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5日，華西都市報周末副刊《寬窄巷》正式推出旨在“品讀四川悠久歷史，弘揚傳統(tǒng)姓氏文化”的專題版面“四川百家姓”。時至今日，已是兩年時間，“四川百家姓”幾乎每周都與廣大讀者見面，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和歡迎?？赡茏x者們都已經注意到了，在報道四川姓氏文化中，幾乎每個姓氏的發(fā)展史都會提到“湖廣麻城孝感鄉(xiāng)”這個地名?！奥槌切⒏朽l(xiāng)”現(xiàn)象，流傳范圍之廣、人數(shù)之眾、爭論之多，堪稱罕見。但時至今日，仍沒有一個定論，仍是困擾巴蜀民眾的一個歷史之謎。

在“四川百家姓”開辦兩周年之際，經四川知名移民文化專家、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陳世松授權，華西都市報從國家社科基金課題項目《區(qū)域文化整合與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研究——“麻城孝感鄉(xiāng)”現(xiàn)象的歷史解讀與認同建構》的最終成果——陳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故鄉(xiāng)記憶》一書中，編輯整理相關內容，以“姓氏文化講堂”的欄目形式，推出特別系列報道，為廣大讀者講述陳世松研究的“麻城孝感鄉(xiāng)”真相。

“要問祖籍在何方？湖廣麻城孝感鄉(xiāng)?！?/span>

幾百年來，在川渝地區(qū)的移民后裔，絕大多數(shù)都聲稱祖籍在湖北“麻城孝感鄉(xiāng)”，并有老家譜的記載為證?！奥槌切⒏小睅缀醭闪撕V填四川的標志，是巴蜀兩地民眾認祖歸宗的家園記憶。

對此，四川知名姓氏文化專家、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陳世松認為：“麻城孝感未必是大多數(shù)四川人的祖籍，或許只是四川人在歷史、社會演變的長河中，完成的一次家園記憶的集體拼接。”“一個小小的孝感鄉(xiāng)并不足以支撐龐大的移民填川工程。孝感可能只是一個移民的集散地，它演變成一個符號，支撐了共同的回憶?！?/span>

歷史上，麻城孝感鄉(xiāng)的確存在

在中國移民史上，在有遷徙歷史的人群中，有大量移民后裔聲稱祖先來自同一個很小的地方，這種現(xiàn)象在全國較為普遍。

在這些傳說中，作為某一地區(qū)祖先來源地的地名，小至一鄉(xiāng)、一村、一巷、一壩，乃至一座城門，一棵樹，往往記述得十分具體，細致入微。

如在華北以及江蘇、安徽、陜西和東北等地，廣泛流傳“祖先來自洪洞大槐樹”的說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人們多將“南雄珠璣巷”視為祖籍地；福建“寧化石壁村”則被客家人視為其漸次南遷的祖地；“蘇州閶門”被蘇北地區(qū)人視為祖籍地；江西鄱陽“瓦屑壩”被安徽及鄂東地區(qū)人視為祖籍地；山東“棗林莊”被皖西丘陵地區(qū)人視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荊湖平原地區(qū)人視為祖籍地；在川渝地區(qū)，則稱祖籍來源于“麻城孝感鄉(xiāng)”等。

這些移民發(fā)源地，被千百萬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記在心中，絕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經歷了數(shù)不盡的歷史演變，蘊藏著一時難以說得清楚的文化奧秘。

那么，“麻城孝感鄉(xiāng)”究竟在哪里？麻城地處鄂豫皖三省要沖，素有“屏蔽江淮，北控天中，東引吳會，形勢險要”之稱，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許多重大戰(zhàn)役皆圍繞此區(qū)展開爭奪，上演過無數(shù)戰(zhàn)史上的著名戰(zhàn)役。

麻城不僅有險可守，而且宜于農耕，適合眾多人群集聚。麻城因獨特的地利條件，盛產各種農作物，而且水利灌溉和交通方便。正是憑借這些有利條件，當國內政局戰(zhàn)亂加劇時，麻城容易成為接納眾多避難人群的聚居之地。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江西成為各種勢力爭奪的焦點。飽受戰(zhàn)亂之擾的江西民眾，競相逃往有險可守、有地可耕、宜于眾多人群居住的麻城避難生存。除來自河南的難民外，至今麻城人大多稱祖先來自江西。

孝感鄉(xiāng)雖然在巴蜀大地有著相當高的知名度，但在正史中卻罕有記載。作為麻城下轄的一個鄉(xiāng)級行政建置，孝感鄉(xiāng)確實在歷史中存在過。

