布局有序,器形端莊典雅。 圖13 商代晚期《小臣系卣》,上海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蓋內和器底鑄有銘文15字,說明小臣系受王賞賜而制作此器來祭祀先祖乙。盡管出土時間已不可考,但在《吳大澂愙齋集古圖》卷中可見器形全形拓和銘文拓片。清末民初時該器從吳氏之處散佚,輾轉進入日本藏家手里,此后并多次收錄在重要青銅器圖錄中。 2010年這件傳世重器出現于市場上,上海博物館便在中國國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花費巨資收購,并賦予國寶之名。2017年當代藝術家泰祥洲曾對此器繪制一幅水墨作品,其高度寫實手法產生不少回響。透過回顧這件方卣的社會生命與文化傳記,觀眾得以體認到中國古代青銅器所承載的豐富歷史感和當代性。 文∣林逸欣 圖∣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周至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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