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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畫苑尺牘》舊藏人潘博山

 蘇迷 2019-03-17

  鄒綿綿

  上周,蘇州博物館“文博論壇”舉辦“故宮博物院藏明清尺牘與潘博山舊藏《明清畫苑尺牘》”講座。這使我想起前些年寫的《現(xiàn)代藏書家、畫家潘博山與鄭振鐸》和《郭晴湖參與“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祖國文獻史實探究》兩文,在前一文中就提到潘博山舊藏《明清畫苑尺牘》刊印一事。潘博山還是后一文中“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參與人。而今得知潘氏這批舊藏已歸藏故宮博物院,應(yīng)該說是這批文物最好的歸宿了。

  盡管潘博山舊藏《明清畫苑尺牘》等名跡已不在蘇州,但當(dāng)年搜集收藏這批明清畫苑名家書信的潘博山是蘇州人,這批藏品足以反映蘇州文化的厚重,以《明清畫苑尺牘》來看,就可以反映蘇州自明代起,以沈周為首的畫家群體形成的“吳門畫派”,而它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這一流風(fēng)所披,近五百年后還會引發(fā)藏書家兼畫家的潘博山搜集《明清畫苑尺牘》。從事文物收藏除了必備專業(yè)知識之外,尚需足夠的錢財支撐,而潘博山在上述兩方面確實是占全了。在此就說說潘博山其人,及其收書藏書的一些與蘇州有關(guān)的故事。

  一

  要了解現(xiàn)代藏書家、畫家潘博山其人其事,可通過同為著名藏書家、圖書館事業(yè)家的葉景葵(1874—1949,字揆初,今杭州市人,清光緒進士,民國后轉(zhuǎn)入實業(yè),上海合眾圖書館創(chuàng)辦人)所撰《吳縣潘君博山傳》來了解:

  潘博山(1904—1943),名厚,一名承厚,字溫甫,號博山,別署蘧庵,江蘇蘇州人,他生于吳門望族潘氏(清乾隆狀元潘世恩)之后。潘家累代以科舉連捷,故在蘇城是有“貴潘”之稱的大家族。他年十五歲喪父,“侍奉重闈(此指其母、祖父母),居喪盡禮如成人?!彼粌H把祖上創(chuàng)設(shè)在橫塘的有兩百年歷史的“潘萬成”醬園業(yè)重新振興,繼而還在蘇城組織創(chuàng)辦“電器公司”“田業(yè)銀行”。抗戰(zhàn)爆發(fā)后,1938年他避居上海,創(chuàng)設(shè)“通惠銀號(行)”,人稱他“智慮沈敏,洞悉時機,億中之財,翕然無間?!彼麑τ谧嫔纤z存的“手澤口澤,與彝鼎、圖籍、金石、書畫之類,苦心保存,不遺余力。“”又穎悟過人,博聞強記,酷嗜典籍,心知其意?!痹缒赀€向吳梅學(xué)詩詞,兼長繪畫,“而于古今藝術(shù)源流,及其真?zhèn)尉种畡e,覃思眇慮,剖晰毫芒,為當(dāng)代專家所傾服。喜搜集前賢尺牘,于晚明忠烈各家尤為珍重。戊寅(1938)前曾輯精本付印,因亂中輟。壬午(1942年)秋輯《明清藏書家尺牘》,影印甫成,又輯《畫苑尺牘》,校樣未竟,而君病作,倚床料理,精審如常。君之生平,臨事不茍,大率類此。”可惜他才高命短,于1943年5月6日因病去世,年僅四十歲。生前曾任故宮博物院顧問,還參與故宮書畫在滬鑒審的甄選事宜。

  二

  潘博山生長在蘇州“貴潘”,祖上蓄彝鼎典籍、法書名畫甚富。他的祖父潘祖同(1829—1902,蘇州人,潘世恩次子潘曾瑩的長子,潘祖蔭從兄,清咸豐進士)遺下的“竹山堂”藏書四萬卷,受此影響,他也酷嗜典籍,喜好藏書,而成為精于版本目錄學(xué)的學(xué)者。他與胞弟承弼(1907—2003,字良甫,號景鄭,后以號景鄭行,曾師從章太炎、吳梅等,精版本目錄學(xué),生前為上海圖書館研究員)共讀,并繼續(xù)搜集,二十年后,藏書增至三十萬卷。他于為學(xué)之暇,悉心探討,積久通悟。異書間出,一見能辨其真贗。尤留心搜訪逸典及名人手校之帙,區(qū)明雅俗,別裁真?zhèn)巍?929年秋,蘇州故家散出一部大字本《陳后山集》二十卷求售,因紙色晦暗,見者均疑其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一顧,潘氏兄弟獨具慧眼以二百元收得此宋蜀刻大字本,并名其藏書樓為“寶山樓”,以示珍重。