明朝成化8年（1472），麻城縣因為“戶口消耗”過多，把孝感鄉(xiāng)并入到仙居鄉(xiāng)。嘉靖42年（1563），被并入到仙居鄉(xiāng)的孝感鄉(xiāng)，又隨仙居鄉(xiāng)并入到了黃安縣。從此，孝感鄉(xiāng)在湖廣的文獻中徹底消失了。

大移民，正是從蒙古統(tǒng)治下的麻城拉開序幕的。

元朝初，湖廣填四川就開始了

宋元戰(zhàn)爭初期，蒙古軍曾攻破成都及其周邊州縣，造成的慘烈災禍是前所未有的。成都平原由于遭受長達半世紀的戰(zhàn)爭破壞，早已不是歷史資料上所描繪的那種“沃野千里”，“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繁盛富足的局面，而是一個久經戰(zhàn)亂，田土大量荒蕪，人口空虛，亟待恢復的凋殘之區(qū)。

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銳減，造成了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現(xiàn)象，即全川各地“古戶”、“舊族”、“土著”幾乎滅絕。元朝統(tǒng)一全國后，四川各地都發(fā)生了“改州換縣”的現(xiàn)象，僅成都路就變動州縣19個，數(shù)量之多，居全省之最。州縣變動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地荒民散引起的。

忽必烈即位后，正式在成都設立軍政機構，把詔諭和安定四川社會秩序納入議事日程。忽必烈決定仿效中國古代軍事屯田的辦法，嘗試通過派遣軍隊集中屯墾的措施，以圖走出困境。

元朝四川行省創(chuàng)立了14個軍屯，主要集中在崇慶州（今崇州市）境內。所謂14個軍屯的歷史事實，實際指的是抽調14個軍事機構創(chuàng)立屯田。由于有的軍事機構的立屯地點不止一個，所以立屯數(shù)量有22個。

軍屯設點區(qū)域，除江源縣一處軍屯位于今崇州市江源鎮(zhèn)外，其余21個軍屯，位于崇慶州晉原縣（今崇州市崇陽鎮(zhèn)），灌州青城縣（今都江堰市境內）和溫江縣（今成都市溫江區(qū)柳城鎮(zhèn)）境內。

在22個軍屯中，以“鄉(xiāng)”命名的有5個，其中出現(xiàn)了“崇慶州大柵鎮(zhèn)孝感鄉(xiāng)”、“崇慶州晉原縣孝感鄉(xiāng)”兩個“孝感鄉(xiāng)”，很是蹊蹺。

陳世松在書中認為，一個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與本地出了感天動地的“孝悌”故事有關。而查崇州古今歷史，在元代以前，根本找不出這樣的“孝悌”故事。

因此，在同一個地方立著以“孝感鄉(xiāng)”命名的兩處軍屯，從文化來源看，明顯與崇州當?shù)貨]有多少關系。那么，“孝感鄉(xiāng)”很可能是軍屯的番號。

陳世松進一步考證發(fā)現(xiàn)，參與屯田的軍士，其中來自外省的頗多。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有著農耕傳統(tǒng)和屯田習慣的麻城縣民，都有可能應征入伍，并隨軍入川創(chuàng)立屯田。

2001年，崇州市崇陽鎮(zhèn)石羊村6組出土的一通明朝嘉靖年間的《萬本墓志銘》上，反映了一位麻城孝感鄉(xiāng)籍后裔在追述其先祖身世時，提到了先祖在元朝做過“屯田萬戶”的經歷。

通過縝密分析，陳世松認為，這兩處“孝感鄉(xiāng)”軍屯的名號，有可能是由進入成都從事屯田的麻城孝感鄉(xiāng)人帶進來的。當為數(shù)眾多的孝感鄉(xiāng)民在崇慶州軍屯中聚居日久，出于彼此區(qū)分和自我認同的需要，以“孝感鄉(xiāng)”命名的軍屯就此應運而生并傳播開來。

但在當時，這兩個“孝感鄉(xiāng)”不是當?shù)乜h以下的一個地理單元，只是外來軍戶所帶來的軍屯番號而已。明朝以來，在元朝當年設置“孝感鄉(xiāng)”屯田所在地區(qū)——大柵鎮(zhèn)到街子場一帶地方，開始出現(xiàn)了“崇慶州孝感鄉(xiāng)火燒坡”的地名。這表明，“孝感鄉(xiāng)”已由原來的軍屯番號，逐漸演變?yōu)槌鐟c州下屬的一個地理單元。

是什么原因促使“孝感鄉(xiāng)”發(fā)生由虛到實，即由一個空頭軍屯番號到一個實體地理單位的演變過程呢？陳世松推論，有兩種情況：

第一，因俗而置。鑒于元朝“孝感鄉(xiāng)”軍屯立于此區(qū)，在歷時二三百年的歷史風雨沖刷下，作為軍屯番號的“孝感鄉(xiāng)”，其影響仍持續(xù)存在。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當?shù)鼐用癯鲇趯υ熊娡头柕恼J同，在從眾習俗心理的影響下，一任其舊，故將新設置的這個鄉(xiāng)一級地理單位，直接稱為“孝感鄉(xiāng)”。

