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一脈相承，朝代興替，文化巨匠群星璀璨，各類文章典籍不計其數(shù)。

曾經(jīng)有一部書，體量之大，內(nèi)容之富，堪稱空前，這便是《永樂大典》。

公元1402年6月，歷時四年之久的“靖難之役”宣告結(jié)束，戰(zhàn)爭的結(jié)局是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朱棣勝利入主南京，成為明朝第三位皇帝，年號永樂，廟號明成祖。

藩王出身的朱棣，一向志向高遠，文武雙全，《明史.成祖本紀》評價：

我們都知道，明成祖朱棣的戰(zhàn)績卓著，五次親征蒙古，皆取得大捷，而他的謚號是：“啟天弘道高明肇運圣武神功純?nèi)手列⑽幕实邸薄?/strong>

一個“文”字，表明朱棣并非只知武力解決一切、只懂武力統(tǒng)治萬民的莽漢。

一個“文“字，表明他在經(jīng)營四方，武力對敵的同時，還特別重視文化教育與人文統(tǒng)治。

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朱棣下令編修了曠世巨著《永樂大典》。

承皇命撰巨著，成絕代盛事

公元1403年（永樂元年），明成祖任命內(nèi)閣首輔解縉與太子少師姚廣孝，編纂一部圖書大著，但這個解縉啊，辦事不是太認真，接到圣旨，僅僅用了一年時間，動用人員147人，就編成了一部他理想中的圖書，名為《文獻大成》。

明朝文人，學識都不淺，卻缺乏一種敬業(yè)精神，當初明太祖朱元璋命大學士宋濂編修《元史》，前后兩次修撰，總共用時還不到一年，也有敷衍了事之嫌。

也許這和明朝官員薪俸較低有關(guān)吧，畢竟拿得銀子少，干得事情多，誰都不愿意，“想讓馬兒跑，還不給馬兒吃料”，事情就不太好辦了。

這部《文獻大成》呈獻上去，朱棣閱后非常不滿意，“帝覽所進書，尚多未備”，《文獻大成》太偏重于儒家學說內(nèi)容，這與朱棣當初的設(shè)想相差十萬八千里，于是有了第二遍奉旨編修。

解縉這次頂著雷，承受著皇帝的巨大壓力，再也不敢有半點懈怠，馬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他擴充了編修的隊伍，規(guī)模擴充十余倍，據(jù)《春明夢余錄》中所載，本次編修隊伍設(shè)置為：總裁官三人，副總裁官二十五人，纂修官三百四十七人，催纂官五人，編寫員三百三十二人，看樣員五十七人，謄寫員387人，續(xù)經(jīng)教授10人，辦事官吏20人，共計2180人，均是當時的飽學名士。

“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咸集于京師”。

經(jīng)過調(diào)整后的編修力量確實強大，用了五年時間，至公元1407年（永樂五年）終于修成此書，全書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三億七千萬字。

想想看，即使我們一天讀一冊，也要花費三十多年的時間。

這部書緝錄上至先秦時代，下至明初的各種書籍，涵蓋經(jīng)、史、子、集、戲劇、小說、平話、農(nóng)業(yè)、醫(yī)學、占卜、手工藝等，收錄歷朝歷代的各類圖書八千余種，從“陽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內(nèi)容無所不包，既高雅又接地氣。它緝錄了眾多元明以前古本、孤本，而這些書目前全都遺失。

在緝錄這些古籍時，編輯團隊堅持“一字不易，悉照原著”的原則，將原著整部、整段地分別編入，這同三百年后滿清統(tǒng)治者編撰《四庫全書》時刪、改、毀原著的做法大相徑庭，展現(xiàn)出兩個王朝的統(tǒng)治者的大不相同的胸襟，事實證明，開放包容則國家盛，民族興；封閉狹隘，則國家敗，民族衰，最終王朝也只能走進死胡同，哪怕它的所謂經(jīng)濟體量再大，統(tǒng)治者再怎么“十全”，依然只是夕陽西下。

嘆為觀止的《永樂大典》，備受明成祖的喜愛，常閱覽之。如同四百多年前的宋太宗趙光義喜愛《太平御覽》一般，兩位皇帝雖同是開創(chuàng)基業(yè)之人，卻同樣愛好讀書。

公元1420年，北京城修建完畢，明朝遷都，臨行之時，明成祖朱棣都不忘記帶走《永樂大典》，將其藏于紫禁城（故宮）文樓（文昭閣）中。此時距《永樂大典》修成已有十三年。

王朝的興替，帶來多舛的命運

這部皇皇巨著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它成書一百余年間，始終都只有一部，真正是孤本。今天，我們始終也弄不明白，以明成祖朱棣之英明，對這部書之喜愛，以永樂年間，明朝之興盛，《永樂大典》為何不進行刊印，或是再多備副本，以防不測？

公元1520年，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這位皇帝同他的六世祖朱棣一樣，酷愛《永樂大典》，公元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紫禁城失火，燒毀三大殿。嘉靖皇帝放著其他物品不搶救，卻命人第一時間搶出了《永樂大典》。

事后，他認為，必須要給《永樂大典》謄寫一部副本才行。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嘉靖皇帝命內(nèi)閣首輔徐階組織人員將《永樂大典》謄抄一部，該項工作持續(xù)五年多，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方才完成，而此時，嘉靖皇帝已經(jīng)駕崩。

《永樂大典》的副本，成書后便存放在皇史宬（明清兩代皇家檔案館，又稱表章庫，位于北京天安門東邊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出于保管檔案的目的，整座檔案館全用石料建筑，連窗戶也用仿木石料制作）。

此后，正本《永樂大典》再也未見實物，亦不見于記載。它的下落眾說紛紜：有陪葬說，有明末戰(zhàn)火焚毀說，有失竊說，凡此種種，莫衷一是，都有合理之處，也都有破綻，也許它永遠都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謎。

《永樂大典》的副本成書后不到一百年，李自成農(nóng)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城，未假時日，敗退出京，清朝八旗兵又攻入北京城。

王朝的興替，戰(zhàn)火頻仍，《永樂大典》遭受劫難，毀損很多，但這只是它的悲劇的開始。

清雍正年間，將《永樂大典》挪到翰林院。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2年），當紀曉嵐主持編修《四庫全書》時，想依《永樂大典》為參考，卻發(fā)現(xiàn)，其已佚失兩千多卷，一千多冊。

此時，該書還尚有二萬多卷，一萬余冊在清翰林院內(nèi)。

“康乾盛世”之后，清王朝走下坡路，中國封建社會也漸漸走向末路，不斷遭受著來自西方列強的侵略，1860年英法聯(lián)軍與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分別侵入北京城，《永樂大典》與眾多珍貴文物一樣，皆不能幸免，加之兵丁、宮人的監(jiān)守自盜，至清朝滅亡，《永樂大典》在翰林院內(nèi)中僅存64冊。

目前，存世的《永樂大典》只有400余冊，分散在世界七個國家和地區(qū)的三十多個大學、博物館、研究機構(gòu)中。

一部書，就是一部文明史；一部書的存續(xù)，就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滄桑史。

《永樂大典》遭遇了太過坎坷，如同我們的民族一樣，飽受苦難，然則，兩者又有不同：我們的民族苦盡甘來，遭受大災(zāi)大難后，始終不亡，衰而復(fù)興，直至今日！《永樂大典》作為一部典籍，卻沒有這么好的命運。

王朝可以代興，生民可以繁衍，金銀可以重新鍛造，書籍毀了，卻再無重生的可能，因為編寫書籍的靈魂已經(jīng)消亡了，消失在那個歷史的天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