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

當我們把目光從《宿曜經(jīng)》移向更早期的其它經(jīng)典，比如《摩登伽經(jīng)》時，便會發(fā)現(xiàn)，所謂的27宿值日，其實是后來才出現(xiàn)的一種“方便法”。

前面說過，吠陀占星學是古印度歷法的來源，時至今日吠陀占星在占星學體系里依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原本的27宿值日，其實是以天文測算為依據(jù)的，即以月亮實際運行所處的白道27宿位置為準；因月亮速度有快慢之分，于是在每個宿當中的停留時間就有長有短，《摩登伽經(jīng)》對此有詳細的記載（說星圖品第五）。

同時，所有的吉兇占卜與宗教祭祀應用，都是以“月離某宿”、“月在某宿”的實際天文觀測為準（觀災祥品第六、明時分別品第七），并非是人為設(shè)定的數(shù)字計日方式。

月行軌跡

所以準確地說，不是27宿“值日”的概念，應當是27宿“當值”，即月亮行至某宿時，這一時間段即由該宿當值，即時間與空間的合一。而27宿值日表，只是由《宿曜經(jīng)》記載所推導出來的一個樣式而已，里面列出的各宿值日時間，把數(shù)字計日方式與27宿硬性綁定，這與實際月行宿度并不符合，即時間與空間彼此脫節(jié)。

《宿曜經(jīng)》開篇第一品，即提出月行宿度與27宿值日之間存在差異，并列舉出所謂的前合（奎婁胃昴畢觜）、并合（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氐房）、隨合（心尾箕斗女虛危室壁）三種類型，但如果用月行宿度去核對，會發(fā)現(xiàn)這三種情況與實際情況并不符合。

同時，《宿曜經(jīng)》當中關(guān)于“七曜凌逼某宿”、“七曜值日月合某宿”等內(nèi)容，皆是以月亮實際運行宿度立論，實際等同于占星的推運法。這也表明，確立本命宿與推運宿都應當以月行宿度為準，倘若以虛星定本命宿，又用實星推運宿，則立論上說不過去。

《宿曜經(jīng)》章節(jié)內(nèi)容的前后矛盾及所言不符之處，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月球略過地球照片（NASA公布）

宿曜占法本質(zhì)上是一套完全依據(jù)天文測算的系統(tǒng)，它出于天然，并不依附于歷法，因為歷法是人為設(shè)定的，某些部分或多或少會與自然天象脫節(jié)，或是加入了某種人文的觀點和立場。而占卜僅僅是宿曜占法的一半，另一半則是由天象衍伸的神格化應用，即各種宗教祭祀和修行法門，因此它是連接天、地、神、人四者之間的一套獨立系統(tǒng)，其作用與價值遠遠不止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這些。

古印度27宿從實際天文測算演變成人為設(shè)定，這一過程中發(fā)生了什么，現(xiàn)在已然很難考證，畢竟印度不像咱們中國，文字統(tǒng)一歷史記錄清晰，但從有關(guān)經(jīng)典的翻譯時間來看，《摩登伽經(jīng)》譯于三國時期（約230年），而最早出現(xiàn)27宿“值日”記載的是《大集經(jīng)·日藏分·星宿品第八》，譯于隋朝（582-589年），兩者間相差三百五十多年。那么是何種原因，導致源于吠陀占星學的27宿占法，從實星觀測變成了虛星指代？

從歷史來看，這350年間，中國經(jīng)歷了三國歸晉，再到南北朝歸隋，中原持續(xù)戰(zhàn)亂，自然會有一些民眾為避戰(zhàn)禍而遠走邊陲。而漢朝就已開通的絲綢之路，自然成為連接中印之間的樞紐，可能有一些通曉中國歷法術(shù)數(shù)之人，在絲綢之路的某處定居，然后通過往來商隊，把一部分中國歷法術(shù)數(shù)知識間接傳播到了印度。

之所以產(chǎn)生這樣的推論，是因為在當時較為先進的古文明中，只有中國注重虛星指代的思維模式，比如干支，比如卦象等。而印度把實星觀測改為虛星指代，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為了便于民間使用，因為天文觀測并非尋常百姓可為，所有古代發(fā)達文明的天文觀測方法，基本掌握在統(tǒng)治者和少數(shù)貴族知識分子階層中，甚至還會嚴格限制民間研究星象；但同時，民間百姓的日常活動和生產(chǎn)勞作又需要一定的指導，需求導致了供給，所以當中國的虛星指代概念傳入印度后，便很可能被在位者借鑒吸收，從而編訂出給民間大眾使用的一種版本。因其方法簡單而固化，很容易被民間接受和傳播，而原本真確的方法，因其操作不易難以普及，自然會逐漸被忽略乃至忘卻。