第二，移民因素。在大規(guī)模楚人遷川潮流的歷史背景下，注定有不少麻城孝感鄉(xiāng)的移民來到四川，來到崇慶州。隨著聚居此地的孝感鄉(xiāng)民的增多，有可能將原來湖廣省麻城縣下這一地理單元的名稱帶進當?shù)?，從而將其稱之為“孝感鄉(xiāng)”。

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或者是二者的結合，都使得“孝感鄉(xiāng)”這一名稱容易在崇慶州境內找到再次現(xiàn)身的土壤。所以，“孝感鄉(xiāng)”得以在元明兩朝的崇慶州上演了一出跨越時空的活劇，絕不是偶然的。

只是，“孝感鄉(xiāng)”后來經過明末清初的大動亂，當新一輪移民高潮到來之際，它才在歷史風雨的沖刷下，從當?shù)貧v史中湮滅無聞。以至在今天崇州民眾的記憶中，也只能依稀記得祖先是在明清移民運動中，從湖廣“麻城孝感鄉(xiāng)”來到四川的。而對于發(fā)生在元初那段遙遠的歷史插曲，即由元明時代一個軍屯番號演變?yōu)槊鞒囊粋€地理單元名稱，再到消亡得蹤影全無的歷史插曲，則很少有人知悉。

元朝末，麻城人避亂遷徙入川

元朝至正11年（1351），農民起義在中原大地爆發(fā)?；钴S在鄂東、鄂中的西系紅巾軍，迅速在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掀起波瀾，從而推動了楚人遷川潮流的興起。

西系紅巾軍在荊楚的行動，加劇了中部地區(qū)人口的外流趨勢，使得今湖北地區(qū)成為跨區(qū)域移民的中心。

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正好成為推進日后“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跨地域移民活動濫觴的源頭。

至正15年（1355），鄂東紅巾軍自沔陽攻取中興路（今湖北江陵市），占領武昌、漢陽等路，并遷天完政權都城于漢陽。

元朝命令四川行省就近派兵前往鎮(zhèn)壓，襄陽、荊門、峽州、武昌一帶成為兩軍交戰(zhàn)的戰(zhàn)場，由此造成“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數(shù)百里半為墟土”的局面。

至正20年（1360），陳友諒殺徐壽輝，自立為帝，建國號大漢，將戰(zhàn)場下移到江西、安徽境內。鄂東局勢相對安定，成為江西、安徽人避難的最好去處。江西、安徽的許多避難家族，紛紛選擇麻城作為安身立命之地。于是，黃州府及其所屬的麻城，成為當時外來人口聚集的中心。

隨著戰(zhàn)爭的進行，荊楚地區(qū)的民眾，以及最先遷居在江西地區(qū)的民眾，為了躲避戰(zhàn)亂，不得不向外再度遷移，以至出現(xiàn)“民之逃徙者十將八九”的后果。

那些自江西遷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遷往鄰近的德安府，乃至遷往四川及陜西地區(qū)，一般稱之為“麻城過籍”。

環(huán)顧當時楚地四周，唯有四川災亂較少，加之楚蜀兩省相鄰，入蜀之路甚為便利，于是，四川成為這一時期楚人外遷的首選目的地。

由于當時“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南北絕，一羽不通”，水上交通梗阻，陸路交通相對安全，因此，元末以來許多江西入蜀避難的人群，大多避開水路，先過江北上，然后再由鄂東麻城中轉西進，中經“隨棗走廊”轉進至襄陽，再由襄陽西進，最后由巴東進抵四川。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來自長江中下游的人口一度掀起了入蜀避難的高潮。從許多文獻資料看，在元末遷川的外省移民中，以原籍地為湖北黃州、麻城，尤其是孝感鄉(xiāng)一帶的家族為多。

當然，其中也有不少來自河南、江西的避難家族。他們先是到了麻城（孝感鄉(xiāng)）短暫停留，后來為尋找更為安全的地區(qū)，也跟隨加入到楚人遷川的潮流中，進而輾轉來到巴蜀。

如原籍河南固始的曹姓始祖曹文海，“于元至正末攜其子安福，避亂入蜀，初居津境謝圣壩?！痹幽希皬瓦w楚之麻城孝感鄉(xiāng)”的程辛二，在徐壽輝起兵后，“避亂入蜀”，“初寓巴縣雙溪蠻洞口，后遷江津，世居五岔”等，不一而足。