  潘氏兄弟得此珍籍后,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xué)家傅增湘(1872-1949,四川江安人,光緒進士,民國后曾任教育總長)由北平南下,聞此消息特到潘宅索閱,傅觀后曾描述“字大如錢,氣息樸厚,蓋不特為海內(nèi)孤本之帙,亦實為后山集傳世最早之編?!庇纱丝梢娕耸闲值苡诠偶姹捐b別的真功夫。

  尤其令人欽佩的是潘氏兄弟從1922年起從事搜書,當(dāng)年兄弟均不足20歲,他們與蘇城老一輩的藏書家鄧邦述(群碧樓)、宗耿吾(咫園)、丁祖蔭(初園)、許博明(懷辛齋)等人相往還,成為古籍版本學(xué)的忘年同好,亦是角逐書市的競爭對手。盡管當(dāng)時潘氏兄弟初入此道,一些好書經(jīng)常為上述諸老所得,可是十多年后,由于老輩相繼凋零,藏書也相繼散出。結(jié)果最終為潘氏兄弟所獲的不在少數(shù),尤其是諸家手寫的著述稿本和藏書目錄也流入了寶山樓。潘氏兄弟收得諸老的藏書,較多的還有曹元忠(箋經(jīng)室)、莫棠(銅井山房)、孫毓修(小綠天)幾家,都各約數(shù)十部。

  三

  盡管潘氏寶山樓藏書未見編有藏書全目,但可從潘景鄭自撰的《著硯樓書跋》中窺得他們收藏的重點。

  其一,在寶山樓的收藏中,注重明末史料。其原因是光緒末年以后,明末史料逐漸受人重視,收藏和研究頗成風(fēng)氣,朱希祖、柳亞子、謝國楨都是其中翹楚。博山、景鄭兄弟對此也有一番羅致。對明代史料,潘景鄭就多有評述,并對晚明人士的愛國情緒極力贊頌。1938年,日本侵華戰(zhàn)火殃及蘇州,丁初園的遺藏也已篋衍狼藉,其手輯的《河?xùn)|君軼事》也流落市廛。此時的潘氏兄弟經(jīng)亂之后,雖生活困迫,還是“斥餅金得之”,并在書后作跋,回憶和丁初園的舊誼,對丁氏的治學(xué)態(tài)度極為贊賞。后來陳寅恪作《柳如是別傳》時,就多得益于這本丁初園手輯的《河?xùn)|君軼事》。

  其二,寶山樓藏書的另一特色是集藏鄉(xiāng)賢文獻,凡是鄉(xiāng)賢的稿本、校跋,甚至只有片紙只字、數(shù)語題記的書,他們都見無不收。《著硯樓書跋》中幾近半數(shù)是鄉(xiāng)邦資料。而且他們收集的范圍不限吳縣當(dāng)?shù)兀前ㄅf蘇州府轄的常熟、昆山各縣在內(nèi)。他們不僅僅是收藏,還把零散的稿本加以整理裝裱。從中可見潘氏兄弟勤于鄉(xiāng)賢文獻的集藏,他們這種收藏宗旨,胸中含有很大的抱負,即要編訂類似蘇州藝文志的著述,遺憾的是由于潘博山的早逝等原因而未能實現(xiàn)。

  潘氏兄弟在寶山樓共同藏書之外,他們又各有所好。博山收藏歷代尺牘,景鄭則嗜好石拓及硯。博山積二十年所得名人手札一千余家,上起元代,下迄清末,以獲自無錫沈梧“古華山館”及陳驥德“吉云居”藏的明末忠賢書翰為最多,抗戰(zhàn)中全部攜至上海整理,準(zhǔn)備刊印流傳人間,分為忠賢、儒林、文苑、金石、藏書、畫苑、方外、閨秀、吳郡先賢九類。

