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陳涉起，沛令（沛縣縣長）欲以（憑著）沛應（響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愿君召諸亡（流亡）在外者，可得數(shù)百人，因劫（脅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shù)十百人矣。沛令后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逾（翻過）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半民：這是一個“造反”的時代：陳涉首義，反秦已成浪潮，可見“天下苦秦久矣”。沛縣令有點像《水滸》中的王倫，聰明有余而心胸不足。他不能夠用自己的胸懷容納蕭何、曹參、劉邦，也許他根本就知道他們幾人就是里應外合、穿一條褲子的。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項羽名籍，字羽）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

半民：項梁殺人，避仇吳中；張良以大鐵錘擊始皇副車；項伯殺人，張良活之。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從來以法網(wǎng)嚴密、嚴酷自居，為何至少在秦末，這些現(xiàn)象怎么會出現(xiàn)經(jīng)常出現(xiàn)呢？這讓人想起《老子》第七十三章：“法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網(wǎng)織的越密也許越是逮不著魚，可見這是多么智慧、辯證的哲理。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于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到底）學。

半民：從項羽的學一門，丟一門，可以看出什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說項羽“功敗垂成”？

這段話本出自《史記·項羽本紀》，看來兩位司馬公“所見略同”，那么，他們對項羽這樣的行為是什么褒貶態(tài)度？我想答案是“是的”，是認為項羽事業(yè)未“竟”是和他自小性格的“未竟”相關的。因為司馬遷記人有這么個習慣：喜歡記錄歷史人物的“兒時”或“細節(jié)”，以此和這個人物的“大事”、整體性格、命運相聯(lián)系，比如《酷吏列傳》中的張湯，就特意把他小時候“審判”偷肉老鼠的游戲記錄下來，以此表明這位張湯的“酷吏”特點是與生俱來的。

那么，兩位司馬公的見解是否正確呢？我以為值得商榷，歷史學家記述歷史往往是“事后的諸葛亮”，而事發(fā)之時，誰又能夠看得那么遠、那么透呢？“與人傭耕”的陳涉早年就有“鴻鵠之志”；吳中的少年項羽看到巡游的始皇車隊，直言到“彼可取而代也”，咸陽的勞役劉邦垂涎三尺的自嘆“大丈夫當如此耳”。于是乎他們都有了一番“驚天動地”的業(yè)績?？墒?，他們是早年說的，還是自己時候“補說”；或者是根本沒說，而司馬遷替說的，更或者，就算是說了，說的人多了去了，成功的又有幾人呢？

項羽少時的“未竟”和事業(yè)的“未竟”，這二者之間又有多少必然的聯(lián)系呢？再說，后文接著寫到：“籍長八尺馀，力能扛鼎，才器過人”試問，一個這也學點，那也學不到頭的項羽，又怎么能“才器過人”，成為吳中少年的“偶像”級領袖呢？。

人的性格往往會隨著環(huán)境、年齡等變化而變化的，尤其是政治人物，到了一定的位置，更是如此，就像劉邦，早年混跡鄉(xiāng)間、諸事不成，被其父親“斥責”，不如他二哥劉仲會謀生，被其嫂子嫌棄，故意不給留飯，還不是當上了大漢的皇帝？

所以，我以為，司馬遷寫人和羅貫中寫《三國演義》一樣，把人物定型化，是個缺點。

籍長八尺馀，力能扛鼎，才器（才能和器局）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fā)兵以應（響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在哪兒），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囑咐）籍持劍居外，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笔卦唬骸爸Z?！绷赫偌搿ｍ汈?，梁眴（音：順，使眼色）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部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shù)十百人，一府中皆懾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從前熟知的有實力的官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攻占）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

半民：這爺倆奪權、起事的方式和劉邦、蕭何的差不多。不過，那幫人是群江湖弟兄“泥腿子”，這是“上陣父子兵”的楚國貴族后裔。只可惜了這會稽守殷通，連那個王倫式的縣令也不如，就稀里糊涂的掉了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