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帝魔” 在中國有一個神奇的群體,叫做“伏帝魔”。和哈利波特沒什么關系,這是一群潛伏在帝都的魔都人,長期忍受著身邊同事和遠方上海親友的誤解,卻很少出來為自己正名。 這倒不是因為這群人太少或者沒有話語權。事實上,愿意跑到北京的上海人,往往都是從事科創(chuàng)、文化工作的,文化水平也不低,收入水平不低,不然北京絕沒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把他們從魔都吸到自己的身邊。他們不愿意多說什么,純粹是因為說了也沒有人會懂。 也許這源于一種上海人發(fā)自內心的傲嬌,到了北京也死性不改。 突然說起這群人,是因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以他們作為今天話題的引子,其實源于最近滬上飽讀詩書的那位流浪漢。 看完了對他生平的報道,勾起了我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思考和回憶。那的確是中國最繁花似錦的城市,在到了北京之后越發(fā)讓人篤信了這一點。但上海之大,其實有時也容不下一個上海土著的肉體和靈魂,逼得他們出走他鄉(xiāng),或是和流浪大師一樣在街邊放縱自己的思想。 懷著夢想從家鄉(xiāng)來到大上海,卻尚未能安身立命的朋友肯定覺得我是在矯情。一個上海土著,最起碼有房有車,能在最好的家鄉(xiāng)找到穩(wěn)定的工作,生活豈不美哉?還有什么可自我流放的,肯定是吃飽了沒事干。 但請你將心比心地想一想,你離開家鄉(xiāng)進入北上廣,真的只是為了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只是為了能買一套房么?如果是這樣,在當?shù)乜家粋€公務員照樣可以滿足你的需求,又何必擠破腦袋沖進能擠到懷孕的二號線呢? 無處安放的靈魂不問出處,更何況在一個靈魂轉生在上海的時候,未必就選對了屬于它的圈子。 圈子對中國人來說很重要,對上海人來說也不例外。在上海,不同的圈子有與外界印象截然相反的習慣,比如上海的精英階層并不排外;在上海土著嘴里,“本地人“和“外地人”一樣都是罵人話等。 但可能是因為方言難懂的問題,上海和廣州的土著生態(tài)其實一直不為人所知。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鮮明的北京土著的形象。所以要說清楚上海土著的圈子,不如先從北京來看。 北京土著的圈層,大概可以分成四層:貴族遺老遺少(比如于謙老師的父親)、南城市民(大張偉老師再典型不過)、郊縣農(nóng)民(從門頭溝到昌平無人不知)、建國后支援首都的全國人民(以華北的居多)。 除了最后一者以外,其他三個圈層幾乎是在同時形成的。這和北京這座城市的首都性質有關系。一聲令下,人民便四方云集,同時構建起了這座城市的人文結構。 而上海更像是太湖平原向東延申的一個島國,其上的文化與圈層,是一層一層覆蓋上去的,各自有著屬于自己的時代和特質。 后面的一層不斷地把前面的一層蓋進歷史里,所以大家誰都知道什么是“老北京“,但具體什么才是“老上?!埃虾R酝鉄o人知曉。 買辦精英圈層 每個城市都有它的貴族,與北京遺老遺少對應的上海圈層被稱作“老克勒”或者“小克勒”,有時也簡稱為“老開”、“小開”。 克勒一詞源于英語“clerk(職員)”,也就是當年上海各國洋行的職員,說白了就是買辦。所以我從不反對有人指出上海的精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買辦文化,這段歷史沒有否認的必要。 但如果一味貶低買辦文化,那也是不客觀的。