  從以上兩大重點,以及兄弟各自的喜好中也就可以得見潘博山收藏并輯刊《明清畫苑尺牘》《明季忠烈尺牘》等的緣故了。

  四

  鄭振鐸著有《西諦書話·求書日錄》,始于1940年1月4日,終于同年2月4日,而鄭振鐸與潘博山的交往也主要在此期間?!肚髸珍洝返谋尘盀椋?940年至1941年,為不使珍貴古籍外流,由張元濟、鄭振鐸等人在滬上秘密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為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購得大量古籍善本,他們的工作曾得到不少愛國志士的幫助,潘博山就是其中一位。因此鄭振鐸認為“保存文獻,人同此心。博山為我輩中人,故尤具熱忱。”

  鄭振鐸還在1月4日《日錄》中寫道“聞暖紅室劉公魯藏書,已售給孫伯淵。此人即前年賣出也是園元明雜劇者。本來經(jīng)營字畫古董,氣魄頗大,故能獨力將公魯書收下??峙掠忠齼r而沽了。擬托潘博山先生向其索目一閱……”“1月15日,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處。談起暖紅室劉氏藏書事,說,中有元刻元印本《玉?!罚▌⑹犁竦么藭?,名其居為玉海堂),又有劇曲不少。惟書賈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談起群碧樓鄧氏書,亦欲出售,中多精鈔名校本?!薄?月17日,八時許歸。博山有電話來,說玉海堂劉氏書,可以談判成功,目錄可于星期日上午送來,聞之,甚為興奮。”“1月29日,博山來電話云,孫伯淵催解決玉海堂事。當(dāng)答以書價如能再減讓若干,即可成交。下午,博山來談,說,伯淵已肯減讓到一萬七千金,不能再少,且須早日解決。否則,他因年內(nèi)需款,有意他售,我說,三天以內(nèi),一定有確定的回答給他。博山走后,我躊躇了好久。三天后果有辦法么?款果有著落么?”“2月3日,晨起,博山來電話,說孫賈催促甚急,以早日決定為宜……”;“2月4日,晨,有書賈某來談,謂群碧樓書求售甚急,平(北京)賈輩亦志在必得,有集資合購說。孫伯淵亦為此事赴蘇州。此事殊感棘手……”“2月5日,至潘博山宅,和他談群碧樓藏書出售事。他說,孫賈已以五萬元將這批書購下,其望甚奢,堅欲以十萬元脫手。當(dāng)托他設(shè)法交涉減讓,并付以玉海堂書定洋三千元。他說,群碧書,不日即可運到上海來。和他約定,書一到,便想去看。”

  以上《日錄》中所述及的人事又都與蘇州相關(guān),如“暖紅室劉公魯藏書”中的劉公魯(1901—1937,居蘇州大太平巷,今蘇州圖書館鎮(zhèn)館之寶宋刊《杜陵詩史》即其舊藏);孫伯淵抗戰(zhàn)前與其弟孫仲淵在蘇州開設(shè)“集寶齋”古董碑刻店;群碧樓主人藏書家鄧邦述故居在今侍其巷內(nèi)。這些便是鄭振鐸借重潘博山的原因之一。然而,令鄭振鐸始料未及的是,偶然發(fā)現(xiàn)潘博山曾在其中串通賣家暗自收取“中間費”。鄭振鐸曾在給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fù)璁的信中寫下“有儒而實商”這樣的話。

  1943年5月7日,鄭振鐸得知潘博山逝世的消息后,大為驚駭。并感嘆道:“博山體素健,正壯年有為,不意其竟去此濁世也。談版本者又弱一個矣?!辈⒂杏浿^“此書(即《明清兩朝畫苑尺牘》)在博山故世后方始裝訂成冊。閱之不勝有人琴之慟!憶博山貽予《明清藏書家尺牘》時病猶未深,不意一月之別,遽成古人。人生誠若朝露也,哀哉!”1943年7月10日,鄭振鐸還赴護國寺吊潘博山喪,并送賻儀五十元表示哀悼。盡管潘博山“有儒而實商”的作為,與鄭振鐸一心為公的人品形成對照,但在鄭振鐸的心目中,潘博山即使是個商人,也是個“儒商”,還算得“我輩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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