明玉珍據(jù)蜀，帶了大量楚人入川

元至正17年（1357），明玉珍率領紅巾軍乘四川內部防守空虛，溯江而上，進取重慶。進一步鞏固了在四川的統(tǒng)治地位后，至正23年（1363）正月初一，明玉珍自稱皇帝，定都重慶，建國號為大夏，改元天統(tǒng)。

明玉珍入蜀，將一大批楚籍紅巾軍將士直接帶進了四川。明玉珍起兵前，招集鄉(xiāng)兵，部署鄉(xiāng)豪，修柵治城，以圖自保時，“有眾十余萬，眾遂推為屯長?！逼渫捅诘仉S州，參與其中的的部眾和民眾，大多是來自于鄂東的湖廣人。因此，跟隨明玉珍進入四川征戰(zhàn)的將士，也大多來自荊楚。

美國學者羅威廉在《紅雨：一個中國縣城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中說：“明玉珍沿長江帶到西部的部隊（將士），大多數(shù)來自麻城，還有少量來自鄂東北的其他鄰縣?！?/span>

明玉珍即位后，在內政方面，為巴蜀地區(qū)營造了一個短暫的和平安寧局面。首先，軍紀嚴明，所到之處不擾民害民。其次，重視民生經濟，在內部推行休養(yǎng)生息政策，以安輯扶養(yǎng)為急務，以取財用，以圖自保。實行“十取其一”的賦稅制度，并使“農家無力役之征”，使四川境內出現(xiàn)了“幸獲扶養(yǎng)，頗得蘇息”，“方今圖為畫一之規(guī)，與民共享太平之治”的景象。

再次，注重搞好與本土人的關系，采取了一系列興文辦學、恢復科舉、招賢納才的措施。明初學者方孝儒評價說，明玉珍據(jù)蜀“躬行儉約”，“禁侵略，薄稅斂，一方咸賴小康焉?！?/span>

明玉珍入蜀，還將一批隨軍將士的家屬以及鄰里鄉(xiāng)人帶進了四川。明玉珍最初帶兵入川，原本是為了籌集糧食。占領重慶后，有了割據(jù)一方的打算。他從家鄉(xiāng)帶來的子弟兵們，有的當時沒有攜帶家眷，大夏政權建立后，為維系軍心，穩(wěn)固政權，明玉珍在楚地大肆推行招民政策，面向原鄉(xiāng)有組織地招徠、接納了一大批移民，其中包括留居家鄉(xiāng)的將士家屬。

在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權的感召影響下，一批隨軍家屬以及鄰里鄉(xiāng)人在“往依”的名義下，相繼進入四川。這些舉措，開創(chuàng)了有組織遷移楚人入川的先例，使元朝中后期以至元朝以來楚人遷川活動達到高潮。

跟隨明玉珍進入四川的部眾和鄰里鄉(xiāng)人中，有不少黃州、麻城、孝感的民眾。甚至可以說，黃州、麻城、孝感的民眾是其主體。他們進入四川后，被分散安置在各地落業(yè)。

明玉珍據(jù)蜀，造就了一個荊楚人口接近或超過四川土著人口的社會。明玉珍入川前，四川土著有多少人口？目前學界對于元朝中后期四川人口數(shù)量的估計大致是一致的，即在30-40萬人。到大夏政權投降時，人口推測為15萬戶，以每戶5口計，即為75萬人。

如此一來，從理論上說，多出來的30-45萬人，應該就是明玉珍從湖廣帶來的將士及其攜帶家屬，與隨后從荊楚招募而來的移民。從荊楚而來的移民人口，也就接近或超過四川原有的土著人口。

為安置部眾和鄉(xiāng)人，大夏政權采取軍隊就地設屯的方式，并特別設立官田，其管理機構是官莊，在官田里進行耕種的是莊戶。此外，明玉珍還將一些州縣的閑散土地，獎賞給有功將士任意插占，或鼓勵“往依”或招徠的鄉(xiāng)人，前往閑地較多的地區(qū)落業(yè)耕種。

落業(yè)四川的楚民，在明朝取代大夏統(tǒng)治四川后，出于避諱的需要，在追述祖先來歷時，往往恥于炫耀大夏年號和背景，大多采用“避難入蜀”或“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說法。事實上，歷史上的洪武二年，朱元璋的勢力還沒有進入四川。所謂“洪武二年”奉旨填川的說法，真相是奉大夏政權的旨意入川。

這一切表明，在元末四川一些地荒民散的州縣，的確存在著許多追隨明玉珍入蜀的楚民。盡管大夏政權被明朝所取代，但并未影響他們繼續(xù)在當?shù)馗N、生活。如今，不少楚民家族仍世代生活在當年先祖落業(yè)的地方。

華西都市報記者 黃勇 整理

（轉載華西都市報，觀點及版權屬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