毋庸置疑的是,這些買辦是中國民間精英中最早開眼看世界的一群人。他們對當時先進文化的理解和認知,在某種意義上催生了中國的近代化和工業(yè)化。沒有他們作為中間介質,中國人和洋人之間的隔閡便無從打破,也許我們就會淪為印度那樣的國家。 當然在作為介質的過程中,根據(jù)個人品行不一樣,有的買辦后來轉投民族實業(yè),有的買辦則成為了隱性的漢奸,這便是另一個故事了。 他們是土著里來得最晚的一批人,畢竟這個圈層的誕生有賴于上海的經(jīng)濟基礎已經(jīng)比較好,能夠承載起復雜的采購和金融服務。之所以把他們放在第一個來介紹,是因為“克勒”們本身的知名度就比較高,也是全國人民心目中上海人的經(jīng)典形象。 和北京貴族占據(jù)了三環(huán)里一樣,上海的這批民間貴族也聚居在城市的中心,內環(huán)以里,大概是從靜安區(qū)到黃浦區(qū)一帶。除了新生的浦東以外,這就是人們印象中上海最繁華的地區(qū),十里洋場紙醉金迷就是這里的故事。 他們優(yōu)雅,是中國第一批穿西裝喝咖啡的人;他們有情調,唱《夜上?!返钠炫勖廊耸撬麄兊淖類郏凰麄兂缪?,對西方和日本社會的了解甚至深于對祖國廣大未開發(fā)地區(qū)的了解,帶來先進理念的同時也留下了“精日”“精美”的糟粕。 真的要說起來,這些人對上海其實也并沒有太多感情。這大概是買辦的本質所決定的,一片對他們來說有吸引力的土地,必須是很好的名利場。一旦這塊土地上無利可圖,或者在別處有更好的選擇,便毫無留戀地割舍而去,也許連自己的足跡都不想留下。 也正因對城市沒有太多留戀,這些人對外地來客而言也有一個好處:他們并不排外。你對他們的價值,決定了他們對你的估值,只要是他們用得上的人才就不問出處。 商業(yè)文明在中國太稀缺,只能從這些不招人待見的大買辦開始自上而下地慢慢改造人們的價值觀。而上海正是他們的試驗場——如果你愿意承認上海是一座包容性很高的城市的話。 時至今日,實打實的買辦在上海已經(jīng)不多見,其地位也不那么高。甚至“克勒”這個詞,也有了一些異樣的變化。在上海土著的話語體系中,稱呼一個人是“克勒”是褒義還是貶義要以這個人自身的情況來判斷。 如果此君真的是儒雅優(yōu)美,收入頗豐,那便是充滿羨慕的褒義;如果此君只是外強中干,那“克勒”便是一種挖苦——模棱兩可的酸話似乎是長江流域的特色,從成都到上海概莫能外。 上海土著真正的中堅 很多人會疑惑于上海的割裂:一面是洋氣繁華,講究排面和優(yōu)雅;另一面卻是穿著睡衣上街的大媽,還有飄蕩在每家每戶窗前的萬國旗,從被單到內褲無所不有。(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穿睡衣去買菜的大媽在上海的確是有的,但現(xiàn)在是越來越少見了) 但這一點也不矛盾。在北京貴族用銅鍋涮肥羊的時候,南城百姓不也在吃鹵煮火燒么?高貴優(yōu)雅永遠只是一小撮人的生活,構成一座城市更大基礎的還是普通市民。而普通市民的生活本就是下里巴人,缺乏意境的。 上海的市民圈層,其實和老北京南城在本質上一般無二,只是多了一些市儈氣。 這怪不得他們,市民所能接觸的精英,決定了市民崇尚的文化。北京遺老遺少生活無憂,以研究文玩、遛鳥逗蟲為戲,南城老北京就有樣學樣,躺著成了歷史掌故專家。而上海市民目力所能及的頂尖人物,都是商業(yè)巨子,所以他們也學著計算自己的生活,力圖把金錢利益最大化。 可惜市民階層學習上流社會時總會顯得不倫不類。有錢人算賬,分分鐘進出幾百萬,讓人覺得是在做大事情。窮人算賬,無非買蔥那兩毛錢,便讓人覺得是在斤斤計較。精算數(shù)額的差異,給了人完全不同的觀感,讓上海的市民形象在全國人民心中,尤其是在北方人眼中顯得不堪。 早年間還有這樣的段子:一個外地人在上海問路,竟被要求收費。