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靜波

文匯報2019-04-02第5版

對于新年號“令和”的頒布，不僅日本朝野十分重視，也引起了一洋之隔的鄰邦中國人的關(guān)注。中國自漢代至清代，一直使用年號，因此大家對年號并不陌生。日本啟用年號，最初自然也是仿效中國，最早是在公元645年，年號為大化，截至“平成”已使用247次，能查明出典的，都源于中國古典書籍。唯有這次的“令和”，安倍特別強調(diào)是出于日本“國書”《萬葉集》。

那么，為何這次不再考慮中國古籍了呢？《朝日新聞》的報道評論說：是因為構(gòu)成了安倍政權(quán)支持基礎(chǔ)的保守派人士，期待新年號不再依據(jù)中國的典籍，而選用日本的“國書”，因而有了這次公布的結(jié)果。

其實，這樣的說法多少也有點似是而非。我們要知道，日本列島上居住的居民，或者說后來形成的大和民族，原本是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大概在中國的戰(zhàn)國末年和秦漢之交時期，傳來了農(nóng)耕文明和金屬文明，漢字雖然也有傳入，但當時的居民似乎還無法充分消化吸收，后來又多次有中國大陸或朝鮮半島的移民進入列島，便逐漸將中國的古典和漢字文化在列島上傳開。現(xiàn)存日本最早的書籍《古事記》（成書于712年）和《日本書紀》（720年）都是用漢字漢文撰寫的，《古事記》因包含了較多列島上古時代的傳說和神話，行文稍稍有些怪異，讀起來有些費力，《日本書紀》等則是頗為流暢的古漢語，有古漢語修養(yǎng)的中國人幾乎都可無障礙地閱讀。

7世紀到9世紀初，是日本全面學(xué)習(xí)中國文化的時代，大約在751年誕生了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fēng)藻》，五言詩居多，后來在9世紀初又誕生了兩部受天皇之命編撰的漢詩集《凌云集》（814年）和《經(jīng)國集》（827年），后者還包含了部分的賦、序、策等。與此同時，列島本民族的“歌”的形式也漸漸成熟起來，人們覺得僅僅使用漢詩的形式還不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心懷，于是漸漸產(chǎn)生了有漢字詞語和本民族語言交雜在一起的“和歌”，漢字除了表意，還起了表音的作用，即一部分漢字用日語的發(fā)音讀出來，以記錄本民族的語言，這就是所謂的“萬葉假名”，即字還是漢字，但只是當作表音符號。

大約在10世紀左右，逐漸誕生了從漢字的草書中衍生出來的平假名和漢字的楷書偏旁衍生出來的片假名，可以自由地記錄本民族的語言，再與中國大陸傳來的漢字詞語以日語的構(gòu)造法混合起來，形成了后來的日語，大約在10世紀初，誕生了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以后又有各種主要用假名書寫的文學(xué)作品問世。為什么叫假名？因為有真名，真名就是漢字。

由此可知，《萬葉集》還是一部完全用漢字撰寫的歌集，這次用作年號的原文，出自《梅花之歌》32首詩歌序文，可以說完全是漢文。新年號“令和”，主要就是來源于“初春令月，氣淑風(fēng)和”這兩句。

有人指出，其實，這兩句是對漢代張衡《歸田賦》中“仲春令月，時和氣清”

的改寫，從張衡的語句中也可提煉出“令和”兩個字。這里就不咬文嚼字了。但至少，要把《萬葉集》歸類為純粹的日本“國書”，其實也是有些勉強的。第一，它完全由漢字組成；第二，選用的序文是一篇純粹的漢文。當然，《萬葉集》完全出自日本人之手，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確實是一部“國書”，它與之前的年號直接選自中國的古典，還是有很大的區(qū)別。只是，其間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卻不是那么輕易割斷的。

（作者系復(fù)旦大學(xué)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