上海市民聞之皆憤然,但理性地想一想,這的確是有可能發(fā)生的。那個倒霉的外地人,很有可能是落入了這個屬于小市民的區(qū)域,而上海市民文化與中國國民文化的異質性,讓雙方都覺得很不舒服。 這個異質文化的區(qū)域,在上海大致位于內環(huán)內層一圈到中環(huán)附近,包括長寧、普陀、閔行、徐匯、楊浦、虹口等區(qū)。不過這是新世紀以來大搞拆遷之前的分布,現(xiàn)在這群人有不少已經(jīng)離開了這些地區(qū),到過去他們所看不起的郊區(qū)定居了,從嘉定到浦東都有。 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去歸納這個市民階層的話,“原教旨上海人”會是一個不錯的名詞。上海聲名在外的“排外”行動,便是他們的杰作。 在這些老上海的話語體系中,“外地人”是一個非常嚴厲的負面詞。 因為外地人沒有戶口,也就無法享受到上海發(fā)達的社保和醫(yī)保體系,孩子也無法接受上海先進的教育,在他們眼中,這就是一群注定要被自己踩在腳下的人。所以上海的丈母娘很難接受女兒和外地人談戀愛,上海的婆婆也經(jīng)常為難外地來的媳婦。 比“外地人”更充滿惡意的咒罵,是“鄉(xiāng)下人”。在這些老上海的眼里,出了大上海,其他地方都是鄉(xiāng)下。從上海近郊到新疆喀什,沒有例外。而鄉(xiāng)下人意味著缺乏原始財富,缺乏教養(yǎng),更沒辦法和上海市民相抗衡。廉價的優(yōu)越感也就在這一聲咒罵中建立起來了。 他們全然不知道,在市中心喝咖啡的大佬們也把他們歸為了“鄉(xiāng)下人”,更不知道微博上的王總把他們歸類為“沙雕”。是的,他們很多連上海市都沒有出過。 霓虹燈背后的村莊 但也僅此而已了,戶口是這個市民圈子聊以自慰的高臺,也是限制他們沖破困境的圍城。 一個典型的上海老小區(qū),本質上就是一座村莊,鄰居們從祖上三輩開始就是鄰居。只不過爺爺輩可能是從自己蓋的滾地龍(一種茅草棚),而后輩則是搬進了共和國提供的公房里。公房就是筒子樓,一家一戶的建筑面積不過50平,如果分到了石庫門,甚至會更小。 一個上海孩子能夠想象的最大的房子,是一件100平米的套間,如果還有一個LOFT,那便是富豪級的住宅了。 對于今天的上海至關重要的三波經(jīng)濟高潮——國有工業(yè)、外商投資、金融轉型,對這個階層來說太遙遠。無論是寶山拔地而起一座巨型鋼廠,還是陸家嘴漂亮的金融區(qū),抑或是張江高新技術園區(qū)的落成,都和他們沒有關系。 他們不屑于和蜂擁而至的外地人競爭,因為他們有戶口,而外地人沒有。 在這個圈子里,人們討論最多的事情是退休工資和家長里短。也許還有房,但是他們沒有錢買: “張家老頭有5000塊錢退休工資,不愧是事業(yè)單位出來的。但是他兒子不孝順喏,賭博吸毒把老頭子那點錢都敗光了?!?/p> “是的呀。欸對了,我跟你講哦,李家姆媽把房子賣掉了,就為了給女兒去香港讀書,是不是腦子瓦特了?” 重視教育在這個市民階層也是非常稀缺的觀念。他們羨慕高薪,羨慕高學歷,但至于究竟如何利用好上海的教育資源,讓孩子有機會成為大買辦式的精英人物,他們心里并沒有譜。很多家長直到孩子進入中考高考分流的前夕,才意識到下一代終究會變成自己一樣的小市民。 補救方法是沒有的,唯有托關系找人,把孩子塞到某一個事業(yè)單位,看有沒有機會混一個編制。 你可千萬不要以為上海年輕人就個個上過大學。雖然由于人口基數(shù)少,招生名額多,上海的高考的確相對容易一些。但在中考和高考中,一樣會有分流,會有大量平凡的學生進入中職、大專。如果這些人此后沒有更多想法的話,便會周而復始地重復自己父輩的生活,在地鐵里揮舞小綠旗,等著有一天能坐進崗亭,漲500塊錢工資。 而那些考上了大學,擁有高學歷的上海孩子,也未必就能順利進入經(jīng)濟社會。和全國家長一樣,在上海市民家長的心里,公務員和事業(yè)編制仍然是金飯碗。他們會催著孩子參加公考,而放棄自己的愛好——這些家長自己沒有建立足夠的經(jīng)濟基礎,對能否支撐孩子此后的人生有疑慮。 沈大師這個網(wǎng)紅拾荒者,便是這其中的一員。 我差點也成為這其中的一員。 但是我們都逃離了。 也許是我們都意識到,這個深埋于霓虹璀璨的大城市背后的市民社會,和很多人回不去的家鄉(xiāng)村鎮(zhèn)沒有區(qū)別,甚至更恐怖。 不滿于縣城的年輕人可以去大城市打拼,而我們無處可去,生而于斯,想買一套便宜的房都做不到。它還是一個非常低級的熟人社會,在縣里你還有可能和縣長攀上親戚,而在這個圈層里,你不可能認識市長。它什么也幫不到你,只會吞噬一個人的夢想。 坦率地說,深陷在這個地方的小市民都不是壞人。但他們所處的位置和受到的教育,讓他們的行為只有商業(yè)社會市儈的一面,而沒有商業(yè)社會最重要的自我優(yōu)化的一面,背負著外界誤解和罵聲,自顧自地在圍城里過自己雞毛蒜皮的生活。 真正的“本地人” 說到這里,我得提醒在上海打拼的朋友,千萬不要輕易在一個上海人面前說TA是一個“本地人”(可以說是土著)。在精英和市民聽來,這是一句罵人的話,因為它本來是用來形容郊區(qū)農(nóng)民的。 正如前文所說,上海的人群結構是像比薩餅上的餡料一樣,一層一層覆蓋上去的。歷史上第一批來到上海的人,是明清兩代前來拓荒的蘇南農(nóng)民。這些人最早生活在青浦、嘉定、金山等淤積成陸較早的地區(qū),從事農(nóng)墾。他們是太湖平原的棄嬰,是耕地緊張下不得不外出拓殖的一批人,也是上海這塊年輕土地上最早的居民。 而洋人、大買辦和服務于兩者的市民階層,是后來者。所以在他們的話術里,本地人是用來形容這些農(nóng)民的。而事農(nóng)在一座商業(yè)城市里是卑賤土氣的行為,“本地人”就變成了一句罵人的話。 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們操著和市區(qū)不同的方言,對中環(huán)以里的世界并沒有什么認同感,現(xiàn)在還有老人會說“去上?!边@樣生分的話。城里人只會在周末郊區(qū)游的時候才會和這些人在農(nóng)家樂里相會。年輕人可能接觸得更多一些,因為上海新的大學城和工業(yè)園區(qū)一般就建在本地人的王國里。 本地人很富有,這筆原始財富來自拆遷的補償費。他們會在自家的農(nóng)地上快速蓋起搖搖欲墜的三層小樓和豬圈,以求多拿點錢。 本地人也很貧窮,除了拆遷分配的房和錢以外,他們一無所有,從知識技能到生活審美都很貧乏,有時還會懷念在地里干活的日子。 本地人很勤勞,他們在脫離農(nóng)民身份之后很快就能在家附近找到農(nóng)民工的工作。如果你在張江高科上班,發(fā)現(xiàn)有保安大叔和保潔阿姨開著中檔車來上班,用你聽不懂的方言聊天,那一定就是本地人。 本地人也很懶惰,他們對城市生活和財富代價傳遞幾乎沒有概念,拿到拆遷款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一輛奧迪SUV,閑暇時在新村里搓麻將,等待財富耗盡。 本地人的圈子即使對于我來說,也是一個謎。但我知道的是,他們還沒有完全學會屬于上海的市儈和精明,保留著一份淳樸。如果你愿意耐心聽他們用塑料普通話吹牛的話,你很快就會和他們交上朋友,時不時就能收到他們送來的水蜜桃和糯米糕。 這就是上海人的世界,一個由來來去去的買辦精英、庸庸碌碌的小市民和嘻嘻哈哈的本地人構成的,相互平行的三個圈子。 本回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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